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其诗歌主导风格并非“高雅闲淡”
邵明
珍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摘 要:学界习惯于以“淡泊名利”评价韦应物之人品,以“高雅闲淡”分析韦应物之诗风。其实不完全准确,韦应物在“仕隐”问题上并不超然,其诗风亦非以“高雅闲淡”就可概言。而“淡泊名利”与人品高洁其实并无直接联系。
关键词:韦应物;仕隐心态;诗风
以人品的高洁,尤以对功名的淡泊与否来评判
作家作品的高下,是中国文学批评一大传统。对韦应物的评价亦然,淡泊名利、人品高洁一直是悬于韦应物头上的“光环”,并进而确认了韦诗“高雅
①然而仔细研阅《韦应物闲淡”的主体风格。
集》,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在“仕隐”问题上,韦应物并不如人们相象的那么超然,而韦诗更非能以“高雅闲淡”就可概言,且淡泊名利是否就与人品高洁划上等号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本文无意于对韦应物其人其作做全面的评析,仅围绕其仕隐心态,并对其诗歌风格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韦应物一生,确实多次在任满或辞官后寓居于寺庙:
韦应物有显赫的家世,历史上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俗语。但其父亲韦銮官职无记载,家道开始中落。韦应物十五岁以门荫补御前侍卫,广德元年(27岁)起为洛阳丞,后因惩办不法军士而被讼,于是弃官闲居于洛阳同德寺。大历九年(38岁)任京兆府功曹,摄高陵宰。十三年为鄠县
令,第二年秋(43岁)调栎阳令,未几以疾辞官。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京兆府尹为黎干,后被贬赐死。“韦应物之任京兆府功曹等职,本由黎干的荐举,韦应物对黎干也深抱知遇之感,现在黎干既然被贬死,京兆尹易人,他也就称疾而辞官。”辞官后闲居于长安西郊沣上之善福精舍。德宗建中二年(45岁),再次出仕,除尚书比部员外郎。建中四年(47岁)出为滁州刺史。德宗贞元元年(49岁)任满,闲居于滁州西涧。秋即为江州刺史。贞元三年(51岁)入朝为左史郎中,贞元四年(52岁)为苏州刺史。约在六年后去任,闲居于苏
一
人们视韦应物“淡泊名利”主要据于韦应物
生平经历中的所谓“仕隐交替”或“仕隐循环”。日人赤井益久在其《“王孟韦柳”评考――从“王孟”到“韦柳”》一文中说:“唐玄宗死后,失去侍卫之职的韦应物,其后曾几度反复出仕和退隐。”“‘出仕’与‘退隐’的对立,使他在闭塞
②的局面中淡泊名利并从其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①较早记载韦应物的是唐李肇《国史补》卷下:“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这一则记载为韦应物确立了一个高洁脱俗的高士形象。后世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评价基本循此而来,如贺裳评韦柳时说:“韦真有旷达之怀,柳终带排遣之意。诗为心
)近人施声,自不可强。”(《载酒园诗话》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
蛰存先生在论及韦应物的诗时亦谓:“韦诗所反映的是一个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格。他淡于名利,对世情看得很透彻,不积极,但也不消极。他的生活态度是任其自然。他的待人接物是和平诚恳。……一个‘身作里中横’的无赖少年,到中年以后,却一变而为淡泊高洁的诗人。”(《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②增野弘幸等著、李寅生译《日本学者论中国古典文学・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集》,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蒋寅先生也认同赤井益久的观点,:“日本学者赤井益久……也从仕隐交替的特殊经历入手探讨了韦应物诗‘高雅闲淡’风格的成因。”“各个生活阶段与特定寺院的对应关系”,来说明其“从初仕到归休一直都在重复着仕-隐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又都归于佛寺,表现出某种遁世避俗的心理倾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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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永定寺,“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791-792)
①卒于苏州”。
然仔细分析韦应物之多次“归隐”,也似乎难以得出“淡泊名利”的结论。他的几次所谓的“归隐”,一次是因“被讼”,愤而辞官闲居于洛阳同德寺,至于闲居沣上善福精舍,则是在提携赏识自己的恩人被贬死之后,主动弃官。而一段时间的闲居后再次出仕,其官职更高。最后寓居苏州永定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假以岁月,他很可能因此而再次出仕。在任职苏州前三年,韦应物为江州刺史,尝有一诗,深可玩味:
栖身齿多暮,息心君独少。慕谢始精文,依僧欲观妙。冽泉前阶注,清池北窗照。果药杂芬敷,松筠疏蒨峭。屡跻幽人境,每肆芳辰眺。采栗玄猿窟,撷芝丹林峤。纻衣岂寒御,
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单,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
