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暂无
来源：《教育家》 2017年第5期
文 | 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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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其特殊性的。西方的国民教育，除了“学堂”，还有“ 教堂”，也就是说，西方人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与之比较，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宗教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保障体系，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
在传统中国，我们没有教堂，但有“三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读圣贤，祠堂里祭祖宗，中堂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敬天法祖，慕圣希贤，于是，中国人有敬畏，有谦卑，有约束，有追慕，有自己的崇拜对象，有自己的精神皈依和来生的归往，头顶有星空，心中有道德，眼前有方向，脚下有路径。
今天，乡村生活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家庭中的中堂也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三堂中，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语》《孟》，历史不读《史》《汉》。
历史变成大事记，变成冰冷的历史结论，再无感性和性情，我们已经体味不到历史的温度，感受不到历史人物的心跳。而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选入一些古代文章片段，主要也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而不是经典的传授。更糟糕的是，那个叫做《语文》的教材，不再是“书”，而是碎片化的文章选粹。基础教育十二年，我们的孩子用他们一生中最佳的学习时光，用生命去厮磨二十四本《语文》教材，却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孩子们的认知没有了高度，心智没有了成熟，即便是知识，也是碎片化的。这样的学生，也许不失聪明狡黠，甚至城府手腕，却欠缺智慧德行，淳朴涵养。
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即使提倡“人文性”，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因其无统系，单辞碎义，陵杂无序，琐屑丛脞，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
“三堂”中，祠堂和中堂的废毁有其不可抗拒的命运，要其恢复也万无可能。但，学堂之中，教材之内，剔除传统文化经典，实行之初，大欠考虑，是对教育功能理解不全以及对中西方教育不同立足点认识不到所致；而今日若图恢复，亡羊补牢，在教材之中加入传统文化经典，甚至直接以文化经典的学习代替《语文》课程，并无事实之难，仅是观念变革而已。何况如果势在必行，即便很难，也要知难而上，以图攻坚克难，行一步即有一步之功，做一日即有一日之积。岂可日日推诿，旷日持久，以致积重难返，鱼烂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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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两个使命：传承并发展人类文化和传授并发展人类科技。传承并发展人类文化，是教育的第一使命，“以文化人”“ 化成天下”，这是教育最原始、最本质的使命。无论是教育源流时期的孔子的教育，还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科举教育、书院教育，还是西方早期的神学院、现代大学，其基本使命都是文化传承并“ 以文化人”。
使人“ 文化”才是人的教育，而“ 文化”，就是“ 文明其精神”，“ 文明其精神”才是教育的本质使命。今日的中国大学，以“ 专业”构建并以此作为教育的立足点，教人技术和专业，这只是教人“ 手艺”——手上功夫而已。手艺不能说不重要，现代教育也不可以不教“ 手艺”，但绝不可以此为核心，更不可以此为全部。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何为大体？人之为人的精神心灵是也，这是人之本体。何为小体？人之四肢五官是也，这是人之功能。功能当然重要，但本体岂可遽忘？孟子又说：“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伸），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还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人之为人之本体，在于“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教育若只有“手艺”无关“ 心灵”，人将不人。这是教育？这是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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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和文明，这三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教育经由文化而达成文明。教育的目标是文明，是人的文明，是政治（ 制度）的文明，是社会的文明。教育只是一种手段，教育通过文化经典的传承，“以文化人”。“文化”这个词最初是一个动词，就是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来教化人，使人“文化”，也就是文明化，并最终“化成天下”，整个社会按照一种文明的方式来运作。
所以，这三者里，最关键的是：文化。
因为它贯通“ 教育”和“ 文明”。
作为名词的“文化”，其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化经典及其包含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论述。文化经典是教育最重要、最适用、成本最低而效用最高的教育资源。它们是“ 人文教育”的最重要形式和保障。
人文教育必立足而不限于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授。
无文化经典的传授，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人文教育。
从人的角度言，没有人文教育，就不是人的教育。
不是人的教育，就必将教出高学历的野蛮人。“手艺”或许高超，人格其实卑下。
从民族的角度言，没有本民族文化经典的传授，就没有民族文化传承。没有民族文化传承，就不可能有认同民族文化的子孙后代。
没有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子孙后代，民族就涣散为乌合之众，侏儒之群，就不可能国祚永继。
如果我们不否定这一点，那种反对青少年读经的观点就毫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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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为教育资源无可比拟、也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三种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
我们举一个例子，《论语》第一章。《论语》总共20篇，第一篇《学而篇》，总共16则，去掉标点符号，492个字。先看其知识体系。
文化历史知识：
历史人物：孔子、有子、曾子、子贡、子夏。
历史名称：国、君、《诗经》。
文化概念：礼（如果老师稍微延伸一下，讲“ 周礼”，讲“ 三礼”）仁、信、孝、悌、忠、君子、小人、先王……
称谓知识：姓、名、字、号、谥……
语言积累（ 不仅仅是语言知识）：
巧言令色；三省吾身；言而有信；慎终追远；和为贵；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论道，富而好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立道生；使民以时。
还有终身能用的名言警句，诸如：“ 学而时习之”“ 有朋自远方来”“ 人不知而不愠”“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敏于事而慎于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
再看价值体系。
《论语》一书，不外乎讲“三好”：
好人（ 人生），好政治，好社会。
关于做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不知而不愠”“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关于政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关于社会：“ 礼之用，和为贵”。
最后看看经典中的文化体系。任何经典，都属于一种文化体系。比如，《论语》就属于中华文化体系，而《圣经》则属于西方文化体系。
文化经典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文化认同的培养。为什么我们需要“ 文化认同”？从个人角度讲，有文化认同才使人有精神归属感。
从民族角度讲，有文化认同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
一个人的最后安身立命之处就是精神归属感。
一个民族的最后力量就是因文化认同而来的凝聚力。
