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精品

一、分析误读的两面性

以雷蒙?道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杜撰和想象固然有利于更新和补充自身的文化，但也影响了后来学者对他者的判断。“１８世纪欧洲人无条件接受的中国社会机会平等的神话，逐渐转变成２０世纪以‘民主制’一词取代了‘平等’一词的形式”，“在引进一门外国的艺术时，需要本国的艺术家从这新的源泉中更新和补充他的创造力，他绝对没有义务要把他所看到的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耶稣会传教士德厄在１７４３年写的一封信中，有一些关于北京郊外圆明园中的花园的详细和热情的描写，这一描写成为欧洲人对中国花园的看法的基础，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常常引用它”，“我们常常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过去学者的判断”以史景迁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无知和误读可能产生敏锐的见解，但也可能把他者排斥在体系之外，否定了他者的历史身份。 二、国内关于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内学界使用误读一词，约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初指语音的错读，后来其主要含义和用途从语言学移入到文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目前，学界主要从比较文学、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这一问题。为了深化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的研究，我们对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爬梳，以推进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 （一）误读研究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视角

１．形象学的视角从形象学视角对中国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误读的形象进行具体研究或者对文化误读进行一般的理论研究。代表人物有乐黛云、孟华、周宁、姜智芹等，代表论作有《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载《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载《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一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和《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等。孟华在《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中指出，误读是产生套话的基础，误读参与了套话的生产及推广过程。姜智芹在《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一文中探讨了造成西方误读中国的三个原因，即自我认知的需要、传播媒介的报道偏差和中国文化的庞杂。周宁在《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总论中指出想象与误读，真实与虚构的不同类型文本共同建构了西方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西方根据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构筑的文化“他者”。

２．比较文化视角从比较文化视角对文化误读进行一般的理论研究，相关论作有《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略论文化误读》和《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现象》等。吴莉苇在《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中探讨了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指出文化误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被夸大，否则只会加深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误会和隔膜。宋开支在《略论文化误读》一文中指出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更需要正读，无论正读还是误读，都

必须依据文化发展的尺度对各种文化做出适应性解释。邹威华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现象》中阐释了文化误读的文化内涵及其与文化宽容的辩证关系，并从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阐释了文化误读中的文化宽容问题。

３．翻译视角从翻译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和个案分析。近年来，很多硕士论文都是从个案分析入手阐释和分析的，如《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以〈围城〉英译本为例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和《论寒山寺在美国的接受与影响：文化误读的个案分析》等。还有的文章综合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如《文化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类型剖析》、《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和《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等。这部分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非常明显的，它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变形，使一部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没有限度的误读或者理解性误读会导致文学传播的部分流失，从而使文化交流的质量打了折扣。

４．文化批评视角从文化批评视角分析中国形象，如朱耀伟的《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认为一些西方批评家和中国批评家抱着善意解读中国，然而却因无法突破论述生产机制的既存成规而陷入更深的误读，因此，构建中国图像应开放地指向在西方凝视以外的其他华人群体的政治历史文化现实，而不是按稳定的中国性来增补相关论述的副生产线。

５．文学接受的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汪正龙的《“正读”、误读与曲解：论文学阅读的三种形态》、王顺贵的《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和孙中田的《文学解读与误读现象》等，这些研究认为误读是区别于正读的别有所解，读者在作品空白的框架内来驰骋想象力，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 （二）误读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１．综合分析从传播学视角综合分析西方媒介对华报道，有的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切入，有的从媒体误读的原因分析切入。相关成果有刘康、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１９９６）、李希光的《妖魔化与媒体轰炸》（１９９９）、刘继南的《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２００６）、罗以澄的《他国形象误读：在多国视野中观察》（２００２）、程曼丽的《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２００２）、陈媛媛的《寻找逝去的家园―――对中西文化误读的解析与思考》（２００６）、刘明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２００７）和周明伟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２０１２）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通过对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进行考察分析，提出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观点。《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一书通过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ＣＮＮ、ＢＢＣ新闻报道的专题研究，指出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为美国国家利益所操纵，或者说作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的美国传媒是为建立美国独霸的世界新秩序打头阵的。《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一书通过对《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一系列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权威媒体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对中国的报道加以考察分析，探讨国际传播环境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对西方受众的认知影响。《他国形象误读：在多国视野中观察》一文认为误读可能带来国际关系方面的直接和显在的后果，并分析了影响他国形象误读的传媒因素，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新闻职业性因素、消费主义因素等。最后，针对如何渐进地减少中国形象被误读的目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培养和训练我国官员的媒体适应能力、逐步与国外主流媒体记者建立合作和信任等。《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一文跟踪分析了美、俄、日、德权威报纸的涉华报道，发现四国的涉华报道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报道和评价中国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各国报纸刊登的中国新闻，大部分都是与其自身利益相关度高的中国新闻。

