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无比鸡血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他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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