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了“青年学”学科的核心概念、构建 等的 体系，并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审视问题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年龄视角是一种审视“成年-青年”权力关 系的重要工具，以此来梳理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对青年年龄的规定性，可以得 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无论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对青年年龄的规
定性主要是基于其功能性的社会属性——将青年视为家 现为成年权力、成年主导。第二，
命的延续或家庭未来的希望以及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后备力量，而较少考虑青年的主体性，表
年社会实践中出现了青年权力的彰显：在家庭领域，青年主动建构对自身年龄的文化定位，并反向传递给父母和社会； 在公共领域，青年逐渐掌握了网络空间的社会权力，并在文化领域、知识经济领
等创 “ 良性互动。性”“创新性”“择性”等积极的年 色意义。在社会年龄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青年与成年的权力关系，将更利于青年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
!关键词】社会年龄青年年龄代际平等“成年一青年”权力关系20 80年代青年学初
的界定
，学者 意 ，青年不仅仅是一个与年龄相关的个体%因，当
阶段,更是一个与社会其他群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 教科书、
和研究成果对青年 用了“过渡理论”：即青年是处于 年向成年过渡当中的家理年龄范围一个年龄群体，是个体从不成熟 成熟的一个重要年龄阶段％完成学业、 庭、 及拥 已的 ，是成熟的重要标识⑴％ 种用社会 的定义 指 某些社会已经
年龄的社会属性％国 研究者也指出，同 是7-15 的 理年龄，在古代和 立劳动，是成人;但在现代社会中可能 是，两者间虽理年龄相同但没有可比性％因他 应当用、、、等社会
龄分类的重要 [2] %作为年收稿日期：2020 -01 -05作者简介： \"中央团校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问题、校园暴力与欺凌等％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财政专项课题“青年学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编号:QYZXZDKT201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7・一、社会年龄的概念与视角本文用“社会年龄”这一概念来指代和突出年龄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即年龄不仅仅表征着
生物成熟的过程,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韦恩（Johanna Wyn）等认为，尽管每一个人的生命期限 可以根据其流逝的时间“客观地”进行测量,但是对生命阶段的文化理解赋予了成长和成熟过
程以社会意义。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提供了文化意义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框架％因此,应当将
青年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过程的相对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年龄以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方式被社 会建构、制度化和控制［3］%（一） “社会年龄”的含义“社会年龄”这一概念最初用来指代个体的社会化程度（或者说社会成熟度），与生理年龄、
心理年龄等概念相并列,还有学者提出“社会年龄测量”的概念％ 1985年，比伦（Birren J. E）等 将个体社会化程度与社会期待结合起来，指出社会年龄是一个人“相对于他所处社会的其他年 龄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习惯”，即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特定社会或文化对他所在 生命阶段的期望的行为⑷。比伦的定义强调的是个体层面上与年龄相适应的社会角色与行为,
并进一步指出社会角色和行为隐含了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期待及其制度性规定。比伦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年龄的社会属性，即社会对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有不同的
期待;但不足之处是没有揭示这种社会期待背后的权力关系,即谁在制定社会期待，又如何将这 一期待变成社会的准则。因此,对社会年龄的定义应当超越个体层面去审视年龄所蕴含的社会
意义及隐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因此，本文将社会年龄定义为社会对年龄特征、含义和差异的 建构。社会年龄的定义包含了社会文化形成的对不同年龄类别差异的理解以及属于童年、青
年、成年、老年等社会类别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也包含了个体对年龄背后社会期待与要求意
涵的遵从、修改及认同。（二） “社会年龄”概念的意义一直以来,“父权制”作为成年与青年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基础,是社会主导或支配青年价值
取向的理论基石。韦伯将“父权制”解释为男性通过其在家庭内的家长地位来统治社会的管理 体系,这种控制既包括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也包括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支配［5］。随着社会 发展和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率先对父权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建构了“社会性别”的概
念体系；同样,青年主体性意识和权力的增长也要求重新审视父权制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建
构“社会年龄”的概念体系可以对青年与成年权力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社会年龄”的概念具有
以下三方面的意义。其一,确立了“青年学”学科的核心概念％正如“社会性别”对于女性学的意义一样，“社会 年龄”对青年学科也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青年学的核心概念。青年学是以青年积极全面发展 与健康成长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⑷，那么，以社会年龄所揭示的“成年一青年”关系为逻
