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摘 要：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二者在作品的写作技法和形式表现，题材选取和形象塑造，个性气质和思想内涵上，都表现出了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分析了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 夏目漱石 鲁迅 文学思想 影响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提到鲁迅，人们总是难免联想到日本，因为日本是鲁迅弃医从文这一重大转折的源地。很显然鲁迅受到了日本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上。在日本也有一位享有崇高声誉，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大家，其头像更是被赫然印在日本千元纸钞的正面，与日本人民天天打交道——他就是夏目漱石先生。

在日本，除了对职业教师、律师、医生以外，日本人一般不以“先生”称呼别人，对文学家也是这样，但对夏目漱石是个例外，习惯上称为“漱石先生”，大约同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呼鲁迅为“鲁迅先生”相似。较之客气，这里边显然含有尊之为师的敬意。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的确也和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但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不仅《鲁迅全集》被一篇不少地译成了日文，《故乡》更被收入到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中。估计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日本人不多。但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们或许知晓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但知道夏目漱石的，除了大学中文、日文

系的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外，恐怕为数并不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夏目漱石先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他的作品仍为人津津乐道。这种地位上的比较，已经一目了然两人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共性。本文，我对二人的创作道路进行对比分析，谈谈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一、相似的经历引起的共鸣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1867年2月9日，东京人。夏目家在江户势力庞大，但在金之助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金之助是家中幺子，双亲并不为他的降生欣喜，所以金之助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2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10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15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19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

这些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其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如《少爷》、《三四郎》、《之后》、《道草》中都可见端倪。故事里的主人公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重视，因此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里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的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满，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但这份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苦痛与不幸。重新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人。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年时代接受长达10余年的传统教育，课余喜杂览，爱读野史笔记。因其外祖母等亲友在绍兴乡间，得以常常接触农村，与农民相亲近。13岁时家道中落，经常出入当铺与药店，倍感世态炎凉。后留学日本，因“幻灯片事件”有感于中国人的愚弱，为改造国人的国民性，故弃医从文，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开始革命文学生涯，并开始翻译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在日留学时代的鲁迅，对夏目漱石倾注了莫大的关注，这种关注是非同一般的。藤井省三先生曾在《夏目漱石与鲁迅》一文中写道：“鲁迅欣然住在漱石的旧宅，又喜欢吃漱石小说里出现的羊羹的事情，假如用偶然性来解释，恐怕站不住脚，不如说是鲁迅对漱石的钦慕之情。”［1］

同时，他们又都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发表成名作时都已到了38岁的“高龄”。而且，在他们最终确立文学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之前，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年少时家庭的不幸，留学期间的屈辱和彷徨，理想破灭的苦闷，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等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切的个体体验，使其作品更具对社会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他们从事文学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们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是改造国民性，疏通人民意志的好方法。谈到从事文学的态度，夏目漱石在给弟子铃木三重吉的信中说:“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搏斗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而鲁迅也

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二、创造思想的共鸣

夏目漱石提倡有余裕的文学，即所谓的“低徊趣味”，世称为“余裕派”。早期的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则天去私”一语，夏目最初题写在《大正六午文章日记》的扉页上。该书在《卜二家文章座右铭解说》中解释：“天就是自然，要顺应自然去私就是要去掉小主观，小技巧。即文章始终应该自然，要天真地自然流露。”“则天去私”既概括了夏目的文学观，又标示着夏目对人生的看法和道德原则，它告诫世人要去掉私心，代之以遵循更广大的天。夏目漱石的思想主张在《我的个人主义》中也有较集中的阐述：不盲从、有个性；使全力、承义务；反对国家主义。

1902年4月至1909年8月，鲁迅在日本留学。具体地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是起步于1906年3月至1909年8月在东京研究文学的日子，这自然与日本文学有关。当时，他除了阅读东欧、北欧作家的作品以外，也阅读日本作家的作品。鲁迅是通过翻译形成自己思想的作家。当时，在日本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文学。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显然不满意自然主义对一些生活琐事的平白描写，而对反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夏目漱石的作品抱有好感，并把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译介到中国。鲁迅非常看重漱石作品中的批判精神，为那种寓庄于谐的文明批判和社