)诮。(《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诗意很明显。时任江州刺史的韦应物自己既不
打算归隐,也不赞成从侄继续隐居庐山,而是以隐士生活的清寒作为反衬,诱导其放弃在西林精舍的隐居以求取高官厚禄、功名富贵。对家里的后辈的这种期望、劝导,作为长辈的韦应物,其做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相反,如果勉励其继续隐居,断绝功名富贵之想,那才是真正不通情理,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韦应物的家世决定了其家子弟(包括他自己)大多要走上仕途。所以,在韦应物看来,隐居于西林精舍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势必要走向仕途,求取高官厚禄。甚至为此招来他人的讥讽也该在所不顾。
其实,韦应物的所谓“归隐”且居于“寺庙”,一方面与唐代寺庙经济发达、士人读书于山林的风气有关。而主要原因在于“家贫”,韦应物之居于“寺庙”不是为读书求举,但寺庙对于闲居期间的诗人来说,也一样可以提供生活与读书的便利。贞元年间苏州刺史任满,韦应物没有马上回归长安的老家,而是闲居于苏州郊外的永定寺,《寓居永定精舍》一诗交代得相当清楚:
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
精。即与人群远,岂谓是非婴。
对此,胡震亨评曰:“王绩之诗曰:‘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隐如是,可隐也。陶潜之诗曰:‘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如是隐,隐未易言矣。白乐天之诗曰:‘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储余俸,园外买闲田。’如是罢官,官亦可罢也。韦应物之诗曰:‘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罢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罢耳。韦与陶千古并称,岂独以其
②诗哉!”
韦应物在其诗中也多次提到“家贫”:
家贫无旧业,薄宦各飘扬。(《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
昨日罢符竹,家贫遂流连。(《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
况本濩落人,归无置锥地。(《答故人见
)谕》
由此可见,“家贫”既是韦应物不得不出仕的动机之一,也是他一生多次暂时不做官时,“闲居”于寺庙最主要的原因。故与其说韦应物多次寓居于寺庙为“隐”,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家贫”而在寺庙中暂时“闲居”休整,以待东山再起。这种短暂的休整,其实质算不得“归隐”。
二
既然韦应物的几次“闲居”算不得归隐,我们有必要对韦应物的仕隐心态做一个认真的观照。无可否认,渴望归隐是贯穿韦应物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但作为封建时代的世家子弟,他同时又有着热切的荣名之想与强烈的出仕之愿,对之并不“旷达”。他甚至向朝中亲友以诗“干进”,谋求升迁。
韦应物一生,反复表达过对归隐的向往,在此一点上,他对陶渊明多有认同,有两首拟陶诗
(《),后者曰:效陶彭泽》、《与友生野饮效陶体》
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载坟。于时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当念徂春。聊舒远世踪,坐望还山云。且遂一欢笑,焉知贱与贫。
此诗在内容与精神风貌上与陶诗极为一致。韦
①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至326页。
②《唐音癸籤》卷二十五,转引自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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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明珍:韦应物仕隐心态平议
应物甚至“慕陶”、“等陶”:
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终罢斯结
)庐,慕陶真可庶。(《东郊》
等陶辞小秩。效朱方负樵。……群公正云
)集,独予欣寂寥。(《沣上西宅寄诸友》韦应物也确实在其不少作品中表现出颇为殷切
的“归隐”之想:
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
))归息期暮年。(《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
乔木生夜凉,月华满前墀。去君咫尺地,劳君千里思。素秉栖遁志,况贻招隐诗。坐见
林木荣,愿赴沧州期。何能待岁晏,携手当此
)时。(《酬卢嵩秋夜见寄五韵》登原欣时稼,采菊行故墟。方愿沮溺耦,)淡泊守田庐。(《秋郊作》自怀物外心,岂与俗士论。终期脱印绶,)永与天壤存。(《饵黄精》
从来迟高驾,自顾无物役。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
)舍有伊陆名山之期……》
然而,韦应物在另一些作品中,却表现出强烈的“荣名”之想,如写于早年的《观早朝》:
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鸳鹭”喻朝官如排列有序的鸳鸯与鹭鸟。诗中对早朝的朝官们流露出着强烈的欣羡之情。也许有人说,这是其早年心态,但写于后期(大约在出守滁州时)的《春思》诗,则因春天的到来,回忆及自己曾经在朝廷任职,流露出多少实现了早年进入“鸳鹭”行列之想后的欣慰,诗云:
野花如雪绕江城。坐见芳年忆帝京。阊阖晓开凝碧树,曾陪鸳鹭听流莺。
应该说,对于仕宦荣禄之欣羡、追求,在韦应物也是一以贯之的。其《奉和张大夫戏示青山郎》诗云:“荣禄何妨早,甘罗亦小儿。”虽是“戏”言,但亦间接反映出韦应物对仕宦、“荣禄”的肯定与追求。其《洛都游寓》说得更其直白:
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穷通非所干,跼促当何为。……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渴饥”在诗里用以比喻强烈的出仕愿望。可
见韦应物内心既渴求出仕,而又不免深怀“絷维”之忧。但虽然矛盾,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仕,其官位亦越来越高。这同他的积极干求不无关系。
历来盛赞韦应物的高洁、旷达,乔亿更论其诗云:“韦诗五百七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
①但乔亿所云其实并非实情。集中《……。”岁日
寄京师诸季端武等》诗云:
常患亲爱离,始觉世务牵。……昨日罢符竹,家贫遂流连。……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
韦应物时年49岁,滁州刺史任满后闲居于滁州郊区。其从弟韦武因忠于唐室,“委妻子奔行在”,为德宗所赏识,为殿中侍御使,此时正在长
②韦应物写信寄诗给这么一个受皇帝宠幸时任安。
高官的从弟,绝不只为叙旧。诗中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这正是谋求官职的一种巧妙的说辞。不难看出,诗中有望汲引之意。而事实上韦武也没有让韦应物失望,本年秋韦应物即起为江州刺史,任满又很快左迁为左司郎中(从正五品上)。两次升迁应该都不是很偶然的。韦应物史称韦左史,左史郎中是其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能不说与其从弟韦武是为德宗的宠信大臣有关。
之前,韦应物于大历九年为京兆府功曹,摄高陵宰,均为黎干所荐举。之前因被讼弃官,在洛阳同德寺闲居一段时间后,“于大历四年前后,很可
③韦集能在大历二、三年间,即由洛阳赴长安”。
中有《秋集罢还途中谨献寿春公黎公》一诗,据傅璇琮先生考证,诗大约写于大历十三年秋。而集中还有《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
宁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历阶存往敬,瞻位泣馀哀。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
此诗写于黎被贬死之后,韦应物对黎怀有如此深切的知遇之恩,虽然在其留下来的诗中看不到其当年向黎直接干谒的篇章,但从这两诗以及他给黎的儿子六郎的送别之作《杂言送黎六郎》、《送黎六郎赴阳翟少府》二诗来看,其与黎家之人多有交往。韦应物赴长安到被任命为京兆府功曹,中间
①《剑溪说诗》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22页。
()②时从弟韦武叔父韦挺之子“累迁长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使。”(《新唐书・韦挺传》附)
③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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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好几年,其间一定多方干求,以韦应物的家世,有可能通过第三者最终得以结识时居高位的黎干,并得到其赏识、荐举。所以不能不深怀知遇之恩与感激之情,即使黎干被贬死也不加避嫌,而形诸歌咏。
所以,就韦应物的仕宦经历而言,不仅不可能不作干求,而且其为谋求出仕之所作所为还是相当积极的。与唐代其他诗人相比,其之所以显得似乎“淡于名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须通过进士考试、献赋等手段谋求出仕,其显赫的家世决定了他要比一般出身寒门的士人更容易找到门路。他每一次弃官或任满,均会被除授更高的官职而再次出仕,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但这种特殊的便利,并不说明其真正“淡于名利”。其家世出身以及生活的相对贫困,也同时决定了他必须出仕,必须追求“荣名”。
韦应物自大历十四年到建中二年闲居于沣上,有近两年的时间,闲居中他郁郁寡欢,“寂寞”“无味”,而一旦除授高官,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请看其《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诗:
简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遥精舍居,
饮酒自为足。累日曾一栉,对书常懒读。社腊会高年,山川恣游瞩。明世方选士,中朝悬美禄。除书忽到门,冠带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谬蒙君子录。俯仰垂华缨,飘飖翔轻毂。行将亲爱别,恋此西涧曲。远峰明夕川,夏雨生众绿。迅风飘野路,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烟阁,白云在幽谷。“美禄”(尚书郎是不小的官)当前,诗人不能不倍感欣喜,诗中洋溢着的完全是欢欣、轻快的情调,“冠带便拘束”,在此也更象是惺惺作态,丝毫看不出有厌倦之意。后在滁州刺史任上,依然对除授郎官一事念念不忘,其《答崔都水》曰:
忆在沣郊时,携手望秋山。久嫌官务劳,初喜罢秩闲。终年不事业,寝食长慵顽。不知为时来,名籍挂郎间。摄衣辞田里,华簪耀颓颜。……牧人本无术,命至苟复迁。……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勿厌守穷辙,慎为名所牵。
表面上十分怀念“罢秩”之“闲”,实际对“名籍挂郎间”、“华簪耀颓颜”颇感荣耀,故“岁晏当归田”,也只能姑妄听之而已。其对“功名”之“淡泊”,在此不能不大打折扣。122
三
如上所说,向往“归隐”和渴求“荣名”在
韦应物身上是并存的,我们甚至更可以说,向往“归隐”其实只是韦应物时常流露的一种情绪,一种心灵追求而已。从韦应物一生行迹来看,出身于累受圣恩的世家大族,韦应物比一般士人更加忠于君主,忠于朝廷,也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广德元年韦应物为洛阳丞时,因惩办不法军士而被讼。刚出仕就经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使之不能不产生了“林下去”的消极念头,《示从子河南尉班》曰:
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同占朱鸟克,俱起小人言。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但“林下去”只是其受挫之后产生的一种愿望、只是一种空想,而并未付之于行动。韦应物对朝廷、君主也怀有深切的依恋:“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上怀犬马
)所谓恋,下有骨肉情。”(《京师叛乱寄诸弟》“犬马恋”,即是臣下对君主的依恋。韦应物少年
时即为玄宗侍卫,又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来身为尚书郎以及镇守一方的刺史,更是身受皇恩,思欲报效。其《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诸弟)》曰:
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中岁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倘岁月,归服厕群英。
人至中年,退隐之心应该更加强烈,但“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因而“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效愚”是为尽忠于朝廷,为朝廷治理地方。江淮一带在唐代早已是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派往江淮的官员身负重任。此时“顾私”,亦即满足自己退隐归田的私愿显然并不合适。所以,“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打算勤劳公务。“皇恩倘岁月,归服厕群英”,则是未出发之时就想到以后若皇恩容许,将回到朝廷再与朋友们共事。这里似乎也没有归隐林下的打算。
在苏州时,与诗人有唱酬的令狐峘尝有诗云:
儒服学从政,遂为尘事婴。衔命东复西,
孰堪异乡情。怀禄且怀恩,策名敢逃名。羡彼农亩人,白首亲友并。(《硖州旅舍奉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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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明珍:韦应物仕隐心态平议
)①韦郎中》
“怀禄且怀恩”,是当时士人的共同心态。韦应物《和吴舍人早春归沐西亭言志》诗更将既向往归隐,又留恋圣恩的矛盾心态表露无遗:
晓漏戒中禁,清香肃朝衣。……名虽列仙
北池,也会念及田里劳作的百姓,一定是苦热难当。再看其名作《寄李儋元锡》:“身多疾病思田里,邑多流亡愧俸钱。”全句的意思为,自己身多疾病,但依然不忘自己治下田里辛苦劳作的百姓,州里有不少流亡的农民,是因为自己缺乏干政的才能,因而自己领取取自百姓的俸禄就更不能不感到心中有愧。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一方面,韦应物将出仕,为州刺史称为“累”,甚至想摆脱这一俗“累”,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始终勤劳公事,关怀民瘼,并对自己的“政拙”心怀歉疚:
犹将虎竹为身累,欲付归人绝世缘。
(《)寻简寂观瀑布》所嗟累已成,安得长偃仰。(《蓝岭精)舍》
受命恤人隐(百姓疾苦),兹游久未遑。……物累诚可遣,疲邙终未忘。还归坐郡阁,
)但见山苍苍。(《游琅琊山寺》上引《游琅琊山寺》一诗因游山而暂时遣去“物累”,但其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属下的百姓。这,才是其身为一方长官的韦应物的主导心态。而正因此,他才反复地表示自己缺乏才干,心中不免有愧: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
逍遥池馆华,益愧专城宠。(《春游南)亭》
爵,心已遗尘机。即事同岩隐,圣渥良
②难违。
还需指出的是,与志大才高而实际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其才干的李白、杜甫等人不同,他算得上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体恤民情的循吏。
韦应物有奋发有为、大济苍生的淑世情怀:
周览思自奋,行当遇时邕。(《同德寺阁)集眺》
平生有壮志,不觉泪沾裳。况自守空宇,
)日夕但彷徨。(《宴别幼遐与君贶兄弟》圣朝有遗逸,披胆谒至尊。岂是贸荣宠,)誓将救元元。(《送李十四山人东游》
