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影响

论周敦颐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影响

作者：田小标

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4年第11期

摘 要：人性论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古代众多的先贤哲人对此进行了长久的论战，不同流派的不同代表人物对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诸如孔孟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杨雄的性善恶混论，韩愈的新性三品论等等。本文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对周敦颐的人类起源说、人性善恶环境影响论、主静修养论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剖析，再次论述了周氏人性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以后人性论者尤其是二程学说的影响。最后，简要总结了周氏人性论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关键词：周敦颐；人性论思想；二程学说；当代意义 一、周敦颐之前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及流派

人性问题是自古以来中外思想家们激烈争论，各抒己见的一个重要论题。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坚持唯心主义天赋道德“性善”论，告子则说：“食、色，性也。”【2】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的东西。又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3】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4】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善恶的分化受社会环境和教化程度的影响。而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是说人的本性是“恶”，“善”只不过是人为的结果，属于性恶论者。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则提出“性三品”等级说，认为人性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同时，董氏提出“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6】 又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7】提出性待教而为善的观点，主张对人的教化。而董仲舒之后的杨雄却调和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8】提出人性善恶混之说。东汉时期的王充也坚持“人性三品论”，认为“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9】“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10】但同时也承认后天学习、社会环境对人性的作用。他认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 【11】唐代的韩愈在论及人性时，则说：“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12】认为“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13】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批判了三子的人性说，说他们只注意到了中性之人，而遗漏掉了上、下两等人性。而李翱依据《中庸》的理论，吸收佛教的心性思想，提出了“复性”学说，他以情为恶，把“清净”本性看成仁义道德的基础，有了禁欲主义的倾向。并提出了“不动心”的修养方法，即所谓“圣人者寂然不动”，是说“心”不受外物和情欲的诱惑，永远保持“清明”的境地，就是“诚”或“至诚”的境界。 二、周敦颐人性论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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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说人类的产生和起源时，周氏说“唯人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14】说人类是天地万物之“精灵”，先形而后神。人类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宇宙生命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奇迹。但在人类的起源上，周氏认为人无非是阴阳五行变化、乾坤交合运转的产物，认为人“行动而神知”，是说人类产生的根源乃“神”所为，不外乎是“人类神造论”的神秘主义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系统地论证了由猿到人转变的自然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证了劳动实践的观念，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15】认为人类的产生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过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周氏承认人类是宇宙万物中独一无二的“灵物”，认识到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认为人有“秀”、“灵”之特征，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未认识到人类与动物产生差异的本质原因即劳动；也未认识到人类进化过程的漫长性，而是将人类的缓慢进化和演变过程神秘化，认为是“神”在一瞬间创造了人类，认为意识产生了人类，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和自然过程，人类由古猿演化而来，人类的产生是个自然过程和物质过程，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在论及人性时，周氏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16】说善恶之分是“五性”交感运行的产物，而周氏所说的“五性”指的是刚、柔、善、恶、中五种性质。认为这五种性质在人类产生以后不断错综作用于人本身，相互影响，使得人最终分化为善恶两类。认为善恶的分化是天理运行的结果，而善恶之分导致各种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周氏将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归咎于人性的善与恶，并未触及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刻根源，即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出现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是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根源。但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认识能力而言，周氏没能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深刻问题。但是，周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了个体行为、集体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即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个体行为会对一定范围内的集体行为模式起到引领作用，而且一旦这种行为被集体认可、接纳并无限扩展，就会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违背社会发展潮流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个体行为一旦转化为群体行为或集体行为，则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沦落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周氏说：“诚者，圣人之本。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17】认为“诚”是圣人的根本。认为诚是“纯粹至善”的。认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8】认为“诚”是仁、义礼、智、信的基础，是一切德行的根源。更进一步说“故诚则无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且对诚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诚，无为；几，善恶。”【19】 而周氏提出“圣人中正仁义，”【20】主张“主静，以立人极焉”，【21】让人们仿效先贤清净无欲无为，修身养性，以缓和和消除社会矛盾。进而提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22】也就是说，圣人在修炼时，顺乎天地运行日月升降的规律，以及春夏秋冬的次序为基准，依占卜鬼神之论来预测“吉凶，”周氏虽然主张人们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遵乎天地之道，却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于鬼神吉凶之说，认为所谓祸福可以通过占卜来预知和避过，仍旧没有摆脱唯心论的神秘主义色彩。最后，周氏提出“立天之道”（即阴阳），“立地之道”（即刚柔），“立人之道”（即仁义），【23】以天道阴阳，地道柔刚来做铺陈，引出自己的修养主张，即“仁、义”思想，从太极阴阳五行等宇宙生成演化的观点出发，同时引用《周易》中圣人的话，为其去欲而求和的思想主张寻找立论根据。北宋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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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每年向辽纳贡献财，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开支巨大，政府为转嫁危机，大肆搜刮民财，广大农民负担沉重，再加上土地兼并盛行，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周氏极力为封建统治秩序辩解，希望人们采用自己的修养主张，以维护和保全不断遭受攻击的封建统治秩序。

在《通书》中，周氏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人性观点，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邃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24】是说只要做到了“静”，就达到了所有德行的根本，如果在静中能够通邃天下之大道，就可以称得上天下至神，如果动而为成其形，未达至静，就会分化为善恶之别。周氏在人性观上的立场有些超然世外的态度，他所追求的人性境界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25】的至高点，其后又论说“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至矣”。【26】也就是说他主张人性上的中庸思想，主张在修为中做到：不刚不柔，亦刚亦柔，刚亦不刚，柔亦不柔，清静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至高修为境界。究其缘由，周氏继承了儒家“中庸”、道家“清静”、佛家“寂静”的思想，加以综合和阐发，提出了自己的“主静”观点，主张人们在修养方法上采取去欲主静的方式，倡导人们修养时不受外界私欲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禁欲主义的修养方式。这无疑是受了李翱的人性思想的影响。总的来说，周氏认为人性的善恶受到后天环境和修为的影响，属于人性的环境影响论者。