会批判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漱石的影响。20年后鲁迅回忆：“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徽支，日本的是夏目潄石和森欧外。”［２］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3］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在作者介绍中，鲁迅称赞夏目潄石的《我是猫》、《哥儿》这两部作品：“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鲁迅最早将夏目漱石小说介绍到中国，也欣赏漱石“余裕”的创作风格，对漱石追求“低徊趣味”以很高评价。他一再谈道：“人生、作文都要有‘余裕’，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认为中国文字与语言的一大弱点就是“急促”，因此难以表现“从容与美”。可见，在鲁迅内心，仍保留着对闲静、从容、洒脱生活、情趣的向往与追求。鲁迅借鉴并改造了夏目漱石的余裕论，从精神产品的制作到民族精神的改造和培养，从作家的心态和创造，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发生起源，都贯穿着余裕论。可以说余裕论是了解鲁迅与夏目漱石文学关系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切入点，是鲁迅文学观、美学观、

文化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创作作品的相似

首先，以两位大家的代表作为例，谈谈他们在作品的写作技法和形式表现、题材选取和形象塑造、个性气质和思想内涵上所表现出的很多相似性。

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以猫的视觉为座轴，可长可短、忽东忽西地写了十一个片段，这十一个片段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谈不上情节发展的逻辑，而是由这些片段插话式的细节组成的特异之作。鲁迅的代表作之一《狂人日记》是以狂人十三则日记“撮录”而成的，运用了日记体。日记体的写法带有跳跃性，并不以情节的连贯见长。《狂人日记》中的这十三则日记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互相之间仅仅“略具联络”而已。可见这两部作品与历来的小说那种记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或描述主人公一些事迹的传统写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小说构思上，这两部作品不谋而合。另外，这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法，在“我”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我是猫》中的“我”是一只猫，一只动物的猫，同时又是一个“哲人”，“我”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俯视着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发出种种嘲弄与讥讽。《狂人日记》中的“我”是一个得了“迫害症”的狂人，一个真实、具体的狂人，在按病态的方式进行狂想和挣扎，满口是“荒唐之言”，但又是对那个时代有最清醒的认识和概括。两位作者正是因为选择了“猫”、

“狂人”这非正常人作为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法，才使他们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得以更加淋漓尽致、自由顺畅地表达出来，真可谓作者的“匠心独具”。

再看鲁迅译过的夏目漱石的两篇短篇小说之一《克莱喀先生》。这是一篇人物形象的素描，写的是作者留学英伦时作为他的辅导老师的爱尔兰老学者克莱喀先生。对于让主人公铭记于心的一位师长的回忆，读后不禁令人想起鲁迅自己的名篇《藤野先生》，二者都具有对恩师的深挚的眷恋之情。因为鲁迅晚于夏目漱石，所以自然认为鲁迅应当多少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更有大胆推测，也许鲁迅的《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对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的创造性模仿。不过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作品亦有不同。《克莱喀先生》是一篇轻松幽默、较有情趣的回忆性文章，给人一种明朗的平和，有别于《藤野先生》读后给人的那种深刻阴郁、对民族命运所产生凝重忧患的感觉。

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从上述文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夏目漱石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夏目漱石虽然清醒地看到了自我与近代文明弊端的尖锐对立，却未能意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难以割舍的联系，不能产生鲁迅那样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自觉意识；鲁迅文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文学的基础，较之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鲁迅多了积

极干预、进取和自我解剖的精神。鲁迅作品中的“自我”闪烁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光芒，由苦闷而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在痛苦中沉思，在彷徨中前进。 参考文献：

［1］藤井省三著.陈福康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鲁迅.鲁迅文集全编（一）［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3］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4］浙江鲁迅研究学会编.鲁迅研究论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5］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课题项目：池州学院科研项目（xk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