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02 17:12:28) 范宁
《水浒传》流传数百年,明清两代不断地刻印,不仅国内,而且在国外像英、法、日、德、苏等国都有译本。这部小说的各种版本现在保存在国内外的还很多,对这些版本之间的真实关系,目前各家说法不同,没有弄清楚。这里,我打算通过版本源流的论证,解决郭勋及其门客是否编写过《水浒》,和现存《水浒传》李卓吾的两个批本,孰真孰伪的问题。
一、从容与堂刻本说起
北京图书馆藏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一百卷一百回,版心下有“容与堂藏板”五个小字,故世称容与堂本。这个本子刻于何年何月,没有记载,亦不著编撰者姓名。唯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另一种容与堂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有这个版本的残卷),前面都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和末题“庚戌仲夏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庚戌应是万历三十八年,而北京图书馆藏本刻印时间还要早些,故有人推测约刻于万历三十年前后。又由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类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与这个刻本作百卷相合,有人就推断这书编撰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后来有的本子作施耐庵,有的本子作罗贯中,说法不一。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容与堂本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文字上有些异同。如卷一范仲淹越班启奏说:“目今天灾盛行,生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缧绁”文库本作“死亡”。又同卷“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文库本挖去“养”字。“违别圣旨”文库本作“违慢圣旨”,这里显然是文库本挖改的。因为作“缧绁”、“供养”、“违别”,从上下文意义连贯看来,都不十分恰当,有的还很别扭。改作“死亡”、“供口”、“违慢”就通顺多了。尤其是“丹诏”,“供”起来是可以的,怎么能“养”呢?所以挖去后,没有添加
字,空了下来,这就充分证明空格是在原有刻板上挖改,而留下来的挖改痕迹。
北京图书馆藏的容与堂本,印刷虽然比内阁文库藏本早些,但也不是初印本。我们翻开三十六卷(回)第五页就可发现有挖板。如“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由你们口口商量。”“你们”下空白二格。冠有天都外臣序石渠阁补刊本作“由你们怎地商量”。可见原有“怎地”二字被挖去。又“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口口十骑马跟着”。这里石渠阁补刊本作“后面数十骑马跟着”,是“后”下应有“面数”二字被挖去。内阁文库本在这地方补刻“带数”二字,这就证明所空二格是有意挖去的。事情还不只此,不仅是挖去留空白,而且有挖补。如卷二十一(回)“宋江听了公厅两字,怒气(直起)”,“直起”两字并挤在一格。石渠阁补刊本只作“怒气起”,无“直”字,可见“直”字乃挖后添补上去的。文库本此处挖改作“怒气直冲起来”,添加的字就更多了。又卷二十三(回)“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石渠阁补刊本无“只”字,这“只”字也是挖补的,所以挤在一格。
容与堂刻本和冠有天都外臣序刻本(即石渠阁补刊本)这两个刻本谁先谁后,现在一般都认为有天都外臣序本早,因为序末署有“万历己丑孟冬”的年月,“万历己丑”乃万历十七年,比文库藏容与堂本上的孙朴书写年月早得多,所以被认为今天能见到的《水浒传》最完全而又最早的版本。但是王古鲁说这个序言不是原刻本上有的,而是康熙时石渠阁补刻放进去的。王古鲁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沈德符《野获编》卷五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这就是说,天都外臣的《序》乃放在郭勋本前面的。郭勋本的特点有二:一是“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另一是“移置阎婆事”。所谓“致语”可以是一段小故事,也可以是一首或几首诗词,这在宋元话本中常见。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冠有天都外臣序的石渠阁补刊本,既未去每回开头的诗词,也未移置阎婆事,自然不是郭勋本。王古鲁说那篇天都外臣序不是这个本子上的,是从别的版本上移过来的,他还