中国人生活的“中国”，不仅是地域、空间、领土的“物理的中国”，还是天地、祖先和圣贤组成的“伦理的中国”。前者是身体家园，后者是精神家园。有前者，我们可以活着；有后者，我们才能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并且，有后者，才能维系前者。有对后者的自信和珍爱，才能使我们对前者生死以之。真正的爱国者，其实爱的是一国之文化，一国之文明，一国之生活方式，一国之价值伦理。这也是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立论逻辑所在。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历史绵延两千多年的民族。其间分分合合，“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分歧，很正常，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是分了以后要再合起来，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分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合的力量一定是人文的力量。中华民族经过多次的“ 分”，但是，我们也拥有“ 合”这个恒久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对这个文化的认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维护民族统一的最核心的力量不是掌握政权的朝廷，也不是手握武器的军队，而是那些在穷乡僻壤手执竹简或者线装《论语》的“老秀才”。这些人才是一个国家一直凝聚在一起、一个民族一直维护统一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在穷乡僻壤给孩子们教《论语》时，就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文化认同的种子。这是教育曾经显示的力量，这是教育曾经获得的荣光，这也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使命。
最大的国防，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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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2016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影响很大，对读经教育污名化也很严重。但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读经少年郑惟生发表声明：“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部分内容不属实，存在有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负面信息，借此博人眼球，肆意炒作的问题，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被描述为梦碎的少年，其思考问题的高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心智和对人生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了一般在“ 体制内”读书的同龄人，已经反映出读经对他的积极影响。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就一般读书还是作为教育资源，《新京报》这篇反对读经的文章，能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 不读经典，读什么？
b. 不读本民族经典，读什么？
c. 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拒绝读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经典？
所以，我的意见是：就青少年读经而言，王财贵有问题，但那是方法问题；而《新京报》这篇文章反映出的，则是方向问题。
方法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改进；但方向出了问题，那就需要改弦易辙了。
台湾王财贵博士的方法问题，主要在于，从教育的角度言，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一种教育模式，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可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这不仅事关孩子的未来人生选择，还事关国家义务教育法。
第二，不可无其他学科的学习。现代人面对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有现代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职业体系，脱离了这样的体系，一个人无法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
第三，不可脱离家庭环境。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可或缺，已经是一个教育的基本常识。
第四，不可没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相似的学习经历，使得他们将来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话语对象话语方式；甚至，话语本身也需要相同：相同的教育会给大家相同的话语体系，只有理解并熟练使用这样的体系，对话才是通畅而融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说某人局局于自辩如同“ 祥林嫂”时，共同读过鲁迅的人会心领神会；而一个自绝于一般人读书经历的人，则可能一头雾水——话语体系把他隔绝了。
还有，王财贵提倡无须理解的诵读。其实，就读经本身而言，不加讲解的机械记诵，没有进入学习者的情感和认知，对一个人精神的塑造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且，即使从记忆的角度上讲，机械的记忆也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王财贵先生对以上五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意识和警惕？
我觉得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他很无奈：现行教育体系拒绝经典学习，也拒绝他的建议和示范，无法实现教育的最核心的最原始的功能。于是，他只能另立一套孤悬的体系，自己去做。在废除读经几十年以后，要找出一个能教小学生疏通经典的中小学教师，也很不容易，于是，他只能要求不求甚解的“ 诵读”。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使之能够承担和实现教育的核心功能，而不是谴责王财贵，对先行者求全责备，对不堪的现状则委曲求全。
6
基于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实现路径，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必须全国统一编写，这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
而语文教材的编写，必须体现以下三个要求：
首先，必须体现民族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其次，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以此培养纯正、良好的语感，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
再其次，总量适中，能在义务教育的九年之内，最多在基础教育的十二年之内，让受教育者打下根基，获得相应的素质，获得国民所需的基本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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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基本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并非为了一些精英人士，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教育“ 标配”。
何况，我们还要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一些人成长为未来精英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教育六问》一书的最后，我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但是，如果基础教育彻底断绝了大师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教育是可怕的。
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侏儒之群。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精英为旨归，但是，如果基础教育不能为精英的成长奠定文化基础，这种教育是可悲的。
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奴隶之邦。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杰出个人为培养目标，但是，假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掐灭了受教育者“ 成就杰出”的理想，这样的教育是残忍的，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沦为平庸之辈。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道德人格为全部，但是，假如教育没有了道德人格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培训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这样的教育是下流的，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小人之薮。
教育，为了“ 造福”，为受教育者，为全人类。
教育，决不可“ 造孽”，古人讲“ 误人子弟”，就是“ 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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