在出发去滁州的途中,他“相敦在勤事,海
),与友人相互敦促勤内方劳师。”(《寄大梁诸友》劳公事,因为国家战乱尚未平息。在《同元锡题琅琊寺》中他更勉励友人:“经世岂非道,无为厌车辙。”在滁州,有《始建射侯》诗:“男子本悬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张皇。宾登时事毕,诸将备戎装。星飞的屡破,鼓噪武更扬。曾习邹鲁学,亦陪鸳鹭翔。一朝愿投笔,世难激中肠。”可见即使在其晚年,韦应物依然一腔热血,甚至想要为赴“世难”投笔从戎。无疑,积极入世,关心国是,忧国忧民,是贯穿其一生的思想基调。
在州刺史任上,他常亲自下巡属县,过问百姓疾苦。《发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曰:“均徭视属城,问疾躬里闾。”其《新秋夜寄诸弟》曰:“方用忧人瘼,况自抱微疴。”出守在外,归思难当,何况心“忧人瘼”,又“自抱微疴”。诗为表达离思,但亦可反映其为报君恩,关心民瘼的真实心态。他还常常能够推己及人,其《夏至避暑北池》曰:“公门日多遐,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自己避暑
仰恩惭政拙,念劳喜岁收。(《襄武馆游
)眺》
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昔贤播高风,得守愧无施。岂待干戈戢,且愿抚茕嫠。(《)始至郡》这些作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韦应物是多么希望治理好属下州县,为国效劳,为君分忧。也反映出他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怀。
在韦应物集中,除了为数不少的山水诗、行旅诗、酬答诗外,也有一些直接感怀现实的作品,如《广德中洛阳作》:“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蹇劣乏高步,
①见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答令狐侍郎》诗后【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9页。
②这是一首“休沐宴赏诗”,“初唐士人宴赏活动的兴盛,有着追慕隐逸的心理基础,因此这些活动中产生的诗歌往往有一个中心主题,即称颂宴会主人能兼吏隐、齐物我,虽居官而有隐逸之高情。这是初唐士人吏隐、朝隐意识的真切反映。”(查正贤《暮归的诗学:孟
)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时至盛世不再的中唐,身为朝官,世道还算太平,生活也相对安逸,韦应物在归沐
时效法初盛唐士人,其诗歌表现的主题相当老套,毫无新意。诗中写景也不再是冲淡闲远,而倒不无雍容华丽,与其此时的身份极为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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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讽肃宗借回纥兵平乱,反受其祸事。《经函谷关》更是吊古伤今,对安史之乱后“藩屏无俊贤,金汤独何力”的严峻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其《睢阳感怀》:“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更是有感而发。韦应物毕竟曾多次在朝廷服务,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也与朝廷密切相关,故淡泊名利,一味渴望归隐,绝对不是其思想的基调。
当然,我们如此评价韦应物也并非认为韦应物在仕隐关系上无矛盾之心态,其实,无论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在朝廷任职,官高身荣往往是以失去自由清闲为代价的。烦杂的公务之劳,也令人不堪忍受。韦应物也与陶渊明一样,常把出仕看作进入“樊笼”:
一来当复去,犹此厌樊笼。况我林栖子,朝服坐南宫。唯独问啼鸟,还如沣水东。(《)忆沣上旧居》他还常将受“爵禄”所羁之人喻为“园鹿”与“笼中禽”:“野性本难畜,玩习亦逾年。……兹兽有高貌,凡类宁比肩。不得游山泽,跼促诚可怜。”(《述园鹿》,题下注曰:“诗盖借咏园鹿伤人)“之为爵禄所羁,不得遂其真性。”岂恋腰间绶,)如役笼中禽。”(《雨夜宿清都观》这才是其内心仕与隐矛盾的真正症结所在,与
高洁与世俗无关。实际上,作为人,无论哪个时代,为了生存或者更高的理想,都渴望谋求到一个职位。而一旦工作,则又经受不住太大的工作压力以及种种的羁绊而渴求摆脱。这种人性的正常心理其实很好理解。只不过,在封建时代的士子往往还要治国平天下,追求功成名遂,然后去过逍遥自在的隐退生活,这是大多数封建时代士人的理想。在思想层面,韦应物更是力求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将出与处视为同一。其《送褚校书归旧山歌》曰:“不见东方朔,从容避世金马门。”汉代东方朔曾言,“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
)韦应物显然服蒿庐之下。”(《史记・东方朔传》膺其说,所以,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偶宦心非)“累,处喧道自幽。”(《答畅参军》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郡内闲居》出处似殊致,喧
)韦应物的这种仕隐观与魏静两皆禅。(《赠琮公》
晋时人等同山林庙堂的“吏隐”,初盛唐士人以仕为隐以及王维对于仕与隐所取的“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完全一致,是韦应物在仕隐矛盾之中平静内心的一剂良药。