只是从板刻形式辨认,没有发现石渠阁补刊的《水浒传》根本就没有经过郭勋的修改。李宗侗(玄伯)在他排印的《百回本水浒》前言中说:“族侄兴秋在小摊上买了一部《忠义水浒传》,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李玄伯认为他所得到的刻本乃郭勋刻本,而把郭勋错成郭英。李玄伯这个本子,今已散失,不可得见,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前有大涤余人叙的两个残本。其中一种的图像正如李玄伯所说。而这个本子每回开头的诗词都删掉了,阎婆事亦已移改,和传说中的郭勋本相同,也和天都外臣序中所说“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的说法符合。不过这个刻本不是郭勋原刻本,而是后来的翻刻本。
石渠阁补刻本上那篇天都外臣的序言,是从别的本子上移来的,这个刻本既不是郭勋本,而刻印年代也就成了问题。但这个本子和容与堂本同出一个底本是可以断定的。至于刻印先后或同时,就不易定了。就容与堂本有李卓吾批语,这个本子上没有,说明它们不是一个版本,不过除开批语外,其他字句几乎全同。多数错字都错成一样。如卷六“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拆背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这“拆背”二字,内阁文库、四知馆本,以及杨定见百二十回本均作“拆臂”,似较两本作“拆背”为好。又卷八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的脚用开水烫伤了,痛得走不动时,两本都说:“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这实际上把原意弄反了,应是“走不动了”,不是“正走动了”,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看看
走不动了”,杨定见百二十回本作“看看正走不动了”,方与上下文意贯串。又如卷十七(回),两本都有这样一句话说:“何清笑道:直等哥哥临危之际,兄弟却来道理有个救他。”实在不通,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兄弟却有个道理来救他”,方才通顺。又卷二十四(回):“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到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的这样人。”这里容与堂本和石渠阁补刊本都作“道话”,对照内阁文库藏本看,方知是“过活”二字之误。以上各点都是两本错成一样,正说明它们出于同一个底本。
石渠阁补刻本和容与堂本的字句基本一样,而且错字也错得相同,
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版本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还有各自的误刻和修改。如卷三十七(回),石渠阁补刻本说:“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容与堂本误作“一行人都送到到浔江边。”又如卷四十三(回),石渠阁补刻本“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容与堂本“里正”错成“李正”。又卷十二(回)“王伦道:你莫不是绰号唤青面兽的?”石渠阁补刻本误作“你莫是绰号唤青面兽的?”这里说明它们采用的底本虽然相同,但刻时还不免各自产生错误。此外,石渠阁补刻本有的地方还多出一些字句,如卷十一,“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云里金刚”、“绰名豹子头”,这些都是容与堂本没有的。
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卷四十五(回)都有这样的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案“潘驴邓小闲”见卷二十四。以五回为一卷,从四十五回向上推十五回为三十卷(回),跟二十四卷(回)接近,约略言之,把它说成上三卷,勉强也可以。这也就是说,这两个百回百卷本的底本可能是五回一卷的二十卷本,而二十卷本和百卷本的内容文字并无差别,只是分卷多少不同而已。