辑起点，根据不同的权力关系，青年的发生发展可以分为“过渡理论”（成年主导青年）、“选择理
论”（青年主导成年）和“互构论”（成年与青年相互作用）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理
论指导下青年与社会、青年与成年、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二,构建了代际平等的话语体系。虽然社会一直在强调要“以青年为本”“青年优先发
展”等理念，但社会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相关人手中，是在“成人优势”和青年社会化的语境之
下来探讨青年的发展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以青年为本”等话语也是成人提出的。因此，青 年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于问题视角,即源于成人优势的社会权力结构。而社会年龄是一
• 28 -个价值中立的概念，它更强调代际平等，既不否认“成人优势”和青年社会化，同时也承认“青年 优势”和社会青年化，强调青年的资源意义和可能性、创新性,是真正体现“以青年为本”的姿态
和立场，也更有助于青年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其三,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审视问题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年龄”强调年龄的社会属性及年 龄平等的话语体系，既可成为童年社会学、老年学等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又可以为社会学、
教育学等学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教育学中知识体系的成人话语霸权分析、学校生活对青年
过渡或选择的忽视、国家教育目的设置中青年本位的缺失等相关领域,都值得在“社会年龄”视
角下深入探讨;社会学中，对年龄不平等的研究之前也有，如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青椒”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青年失业问题研究等，今后在“社会年龄”视角下研究领域可以继续扩大并 逐渐形成理论派别,包括与年龄相关的职场欺凌、收入不平等、青年处境不利者的社会排斥等
领域。（三）“社会年龄”的视角社会年龄的视角,一方面是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承认每个年龄群体都有生理上的差异，
但更多的差异是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成年人强加于该群体之上、为该年龄群体所贴的“标
签”，彰显的是成年优势的权力地位,如青年的“不成熟性”“过渡性”等。事实上,青年正在发展 的生理特征和人生历程阶段也可以被解读为更多的选择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只有抽离了
成年社会对年龄的角色标签，不预设哪个年龄群体更占优势,谁对谁起主导作用;并且承认每个
年龄类别都有其自身优势，才能在代际平等的基础上探讨青年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另一方
面,社会年龄的视角也是一种优势视角，为我们关注和解读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青年价值观 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思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家庭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作为发展性的主
体,青年对自身权力的诉求日渐增强,与父母、社会等成年社会的角色要求之间形成了张力。面 对青年的新选择和新行为方式，我们不能仅将其解释为“不成熟”或“叛逆”，而应当将其视为青
年主体性的体现。因此，社会年龄的视角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视角，在实践中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或青 年自身）对青年年龄内涵的规定性是什么，具体表现为对青年的角色定位与社会期待;二是特
定的社会过程，即这种年龄规定性如何内化给青年（或社会），并让其接受这种年龄认同；三是 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最终揭示青年与成年的权力关系。因此,本文从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方
面分别考察成年社会对青年年龄的规定性与社会过程。二、家庭领域中青年年龄的规定性及变迁家庭领域中青年与父母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权力关系，父母承担着对青年年龄进行规定
性的重要使命，并通过制度化的家规家训、非制度化的父母期待等形式传递给青年，以形成青年
对年龄内涵的认同。在不同时代，青年年龄的规定性不同，青年与父母的权力关系也不同。（一）传统社会家庭领域中年轻人①的年龄角色定位与社会化过程在父权制的传统社会中，父母掌握着对年轻子女的绝对权力，他们将子女的角色首先定位
为依附性的，即年轻子女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这种依附关系不仅表现在生活和经济上，还表现
在精神上的顺从，包括教育、婚姻、生育、职业选择等人生大事都必须听从父母或家族的安排。①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是近代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产物，而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青年”参与族 类“青春化”的进化轨迹。本文并不打算参与这一讨论，而是用“年轻人”这个概念指代传统社会具备了一定的生理基础但 尚未达到社会要求的成人资格标准的年龄群体。• 29 -国外研究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如哈尔克劳（Sian E. Halcrow）等通过还原古代丧葬仪式,发现小 孩和年轻人的坟墓状态没有体现出年龄的特殊性，完全取决于家庭财产、家庭地位。因此得出 结论:传统社会没有年龄意义，年轻子女只是家庭附属品切%其次，父权制社会强调子女对家庭
繁衍的重要使命，将子女视为家族或父母生命的延续,必须承担起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延续
性”任务％在传统社会中，年轻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补充到成人队伍中来％最后， 传统社会强调年轻人的不成熟性，有很多古话谚语都表明传统社会对年轻人不成熟特征的评