在人性的修养方面，周氏倡导人们学习仁义思想，他说“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27】是说圣人用仁爱化育万物，以义理教化万民，施行天道则万物顺畅，修养圣德则万民开化。其人性修养思想莫过于让人们遵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封建纲常伦理，其目的是要达到“朝廷正而天下治矣。”【28】

但是，周氏引用《周易》中先贤圣人的话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古人“探求万物之终，故知其所以死”【29】的探索和学习精神，就无意识中部分肯定了人们在认识宇宙天地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个体的求索和努力，充分发挥作为认识中个体的作用，不断深化对对象的认识，取得对认识对象的更高级的知识。就这一点来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周敦颐人性论思想对后世人性论学说的影响

作为二程的先师，周敦颐的人性论思想无疑对后来二程的人性二元论有着重要的影响。程颢提出的所谓“天命之谓性”，指的是“人生而静以上”之性，这同周氏的“主静，立人极焉”有着深刻的根源联系。程颢的人性观不外乎“存天理，去人欲。”【30】宣称克服“人欲”，保持天理为内容的道德本性。这和周氏主张的“主静，去欲”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自至其中而止矣”【31】有着深刻的渊源。在人性问题上，程颢还提出“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32】是说出现善恶之分是本原的结果，所谓的恶不是来就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深受周氏“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的观点所影响。此外，程颢在《语录》中有“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偏则为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中则不偏，--------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33】其人性修养观无疑坚持了儒家中庸的思想，这一点上程颢和周氏是相通的。程颢在论及人性修养时，还提出：“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之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34】是说人的修为结果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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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界环境因素影响的，继承了周氏的人性环境影响论。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性论的问题上，程氏学说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周氏的人性论观点。

程颐在人性观上也有如下论述：“----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35】又说“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36】也就是说程颐在人性观上也是主张“无欲”的，即清心寡欲；同时也坚守儒家以往修养的中庸思想。这一点也是深受周氏学说的影响。 虽然明代的哲学家王廷相反对二程的人性论，但又说“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37】也承认有气禀清明纯粹的圣人，这也和周氏的“诚为纯粹至善”的人性观也有契合之处。 由此可见，周氏的人性论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了儒学、道学、佛学等积极成分，在当时北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尖锐的社会背景之下，为了缓和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和统治而阐发的，其立场虽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但其主张道德修为、去除私欲以及其中庸思想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周敦颐人性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新的哲学高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性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产物，人由远古类人猿经过长期的渐进演化而来。人类是物质的，因而人的自然属性是第一位的。人们只有在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问题之后，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社会道德方面的需求。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期和基础，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猿区别，人类从自然中产生、分化出来的社会进化，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全部人类实践活动决定作用的结果。人们的社会性需求或者说精神需求是第二位的。周氏的人性论思想总体来说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他将人性善恶的分化建立在神造人类的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没能从自然世界发展的角度去揭示人类起源问题，因而没有发现人性观背后的基础性问题，即人类是如何起源如何产生的这一根本问题。周氏的人性论，只是强调个体人的精神性活动，即只是片面强调个体“静”的自我修为，没有将个体存在、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三者联系起来。

周氏的人性论思想，提倡人作为单纯的个体生命存在，要不断在“静”的状态下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个体道德修为，消除个人私欲，学习古人先贤的仁义精神，遵守当时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将个体存在融入社会的动态存在之中，才能够体现和实现个体的人的价值，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38】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个体存在，只有将自身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活动融入不断发展的、进化的社会当中，才能够体现和实现自身生命存在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强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党员干部沉迷权术、自我堕落，出现了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职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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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社会领域内日益增多的高科技犯罪，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一部分人片面地强调追求经济利益，违背社会公德和社会利益，毁灭性的掠夺自然资源，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形势。在道德领域内，一部分人全盘否定和摒弃传统道德观念，拜金主义肆意泛滥，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更有甚者，为满足一己私利，置国法党纪于不顾，顶风作案，都是不断膨胀的私欲所致。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而周氏所提倡的小个体服从于社会、个体自我修为、不断反省清除私欲的思想，对于净化和陶冶人们内在心灵，树立社会公德的规范作用，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周氏在人性观方面提倡的儒家中庸思想，则对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关系，如何处理部分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如何处理东部和西部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关系；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和平崛起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关系，如何在它国之间的争端中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在与它国的领土争端中如何处理争议问题和和平共同开发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有积极的思想理论参考意义。 注释：

【1】《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55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2】《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一四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一四一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4】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一四一页至第一四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5】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二五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6】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三五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7】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三五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8】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133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9】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151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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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151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11】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151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12】《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四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3】】《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四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4】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5】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P139，李福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16】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7】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九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8】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九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19】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九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0】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1】《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2】《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3】《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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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5】《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26】《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北京：人民出版。2005.2。

【27】《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北京：人民出版。2005.2。

【28】《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北京：人民出版。2005.2。

【29】《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六九页，注释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0】《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271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31】《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七0页，注释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2】《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九0页，注释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3】《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九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4】《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八九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5】《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6】《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第四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7】《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345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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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62. 北京.

[2]《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7月第1版.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4]《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李秀林 王于 李淮春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五版.

[5]《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6]《中国哲学史》[第二版]，第55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7]《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李福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田小标（1977-），男，陕西省富平县人，西安外国学院英语系毕业，西安英美易外国语学校英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