说二十卷本和百卷本文字无差别,还可以现存的所谓嘉靖刻本的残留五回半作证。这五回半的文字和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除开刻时个别错字不同外,其余字句全部一样。它们错字有时也错得相同,如五十四回说:“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德胜回梁山泊。”嘉靖本、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均作“德胜”,错了。当依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得胜”。自然,内阁文库藏本错改的地方也有,如五十五回“宋江却又陪话,再三枚举。”因不懂“枚举”是器重、挽留的意思,改为“劝谕”。
《水浒传》刻本以嘉靖刻本、容与堂刻本、石渠阁补刻本文字最完整,可能接近原作。三个本子字句完全相同,只是刻印时各本错字多少不一样。这三个刻本虽然先后时间不同,但无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版本。容与堂的挖改本即内阁文库藏本,改动较大,后来钟伯敬批的四知馆本即以这个本子为底本翻刻的。举个例子说明吧,卷九十四,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刻本这样写:“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
此伤恼。”内阁文库藏本改“恼”为“悼”,四知馆本也作“悼”。又容与堂本九十三卷:“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其计不階了。”石渠阁补刻本“陪”作“偕”。而内阁文库藏本作“谐”,四知馆本也作“谐”。当然,四知馆本个别地方也有改动,如第一回“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四知馆本改“要”为“若欲”二字,就是一例。
总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水浒传》版本,除所谓嘉靖刻的残本,清康熙时石渠阁的补刊本外,容与堂本是最完整的早期刻本。
二、所谓郭勋刻本
据嘉靖时《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有材料证明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和《续录鬼簿》编者贾仲明是好友。至于施耐庵,明惠康野叟《识馀》卷一说:“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竞不可考。”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误把施耐庵说 成施君美。乾隆时人编撰《宝敦楼传奇汇考目》袭徐氏误说谓施耐庵即施惠,而吴梅竞称《水浒传》作者为施惠。但《录鬼簿》上那个施惠并无耐庵其号,也没有说他写过《水浒传》。此外有人说施耐庵乃江苏白驹镇的施彦端,是白驹镇施家的始祖。施氏族谱在
施彦端名字旁边注明字耐庵,施家祠堂木主也把他们始祖写成施耐庵。传说他写过《江湖豪客传》,有人说它就是《水浒传》,尚须进一步探讨。
《水浒传》这部小说编撰于元末明初,但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嘉靖以前只有抄本,抄时修修改改总是难免的。我国文学创作史上有个特殊现象,通俗小说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的文字不同,就是很好的例证。《水浒传》没有刻本以前如何被修改,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第一个被指名道姓的修改者是郭勋。钱希言《戏瑕》卷一《水浒传》下说:“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钱氏认为郭刻本并非善本,而有人称为善本,这大概指的是沈德符。《野获编》曾说万历时新安所刻《水浒》善本就是翻刻
郭勋本的。新安刻本前面有汪太函(道昆)万历十七年托名天都外臣所写的序,自然不是嘉靖时武定版了。沈德符所说这个万历版,当即李玄伯的那个大涤余人序本。鲁迅曾经写信给胡适,谈到李玄伯所购的《水浒传》,是一个残本。后来李玄伯排印出来的《百回本水浒》却是完整的百回。这是李玄伯作伪,他把百二十回本拿来拼凑搭配的。其实,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翻刻郭勋本。由于这个本子一般人不易看到,以致没有人发现李玄伯弄虚作假。