价，比如“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少年木匠老郎中” “没有不冒烟的火焰,没有无过失的青年”等%
综合起来，传统社会家庭对年轻人的角色定位是依附于父母的、思想行为各方面都不成熟的、未
来家族的继承者和延续者％这种角色定位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家规家训来实现的％笔者根据2015年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的专题“中国传统中的家规”⑻，整理和分析了这15个中国历史上比较
有名的家规家训，包括浙江钱氏家训、朱子家训、裴氏家训、客家家训等，将传统社会对年轻人的
制度性规定归纳整理如下:一是通过等级制度和家族伦理确立长者对年轻人一切事物的管辖
权,包括教育权、婚姻权等％如“人生百行，孝顺为先% ”（山西闻喜县裴氏家训）“长幼内外，宜辞 严法肃%”（江苏昆山朱子家训）“尊卑次序谨严%”（浙江临安钱氏家训）等％二是强化学而优则
仕的“仕文化”，强调家国一体,强化“去小我、为大我”的观念。如“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
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江苏昆山朱子家训）“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
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福建龙岩永定客家家训）“良臣循吏，岂伊异 人，国计民生，胥关分内”（江西义门陈氏家训）等％三是强调年轻时期是一个积累和过渡的时 期，必须慎行、吃苦,15个家训无一例外都涉及对年轻人不良行为的告诫以及“勤俭持家”这两 方面％如，“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福建林则徐家
训）“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安徽绩溪章氏家训）等；以 及“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福建龙岩永定的客家家训）“持家不可不勤俭也%”（陕西
汉阴沈氏家训）“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秃惰奢靡,祸害无边%”（山西闻喜县裴氏家训），等等％可见，传统社会的家规家训采用“去青年化”的方式来界定年轻人的年龄内涵和角色定位,
如对不良行为予以否定,对家族的尊卑长幼进行强调，对个体自我意识的打压和家国责任的强
化等，彰显的是成人权力，从而形成年轻人是依附性的、不成熟性的、处于准备和累积阶段的年 龄共识，这种社会化过程贯穿于年轻子女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型塑他们对自身年龄角色的 同%（二）现代社会家庭领域中青年年龄角色定位与社会期待现代社会中，父母对青年子女的绝对权力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这一时期，家庭对青年角色
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强调青年主体性而非依附性，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一 代被称为“家庭小皇帝”，占据着家庭核心地位;强调青年思维和行为特征上的“待成熟性”而非
“不成熟性”;认为青年具有“未来性”，是家庭未来的希望，正是基于对未来性的考虑，父母在青
年的人生大事如升学、就业、婚恋等方面主动承担“把关人”的重要角色，以父母主导的方式掌
控着主要权力％因此，现代社会家庭领域青年的角色定位是占据着家庭核心位置、代表着家庭
未来希望的正在成长中的主体％现代家庭 青年年 定性的社会化 制主要是 制度性的 期待% 将 青
年的角色定位和未来发展的希望通过期待传递给青年，通过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实 现对青年年龄认同的影响％叶章勇等根据1988年“中国七城市居民生活意识及劳动态度研 究”调查中一千一百多名广州父母的数据，分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具体
• 30 -表现为:在受教育期待方面，多数父母（近半数以上）希望子女大学毕业或留学国外;在选择职
业时所面临的权力、知识和金钱问题时，父母的期待顺序是权力（机关干部等）、知识（具有专业 知识的职业，如教师、医生等）和金钱（企业家、个体劳动者等）（对子女的特点期待方面,前四个 特点分别是懂事听话、有一门专业、有进取精神、有特长⑼。“懂事听话”这一点稳居父母期待
的榜首，说明了出于对青年“待成熟性”和“未来性”的考虑,父母认为自己具备当下社会生存和 发展所需要的经验和权威,希望孩子能遵从父母的教导，按照为他们设计的最优成长路径长大
成人。近年来对父母期待和家风家训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其中,2019年王娟对广西青年的家风 调查发现:在青年所给出的父母具体家风家训内容的529条有效答案中，包含了“勤奋努力” “诚信”“待人礼貌” “做事不能拖”“恪尽职守” “早点回家” “好好学习”等内容[I0]O与传统社会
的家规家训相比,强调等级制度和家族伦理的长者权力基本上式微;强调学业重要性和勤奋进
取的比例仍然很高，但当代父母对学习的强调更多地是从孩子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而非
家族利益、家国情怀;在为人处世和个人修养方面，仍然强调“诚信” “礼貌”等基本原则,但对 行为习惯的关注是从正面角度来谈，如“早点回家”，而非传统社会用否定的形式％综上，现代家庭中父母与青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像传统社会采用强制性、否定 性的“去青年化”的方式强调青年的“不成熟”“依附性”等年龄特征，而是将青年定位于为以后
美好生活而努力的过渡性、待成熟性、未来性等年龄特征，并通过“对未来美好生活进行积极准
备”的期待模式，达到听从父母安排、实现青年年龄认同的目的。（三）后父权社会家庭领域中青年对自身角色的建构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知识的快速更替，父母已有的知识、经验遭遇到危机。很多父母，特
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面对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网络技术发展，他们对青年未来发展的
方向和结果失去了判断力和控制力，无法实现对青年的有效主导或引领。因此,一些学者提出
了“后父权社会”的概念,用以表征青年与父母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随着青年主体性权力的增
强,他们与父母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增强。一方面，大多数父母并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力；另一
方面,青年主动建构对自身角色的文化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传递给父母与社会。这种反向传递