２．国别分析从传播学视角具体分析西方某个发达国家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相关成果有刘康的《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刘琛的《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形象》（２０１２）和高小曼的《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等，尽管有些学者没有直接使用“误读”这一概念，但是其对误读的看法散见于论文中，有的分析了美国或者英国媒体对中国的误读，有的分析了造成误读的原因。刘康在《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一文中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但是负面评价居多，像中国威胁论、非洲新殖民主义都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歪曲；美国民意对中国存在固有的偏见，这归咎于中美之间复杂的恩怨，以及中美之间的价值观与文化差异。３．个案分析从传播学视角以西方某种媒介对中国报道为例进行个案分析。相关成果有潘志高的《〈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２００３）、贾文键的《德国〈明镜〉周刊（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中的中国形象》、朱锡明的《纽约时报涉华社论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等。潘志高分析了《纽约时报》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８年的该报涉华报道，其结论是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决定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读，贾文键通过对２００６年１月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间《明镜》期刊中重点报道中国文章的分析，指出其误读中国由于德国的国家利益面临挑战，德国人的文化自信面临危机及“跨文化沉默的螺旋”现象造成的。此外，朱怡岚在《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中国―――以纽约时报对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的报道为例》一文中指出该报对中国的误读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国家利益的驱使，刻意迎合美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体现意识形态的对峙，中美文化差异的障碍。孙有中在《正视中国形象》一书中对《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报对中国的误读主要集中在所谓“人权问题”上，所采用的信源过分集中在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中国政府的敌对势力上。黄焱的硕士论文《德国媒体上的中国人权形象―以法兰克福会报为例》认为德国关于中国人权形象的形成可以从文化异同、中西方对人权理解的分歧等诸多方面找到根源，曾湘、胡志华、冉继军的硕士论文分别分析了２００３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ＮＰＣ）、今日美国（Ｕ．Ｓ．ＡＴｏｄａｙ）和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的对华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误读不但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对华刻板印象的影响。４．对“误读”影响的分析从传播学视角探讨媒体误读的中国形象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例如：《亨利?卢斯与抗战期间中国新形象的创

造》一文探讨了卢斯通过媒体创造的中国新形象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使南京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并为日后发动内战打下了基础。 （三）误读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被误读的中国和中国形象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相关成果有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２００５）、刘继南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２００２）、倪建平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与外交政策的理论思考》（２００４）、陈宗权的《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２００７）和胡永佳的《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１９９９）等。其中《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文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文化误读的表现形式和原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比较肤浅的，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态度和看法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了解、看法和评价具有不一致性和不兼容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两个思想传统，即美国高度的唯我独尊意识和拯救没落文化的天赋权利，并进一步提出美国倾向于低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运动能力，倾向于低估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宽容精神与和平取向，从而一再给中美关系带来曲折和麻烦。 （四）误读研究的历史学视角

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历史变迁及发展中的影响。相关成果有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２００７）、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２００６）和《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等，其中《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分析了１８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对中国的积极误读成为推动西方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是经由欧洲思想家们的理性思考实现的，他们认真分析传教士所提供的材料，对中国文化和欧洲传统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汲取有益成分，用以修正或充实他们的传统思想，从而推动了欧洲思想的发展。”《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有意识的误读成为批判欧洲文化与现实的利器，改善了欧洲的整体形象。《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一文通过分析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认为这种“解读”对西方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五）误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目前，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仅零星散见于少量的文章中。如《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一文认为误读的价值除了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粗略的线索，还使人们意识到了理解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艰巨性，它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尝试着转换解读的立场，所谓在中国研究中采取中国主位之立场，或者确立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 三、我国相关研究的欠缺及突破方向

（一）存在的不足

一是研究中存在重复现象。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学者关注１７世纪到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对我国的文化误读，研究视野基本局限在国家形象的范围内，缺乏必要的创新，关于西方对我国文化误读的研究的若干问题，尤其是这种误读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不够。当然，研究历史上西方对我国文化的误读是必要的，但是过多集中于这一个方面，就容易造成重复研究的现象。例如，有的文章只是停留在对中国文化现象的一些支离破碎的描述上，有的文章只是简单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有的文章涉及西方文化误读对我国文化产生影响的研究多是提出比较零散的观点，对影响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等一些基本问题，缺乏较科学规范的界定，特别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提出与时俱进的观点和理念更为缺乏。二是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目前，西方对中国的误读研究大部分是从文学、传播学和历史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与历史档案等文本进行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细化处理对于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可能不得要领，从实现我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的角度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用我们自己的概念来诠释文化的发展，使之摆脱他性理性构架的支配还需要从文本转移到文本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研究上，从内容分析转移到框架分析，即通过不同学科成果之间的交流整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框架下，以对中国文化误读的共同关注为纽带，探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和再生产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研究范式。 （二）突破的方向

在研究内容上，目前我国关于西方对我国文化误读的研究还存在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不够细致、阐述不够深入等问题，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探讨这种“误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还要探讨这种误读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重点要把握好这么几个关系：历史上的文化误读与当前误读的关系、文化误读与国内外环境的关系、文化误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误读理论研究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等。在研究方向上，既要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误读进行比较分析，挖掘他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还要在综合应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并结合我国文化建设现状进行具体分析。既要注重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的历史与现状，又要注重这种误读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既要注重西方对我国文化误读的宏观研究，又要注重其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微观研究。只有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历程、文化发展现状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定位中国文化的价值，防止文化的“失语症”，提高与不同文化长期相处共存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