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的接受美学分析
冷桂军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文本灌输了读者阐释意义后的产物,阅读活动是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文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吸引读者,另一方面读者要有足够的兴趣响应文本的吸引力,这样才有可能导致意义的生成。
一个文本要想被接受,自身必须有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接受美学中可以被称为召唤性。召唤性存在于文本的各个方面,如语言、语义、情节、人物性格等。它来自文本的整体结构系统,因而也被称为文本的召唤结构。按照伊瑟尔的论述,召唤结构就是自身有着有待填充空白因素的结构系统。而读者在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都有着预先存在的阅读期待,也就是所谓的期待视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依据自己的先在经验,或实现或改变期待视野,从而形成新的审美视野。期待视野与文本的美学经验所形成的关系可以有四种情况:第一,文本所提供的美学经验很容易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接受中无需发生期待视野的变化;第二,文本经验超越了期待视野;第三,文本经验低于期待视野;第四,文本经验高于期待视野,为一般读者所不能接受。鲁迅小说《伤逝》的召唤结构有其独特之处,由此产生了召唤结构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关系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爱情小说、戏剧都有一传统相对固定的模式,即:喜剧的结局——悲剧的开始,大多将大团圆作为作品的结局。长时间以来,这种结构方式在观众或者读者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看古典戏剧《西厢记》,虽然看了第一场就预知到最后的大团圆,但是人们还是会在感情的起伏跌宕之后,在一片祥和的舞乐声中得到一种如愿以偿的满足。按着接受美学的理论,这种程式化的方法所提供的美学经验只能满足观众或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不能提高读者的期待视野。
《伤逝》以五四时期,青年们共同关心的婚姻自主为主题,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文本召唤结构和对读者的吸引力之生成的一个契合点。正因为作者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有亲临此种现实的体验,他才能够以浓郁的感伤之情诉说出这样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而读者,特别是那些追求婚姻自主的五四以后的青年读者,他们或者有过一刹那间的成功的快乐,或者只有比以前更加重的失败的痛苦,最终有的返身回到传统中去,有的徘徊在传统与自主的十字路口,有的仍在暗夜中探寻。不管他们的态度如何,婚姻自主与否都是他们最敏感的话题,这正是《伤逝》召唤结构之魅力所在。《伤逝》没有简单地按着传统爱情小说戏剧大团圆的结局来安排故事,也没有单纯地叙说子君和涓生爱情破灭的悲剧过程。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角度,以常规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之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提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在对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的描述中,揭示出悲剧的个人及社会原因,这使《伤逝》的美学经验大大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伤逝》突破了传统的爱情叙述模式,以喜剧大团圆的结局作为悲剧的起点,但又在作品开头就展示出悲剧性的结局:“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小说主人公的这种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作品留下的这个空白,先让读者自己去臆测、探寻、填充,这就是文学上常说的“悬念”,这种悬念的作用正是基于读者对未知的探寻欲、揭示欲。小说紧接着便说“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在京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男女主人公这种喜剧性的结合与前面所揭示的悲剧性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喜剧性的结合却变成了悲剧性结局呢?是因为“我”的过失吗?“我”的悔恨和悲哀究竟是为什么?子君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说“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读者的这种反映恰恰是作品的召唤性结构所生成的效果。这种召唤力不在于语言层面的音节和句法结构,而在于语义层面的暗示、情节本身的前后“矛盾”以及语义单位之间的断裂。从语义层面的暗示来看,“我”的“悔恨和悲哀”、先前和现在的“寂静和虚空”、“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这些已经完全揭示“我”和子君曾经有过的一段幸福的生活,
现在这种幸福生活却灰飞烟灭了。
另外,《伤逝》的追忆式叙述方式,也增强了文本自身的张力,给读者带来一种召唤结构与期待视野间的紧张。读者也正是在这种紧张地期待、焦虑地探寻过程中,体会到自主婚姻的美梦破灭的悲哀,以及对这种悲哀根源深沉的思考。悲剧的深层探索——对期待主体的反驳作者的着眼点与当时的文学主流倾向不同,他没有从正面着力刻画旧道德、传统观念势力对自主婚姻的破坏和迫害,而是着力揭示涓生和子君本身的思想弱点。本来,涓生和子君不顾一切地冲开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争得了自主婚姻,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壮举。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心,他们不顾一切冲出牢笼的决绝之态,特别是子君对“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的“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卖掉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建立他们理想家园的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人、不受制于人的这种坚强的意志,是多么令人振奋啊!这些无疑对读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力,促使读者去思考:本不具备悲剧性格的主人公为什么一步步走向悲剧?在探寻中,读者美好的期待受到反驳:一旦主人公自主婚姻的理想实现了,新的问题便随之产生了——先是子君缩于一己小室,再没有了任何理想追求,也不想从事任何社会活动,整天地以温习旧课充填自己虚空的生活,兼以油鸡、阿隋来作生活的填补,及至后来竟渐渐地怯懦了,失却了往日的乐观,平添了一脸凄惨的神色,她的自由的翅膀已经忘却了扇动。而涓生在艰难的生活中,也忘却了子君的能飞,不但没有启示她去为新的目标而抗争,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自主婚姻的毁灭。这种结局并不新鲜,但以喜剧的开端而导引出悲剧的结局是读者在那时那地始料不及的。而且,五四以后致力于社会改革、个性解放的人们大多在探寻着突破传统旧势力束缚的道路,对个人思想弱点的反思不够,自然《伤逝》的着眼点极大地反驳了读者以这种思想意识为前提的期待视野,使他们意识到:恋爱和婚姻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仅靠个性解放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婚姻自主、爱情自由必须有所附丽,附丽于什么?自然是附丽于整个社会的解放。然而他
们恰恰没有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自主婚姻以后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危机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应对措施,而是被动应付。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思想之堤也就崩溃了。读者也在怀疑、探寻、惊讶、赞同的思想过程中,部分地或彻底地推翻了个性解放、自由婚姻的阻力完全来自于黑暗社会的观点,使他们重新审视个性解放、自由婚姻在整个社会解放中的地位,从而构成了读者对自主婚姻的新的期待视野。
《伤逝》中也有一定“空白”的存在,比如,当涓生问到“我伯父幼年的同窗”子君“是怎么死的”时,那人答道:“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本文直到最后没有说明子君的死因。也许她是因为受不了严威和冷眼,忍不住虚空重担的压迫而自杀;也许是完全屈从于黑暗的包围,引颈受戮于虚空,在苦闷和绝望中抑郁而死;也许也曾在苦闷和绝望中发出过一点挣扎的声息,在一丝幻想的希望中含笑而死。不管是哪一种结果,读者都会从中生发出自我体验到的情感或者是同病相怜,或者是感同身受。读者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完成了文章经验与期待视野的重新整合。
(摘自冷桂军:《对比的召唤——〈伤逝〉的接受美学分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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