现存号称郭勋刻本有三种:一是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所谓嘉靖本;二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前面冠有天都外臣序本;三是李玄伯排印的《百回本水浒》。这三个本子我认为都不是郭勋刻本。郭勋刻本的两个特点,一是削去致语,二是移置阎婆事。王古鲁曾经论证所谓致语即话本中的每篇开头的诗词,这是可信的。阎婆事即王婆为宋江撮合与阎婆惜结为夫妇事。这个事容与堂本放在二十一回即刘唐下书以后,所谓郭勋移置问题,即把这件事移到二十回刘唐下书之前。什么是郭勋刻本?只要检查一下那个本子和这两点符合,一下就解决了。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是残本,前面诗词并未删掉,也就是说没有削去致语。但阎婆事是否移置,因这两回散失,无法复核。不过郑藏本是一个二十卷本。二十卷本《水浒》今虽不见全本,但我曾考察《水浒志传评林》,发现《评林》是从二十卷本删节而成。《评林》叙阎婆惜与宋江结亲在刘唐下书后,和容与堂本同,于此可以窥见二十卷本是没有移置阎婆事的。这就是说郑藏二十卷残本并未把阎宋结亲移到刘唐下书之前。郑藏本既然没有所传郭勋刻本两个特点,自然就不是郭勋刻本了。至于北图冠有天都外臣序本,序称“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而这个石渠阁补刻本每回开头的诗词俱在,并未削去。不仅此也,查书中二十回和二十一回的阎婆事亦未移动,所以这个石渠阁补刻本不能是郭勋刻本或翻刻本。而那篇天都外臣序是康熙时补刻者从别的版本中移置过来的,不是这个本子上原有的。再谈李玄伯那个《百回本水浒》吧,李玄伯的本子前面诗词都删掉了,阎婆事也已移置,和郭勋本两个特色相符合,似乎是郭勋本了。但是事实不然,这个本子是用大涤余人序本残册与百二十回本拼凑而成,
以至有人误认这个本子是删割百二十回的田虎王庆故事而冒充古本行世。李玄伯排印本是冒牌货,最明显的是四十二回那首诗。诗说:“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是所有百回本连芥子园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残册大涤余人序本都如此,只有袁无涯刻的百二十回本,才改为“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因百二十回本增加田虎、王庆,不只两处,故改为几处。李玄伯本乃百回,没有田虎、王庆故事,却也改“两处”为“几处”,而整首诗和百二十回本相同,显然不是大涤余人序本所有,而是割取百二十回本而拼凑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处可以证明李玄伯本不是真正大涤余人序本,而是一个拼凑本,这就是二十五回那首“恋色迷花不肯休”诗,芥子园本第二句作“虔婆淫妇心头毒”,而百二十回本作“谁知武二刀头毒”。李玄伯排印本同于百二十回本而与芥子园百回本不同,也说明李氏排印本是大涤
余人序本和袁无涯刻百二十本的混合本。我们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李玄伯用以拼凑的百二十回本,还不是袁无涯的原刻本,而是郁郁堂的翻刻本。证据就在七十九回,有一句“认旗上写的分明”,袁无涯原刻本错成“诏旗”,郁郁堂本改作“号旗”,而李玄伯排印本也作“号旗”,这就露出老底来。还可补一个例子,芥子园刊本、袁无涯原刊本有一句“极坚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而郁郁堂本改作“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李氏排本同郁郁堂本。
如上所言,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所谓嘉靖本,书前冠有天都外臣序的石渠阁补刻本,李玄伯排印的《百回本水浒》本,都不是郭勋删改本。真正的郭勋本,是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这个本子删去了每回前面的诗词,也移置了阎婆事,同时还删改了其中一些诗词和文句。同时翻刻人做了一件坏事,他胡乱地加上“李卓吾批评”字样,骗了许多人。杨定见和袁无涯是以郭勋删改本为底本,增加田虎王庆故事而成为百二十回的,这就是百二十回本的文字基本同于大涤余人序本即郭勋本,而不同于容与堂等本的原因。当然,杨定见并不是完全照抄大涤余人序本的文字,个别地方也有改动,如九十九回(杨定见本百十九回)讲到李俊下半生时,芥子园本有诗一首说:“幼辞父母去
乡邦,铁马金戈入战场。截发为绳穿断甲,扯旗作带裹金枪,……四海太平无事业,青铜愁见鬓如霜。”百二十回本去掉了这首诗而另换上一首“知机君子事,明哲迈夷伦。……”表示他对李俊的新评价。
这里附带谈谈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卓吾的两个评本的批语真伪问题。一百二十回本和容与堂本都有所谓李卓吾批语。而两本批语文字差异很大。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水浒》研究者意见尚未统一。现在我们既弄清楚了百二十回本是以大涤余人序本为底本,不仅正文语句相同,就连批语也是一样的。一百二十回的批语,大部分是过录大涤余人的。大涤余人的序上说“故特评此传行世”,可见这个本子上的评语是大涤余人写的。由于刻书人胡乱在书上加标“李卓吾批评”,以致有人误认为是李卓吾的。杨定见一面转抄了这些批语,一面增加和改写了一些批语,又不作声明,鱼目混珠,以致引起争论。现在事情弄清楚了,争论就可以休矣。