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化反哺的社会机制，也是青年与父母双方博弈的过程。当下，青年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价值观取向的择业观、婚恋观和生活方式等，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青年对父母期待的逃离和对自身角色的自主选择。除了逃离父母期待，在社会实践 中还出现了更为激进的案例，比如同性恋者与“彩虹父母”（同性恋者的父母）%在青年向父母
“出柜”之后，父母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艰难的抉择，最终选择站在青年的立场上支持他们。“彩 虹父母”在网络中组成小群体，一方面抱团取暖,另一方面推动线下积极行动，为同性恋者呼吁
社会权利％这种父母做出让步、接纳青年对自己角色内涵的修改的新变化，彰显了青年权力的
增长。同时，青年对角色实现的路径发出了异议,选择用“代际交换”的新方式替代原来被动的
“听话懂事”。具体表现为青年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的主导或引领,而是与父母平等博弈,经过
理性计算达成一个对自己未来成年最优化的共识％有研究者在研究闽东富裕农村地区的青年
婚恋时发现:当地青年的婚恋形式貌似回到了传统,在父母安排下相亲，并与父母中意的对象结
婚％有一个被访者甚至在回答相亲对象是否中意的时候,说:“你去问我妈吧!”在探究为什么
经济极度发达的农村、极具个性的“85后”青年反倒回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模式
的原因时发现:当地青年并非回到传统,而是与父母形成了一种“代际交换”一将婚恋决定权 让渡给父母,同时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未来生活舒适的保障[11]%这种“代际交换”的新方式
表明，在青年年龄内涵的规定性和实现方面,青年主体性的作用更为凸显％• 31 -三、公共领域中青年年龄的社会规定性及变迁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起源于大机器生产对合格劳动者的社会需求,因而在大多数现代国 家的框架中,青年最初的社会角色定位就是未来合格的劳动者，青年也因此具有“过渡性”“边
缘性”等年龄内涵。我国青年社会角色的正式确立源于五四运动，正如*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五四运动之后,青年被赋予了“革命者”的社会角色，具
有“先驱性” “革命性”等年龄内涵。随着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的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青年的角
色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见，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青年功能性的社会属性来 调整对青年的社会角色定位，又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如教育、就业、婚恋等领域的政策法规等）
来确保这种角色定位的实现。（一） 公共领域中青年的年龄角色定位及变迁韦恩等学者提出，作为理想的和制度化的（例如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福利组织）青年
概念预设了成年地位的最后到来。如果青年是“正在成为”的状态，那么成年就是“到达”的状 态[12] %国家根据未来社会劳动者的素质要求，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设定教育目标对青年角色进 行定位。在我国，教育目标经历了从“劳动者”到“建设者”再到“建设者和接班人”三个历程的
转变％具体来讲,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等政策文本中对我国教育目标的表述为“劳动者”，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1986年《义务教育法》等政策法律文本的表述为“建设者（或建设人才）”，再到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教育目标修改为“建设者与接班人”，之后所有的政策法律文
本和官方会议文件，包括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2015年修订的《教育法》和2018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等，都一直使用“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教育目标％这一角 色定位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定位的变迁％除了在教育目标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对青年未来角色的要求和定位,在社会文化层面,社
会仍然为青年贴上“不成熟性”“边缘性”“叛逆性”等年龄标签％玛格丽特•米德指出,西方社 会的文化是将“成年”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年龄类别，其所形成的社会认同是通过把“未成年
人”排除在外而体现出来的％因而，自认为成熟的青年人与将其视为“不成熟”的社会文化之间 产生了矛盾，导致了青年期的种种叛逆与反抗[13]%因此，公共领域中国家对青年的年龄角色涵
盖了“现实问题”（不成熟性等）与“未来期待”（未来合格的劳动者）的双重内涵％（二） 公共领域对青年年龄规定性的社会化过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结婚生子是区分青年与成年的重要标志性事
件％为了保障“未来合格的劳动者”目标的实现，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制度保障青年接受一
定程度的教育以及规定最低就业年龄和最低结婚年龄等，防止青年过早地进入到成年领域中％1 •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保障进入成年的最低年龄国家教育权是以强制性的国家力量，通过设定义务教育的年限来保障青年接受最低限度的
教育％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国义务教育的年限在逐步延长。第一次工业革命 后早发国家普及了小学教育;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普及了初中教育;第三次工业革命普及了高中
教育％世界银行采集了自1999 -2014年间共192个国家与地区义务教育年限的数据，调查显 示：2010年义务教育平均年限为9.24年;在这15年间，许多国家的义务教育年限在向后延 伸[14] %在我国，根据1986年《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从一开始的“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发展到
• 32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前在一些发达地区（如深圳、珠海、浙江等地）已经开始试行12年 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对青年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在这个过