三、也谈繁本简本问题
有一批比郭勋还要删改得更多的《水浒传》的版本,这些本子除开删改外,还增加田虎、王庆的故事,大都刻印于福建,有的自称京本,是书估为了谋利而搞的。由于文字简略,世称“简本”。而把没有遭到这些书商删削的本子叫做“繁本”,名称不一定很妥当,叫顺口了,就这样办吧。
关于简本,郑振铎先生认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简本,日本国人大内田三郎《水浒版本考》也主张百十五回本早,并称百十五回本是从繁本《水浒全传》脱胎出来的。但巴黎藏的残本仅存增插的王庆故事部分,和繁本无法比较,先后问题很难说,因此又有人认为《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最早。最近上海图书馆发现《京本忠义传》两张残页,又有人说这个残本最早。由于残缺不全,而且各个简本都是直接从繁本删节的,各人删改不同,简本与简本之间的关系,不容易清理出头绪,判断先后,存在一定困难,这方面的问题,不打算多谈了。现就《水浒志传评林》和繁本《水浒》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探索。《评林》出于繁本,不少人已经指出过,我这里想进一步找找它出于哪种繁本。
前面我说过,《评林》是从一个二十卷本删节的,详情没有谈,现在具体说一说。把《评林》各卷内容,分卷分回起讫,和繁本(容与堂本和石渠阁补刊本)各回内容起讫对比,可以看出繁本第一回至五回,在《评林》为第一卷,第六回至九回在《评林》为第二卷(这是因为《评林》将七八回合并的缘故),第十回至第十四回为第三卷,第十五回至十九回为第四卷,第二十回至二十四回为第五卷,第二十五回至二十九回为第六卷,
三十回至三十五回为第七卷(这里《评林》将三十四回和三十五回合并为一回),三十六回至四十回为第八卷,四十一回至四十五回为第九卷,四十六回至五十回为第十卷,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为第十一卷,五十六回至六十回为第十二卷,六十一回至六十五回为第十三卷,六十六回至七十一回为第十四卷(因《评林》将六十七回六十八回合并为一回),七十二回至七十八回为第十五卷(因《评林》将七十二回七十三回合并为一回、七十四回七十五回两回合并为一回),七十九回至八十二回为第十六卷(因八十一回,《评林》分为两回),八十三回至八十七回为第十七卷,八十八回至九十一回为第十八卷(原第十八卷下及第二十三卷上),九十二回至九十五回为第十九卷(原卷二十四),九十六回至一百回为第二十卷(原卷二十五)。这中间出于《评林》增插田、王二传,即把田、王二传插入九十回中,成为《评林》十八卷下、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下,共五卷。《评林》全书二十五卷,去掉五卷,恰为二十卷。这二十卷和百卷百回本文字全合,所以我们说《评林》底本是二十卷本,即二十卷百回本。《评林》乃就二十卷百回本增插田、王故事,还可以从它把田、王故事插入征辽和征方腊中间,为了照应,在征方腊的将领中,生硬地加进一些收服田、王的降将名字。如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刻本第一百回并说:“只有朱同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评林》去掉“在保定府管军有功”九字,加入“唐斌、崔埜”四字,这样一来,原本一个节度使就变成三个了。这里证明这位改动者实在不高明。此外五十一回,《评林》本不标明回数,只写卷十一,而与所谓嘉靖本此处作卷十一正合。嘉靖本是二十卷本,故《评林》
自然是二十卷本了。
这样看来,《评林》虽然没有像巴黎国家图书馆那个藏本标明“插增田虎王庆”字样,而实际上是有插增的。所以这个本子是一较早的简本,它保留下来了许多从繁本到简本的痕迹,在许多简本之中,一百十五回本也值得提一提。百十五回本有许多地方和《评林》相同,两本虽然没有直接抄袭的关系,但可能参考过,尤其是第一回,两本的文句几乎全部相同。但往后看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地方很多。百十五回本第二回“每日演习武艺不题,且说史公公年高……已毕。”这在《评林》中仅有“每日演习武艺”六字,没有“不题”以下五十多字。百十五回本第十三回“吴用日:此事却好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好”,在《评林》本,于“却好”“须得”之问,插入“只是……不得”二十八字。又百十五回本第三十八回“李俊、张顺同三阮守护船只,只见城里来的官军约有五六千军马,都把住了路,花荣只怕李逵有失。”