程中,青年只能被动地接受，正如韦恩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年轻人有作为年轻公民的“权力”，
但它们相对而言更容易被否定掉,而且他们在与自己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制度，如教育体制中几 乎没有说话的机会[15] %在就业和结婚方面也同样如此。多数国家立法规定了最低就业年龄和结婚年龄。如许多
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童工问题的《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38号公约），规定:准许就业 的最低年龄，不得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15岁[I6]O我国《劳动法》
规定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婚姻法》规定结婚最低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2.通过政策性手段引导青年推迟进入成人领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水平劳动者的需求以及解决社会现实存在的就业压力问题、经济发
展问题等，国家往往通过政策导向引导青年接受更长年限的教育，推迟进入成年的时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各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纷纷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以满足社会对更 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 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美国教育的三 大新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每位18岁的青年必定能进大学,并且每位成人能够获得终身教育的 机会”口 倒2013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由20世纪60时代的不足30%发展到2010年的
近70%[18]o 1998年底我国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扩大高等教
育规模的目标:高等教育入学率计划由1999年的9%提高到2010年的15%。事实上,2010年
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6.5%,大大超过了计划的目标％ 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已经达到了 48.1% W 这个数据意味着在同龄段青年中,有近一半的青年在接受高等
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再一次推动了“青年期延长”的现状,青年的年龄范围继续向后延伸％就业方面:随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青年就业年龄普遍上升％事实上, 青年为过渡付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年鉴①,2003年以 来全国就业人员的年龄构成中16-19岁的就业人口比例逐渐下降，从2003年的4. 9% （约 3 613万人），到2007年的4.3%（约3 285万人），再下降到2013年的2.0% （约1 534万人），到
2017年比例降至1.4% （约1 084万人），这一变化趋势说明就业年龄在逐渐提高％婚育方面:随着个体、特别是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青年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也向后推延%
危地马拉的一份长达35年的调查显示，每多接受一级学校的教育，女性的结婚年龄就会延长 0.52 -0. 87年，并且可以降低成为少女妈妈的可能性（从23%降至14% ）[20] %因此一些发展
中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普及初等教育，鼓励女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并通过制定政策、提供服务、 经济鼓励、加大宣传等渠道为青年更好地计划家庭的未来、避免早婚并免受健康威胁等提供了 支持和保障％我国的晚婚晚育政策、高校扩招政策等也有效提高了青年婚育的年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期延长”的结果大多是从社会的立场上提出的需求，表征着社
会权力对青年年龄的规定性与社会化过程。但这种推迟进入成人社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青年
受社会保护的期限延长，同时也会造成青年的某些社会要求和利益不能及时得到满足，从而限 制了青年的自理发展，推迟了他们独立发挥生产作用和社会作用的时间一这也就是埃里克森
提出的“社会心理延期补偿理论”的主要观点％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 - 2017年,http ：//www. mohrss. gov. cn/SYrlzyhs- hbzb/zwgk/szrs/tongjinianjian/ %文中对就业人口具体数量的测算是根据统计年鉴中当年度就业人口总数乘以16 - 19岁所 占比例计算而来。• 33 -（三）公共领域中青年对自身角色的建构网络社会的兴起为青年主体性的发挥和青年权力的彰显提供了空间。一方面，网络中的社
会互动和缺场交往成为青年群体主要的交往形式，这样就突破了原先社会中区隔性的青年社会
化机构一学校，横向社会化组织、同辈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等影响力增强。网络社会的发展使 得社会权力在缺场空间中从成年那里转移到青年手中，网络成为了青年主导的社会场域,青年
化社会的功能凸显;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加速了社会变革，知识爆炸使得未来社会充满了不确定
性,成年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再一次被挑战％当下社会中,青年在文化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得到
认可，特别是服饰、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青年的象征性意义凸显。象征性是指生活、消费和行 为表现等接近青年外部标志的感觉，即青年是一种“任何你想要的存在状态'[21] %在经济领域,
随着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兴起,青年在创新创业方面，特别是“互联网+ ”经济、共享经济、IP 经济、小微企业等新兴经济领域异军突起，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经济影响力增强％在这种情况