《评林》第三十六回作“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齐船只就江边看时,约有五七千军马杀奔前来,李逵当先轮双板斧斫将入去,花荣只怕李逵失手。”两本文字互有出入。又百十五回本第六十一回“却说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打北京,救取卢俊义……就忠义堂上传令。”《评林》本作“吴用对宋江曰:‘幸兄长无事,又得太医在寨中,此是万幸,兄长卧病。”’文字完全不同。百十五回本第七十八回“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班中走出太尉宿元景,方始归降。”《评林》本仅作“四个贼臣定计,奏将归降。”又百十五回本第八十九回“却说城中沙仲文对良仁日:若得一人杀出……只见小校引魏州军士来见”一大段文字,在《评林》中仅“一面交小校引魏州军士来见”十二字。从上面看来,百十五回本与《评林》本字句不同,详略互异,说明两个本子没有前后继承关系,也就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这从回目合并中也可以看出来。《评林》把繁本八、九两回合成一回,百十五回本未合并,《评林》把繁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四十八回合并成一回,百十五回本四十六回仍有,只将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回合并成一回。我们如果把百十五回本第三十八回,《评林》三十六回和繁本第四十二回对照着看,就会发现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删改,取舍不同。有一件
事值得注意,即《评林》本有余仰止的诗,在百十五回本大部分没有,但有一处(三十七回)在容与堂等本都没有,只有《评林》本有,说的是“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有诗为证‘泼妇淫心不可提’云云”,而百十五回本把余仰止改作“又李卓吾先生诗”云云。查署名李批《水浒》的各种版本都没有这首诗,百十五回本的删改者,不知何据?不过二刻《英雄谱》也有这首诗,作李贽,也就是李卓吾。如果这里是百十五回本修改者有意把余仰止的诗改作李卓吾,而二刻《英雄谱》又加以转抄,那么它们成书年代就要晚于《评林》本了。百十五回本还有一处,即九十四回说“有诗赞道:‘河北清宁伟绩成’云云”,此诗《评林》作“后余宗先生有诗八句赞道”云云,二刻《英雄谱》也作“后人有诗八句赞曰”云云,这地方证明二刻《英雄谱》和百十五回本的关系,同时也表明百十五回本晚出于《评林》本。
总之,我认为《水浒传》今存版本中,郑振铎收藏的二十卷本的残册五回,刻印较早,但这本子不是郭勋改本,它和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刊本是同一个系统的本子。容与堂后来又印了一个挖补修改本,这个挖改本是后来四知馆刻本的底本。这是《水浒》版本演变的一条主线。另外嘉靖时郭勋以二十卷为底本,略加修改,即所谓郭勋刻本。万历年间大涤余人翻刻郭勋本,前有天都外臣序。明末清初芥子园又翻刻大涤余人序本,并加上“李卓吾批评”字样。“五四”后李玄伯以大涤余人序残本配搭上百二十回本,伪称古本,也属于这个系统。杨定见以大涤余人序本为基础,加上田虎王庆故事,并修订改写,成为今天流行的百二十回本。杨定见把简本中的田虎王庆故事纳入百回繁本中,这在九十回把皇甫端和他的朋友许贯中的故事改为燕青遇故,十分明显,明眼人一看便知。金圣叹的七十五回本是腰斩百二十回本的结果,所谓古本者,纯属欺人之谈。以繁本为底本,插入田虎王庆故事而成各种简本,应以《水浒志传评林》为最早,其他简本都要靠后一些。至于日本无穷会收藏的一个百回不分卷的《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御书屏上四大寇的名字没有田虎王庆,作蓟北辽国,与杨定见《全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所说“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
之法”的那个本子,有人误解这句话,认为“征辽”乃郭勋所加写的。其实错了,杨定见这几句话就是芥子园本七十二回御书屏四大寇上方的眉批,意思是说有一个本子把御书屏上四大寇的名字去掉了王庆、田虎,这样虽然和百回本中没有田虎、王庆故事,互相配合照应,但这样改动只是“小家照应之法”。杨定见的话本来很 清楚,由于这些版本不容易见到,以致有人发生误解。还有人在这个误解的情况下更进一步说整个《水浒传》是郭勋或郭勋门客所写,这就离开事实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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