下，文化占主导、经济上崛起的青年与社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年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矛盾和冲突,成人设定的青年角色内涵受到挑战％青年一方面在文化领域、知识经济领域中创造出“象征性”“创新性” “选择性”等积极的年
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青年通过社会实践过程将自身对年龄内涵的多元化定位传递给社会%
这一点从青年婚育年龄的选择中可见一斑％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延长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
增强，初婚年龄在不断后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5年的调查结果，美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 龄从1996年的27岁上升到2012年的29岁，美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6年的25岁上升 到2012年的27岁[22]。另一个调查显示，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后工业化国家女性平均结婚年 龄为30岁，日本也达到了 29岁（通常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比女性大两岁）+23〕％我国部分一线城
市的调查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果，如2015年上海的调查显示: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 3
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 5.0岁和5.4岁，比2010年分别提高了 1.5岁和1.9岁％
2015年,上海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9.0岁，已经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24]%要注意的是，这
一晚婚现象并非国家和社会导向性政策的结果，而是基于青年的自主选择，是青年对自身的角
色内涵有了多元化和个性化诉求的具体表现,彰显了青年的权力％四、小结社会年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青年与成年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用社会年龄的视
角看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对青年年龄的规定性，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无论是家庭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对青年年龄的规定性主要是基于其功能性的社会属
性一将青年视为家庭生命的延续或家庭未来的希望以及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后备力量，而较
少地考虑青年的主体性属性，表现的是成年权力、成年主导％另外，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青年年
龄的规定性不同:传统社会家庭强调年轻人依附性、不成熟性和准备性的家族延续者的角色定
位;现代社会家庭强调青年过渡性、待成熟性和未来性的家庭核心的角色定位％而在公共领域, 国家和社会根据发展的需要，通过制度性的手段形成了过渡性、边缘性、未来性等青年社会角色
定位。第二，近些年来,在社会实践中出现了青年权力的彰显:在家庭领域中,青年主动建构对自
身年龄的文化定位,并将一些具有后现代价值观取向的择业观、婚恋观和生活方式等反向传递
给父母和社会;在公共领域中,青年逐渐掌握了网络空间的社会权力，并在文化领域、知识经济
领域等创造了“象征性”“创新性”“选择性”等积极的年龄角色意义％• 34 -青年的积极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需要在社会年龄视角下形成“成年一青年”权力关系的良
性互动％在家庭领域，青年在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中逐渐确定对未来生活的可能设计以及为这个
设计付出努力，同时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等。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父母需要提供足够的物质
及精神支持、约束监督和条件保障;而且这一互动过程随着青年的年龄增长，主体性得到更多的
体现;最终青年能独立作出对自己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如婚恋、就业等。在公共领域，作
为发展性的独立主体，现代国家对青年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后备力量的角色规定性不会
变，但这种角色规定性的实现需要得到青年的认同，实现路径也需要相应改变，更应当通过引导
性、条件保障性的制度方式为青年提供选择。目前在公共领域中已出现了这种趋势，如在高等
教育领域中的弹性学制、就业领域中的弹性就业制度以及对青年发展具有“引导和服务”作用
的倡议性政策等。总之,在社会年龄的视角下，青年与成年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将更利于青年 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互动％[参考文献][1 ]吴鲁平:《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转型及其学科意义》,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2] [7 ] Sian E. Halcrow. Nancy Tayles,The Bio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ldhood and Social Ag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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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357257..html[24]《改革开放40 年来上海女性发生了哪些变化?》,https://baijiahao. baidu. ccmVc? id = 1618259656878501102&wfr e spid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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