四
前人论韦诗之风格,与对其人品“高洁”的推崇相一致,多取其“闲淡”,而“闲淡”之评,多祖述白居易:“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
①长久以来,以“笔者谁能及之?”闲淡”评韦诗②而笔者以为,人们对韦应物诗歌风格已成传统。
的论述,大多只注意其祖述渊明之一面,只取其“闲淡”一格,而其师法大谢等诗人“才丽”与“兴讽”之特点,依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韦应物一生多次闲居,确有一部分诗学渊明,诗中有“慕陶”等语,甚至有几首拟陶诗,但是检点其全集,这一类学陶诗,主要集中于他的田园山水作品之中,这部分作品确有“冲和平淡”之风。但与唐代很多诗人一样,在其流传至今的作品里,有大量的交游酬唱赠答之作,其山水田园诗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且在这部分山水行旅诗中,除了为数极少的与陶诗风格一致的作品之外,更多的倒是近似于谢灵运诗歌风格的作品。对此,古人多有评述:
徐师川言: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
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吕本中《吕氏童蒙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
韦诗古淡见致,本之陶令,人所知也。集中实有蓝本大谢者,或不之觉,特为拈出。如“性惬形岂劳。境殊路遗缅”,“无累恒悲往,长年觉时速”,“适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积喧忻物旷,听玩觉景驰”等句皆是。至于“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风条洒余蔼,露叶承新旭”,
①《与元九书》,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9页。
②当代学者也基本祖述此类观点。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也以“高雅闲淡”为韦应物诗歌的主导风格。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大历诗风”一章论韦应物诗也说:“向往隐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成为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往往能‘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8页)文中所举作品是著名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与《滁州西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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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摘叶爱芳在,扪竹怜粉汗”,“缘崖摘紫房,扣槛集灵龟”,则依依晋、宋诸公佳致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清诗话续编》(二))
源出于陶,而熔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
华而不绮。但以为步趋柴桑,未为得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以上几家都看到了韦应物诗歌有师法大谢等前贤之处,这在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中是明显的事实。而“蓝本大谢”之“流丽”正是韦应物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的风格特征,与白氏所言“才丽”相近。今举二例: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
暾。葱茏瑶台榭,窈窕双阙门。十载构屯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圣主乃东眷,俾贤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损当受益,苦寒必生温。平明四城开,稍见市井喧。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吾生自不达,空鸟何翩翻。天高水流远,日晏城郭昏。裴回讫旦夕,聊用写忧烦。(《登高望洛)城作》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登重玄寺阁》上引作品,瑰丽精工,写景叙事反复铺排,刻意摹写,其风格与陶诗平淡自然殊为不符,倒与谢诗有更多相似之处。
而那些直接感怀现实的作品,则是白氏所谓“颇近兴讽”之作,如《广德中洛阳作》、《经函谷关》等。韦集中那些反复感怀个人身世遭际之作如《逢杨开府》、《酬郑户曹骊山感怀》、《温泉行》、《白沙亭逢吴叟歌》等作品,或慷慨悲歌,或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均非“高雅闲淡”所可涵盖。
令人感到难解的是,后世论诗者对白居易指出
的韦诗之“才丽”与“兴讽”大多视而不见,或者是有意忽略,只强调其师法渊明之“高雅闲淡”或者“冲和平淡”。对此,清人乔亿早就提出异议:“古今共推韦诗冲淡,而韦之分量未尽也,如《睢阳感怀》、《经函谷关》,并大有关系之作,尚得以冲淡不冲淡论耶?”又谓:“自来选家,专取韦淡远之作,概置此不录,殆所谓见其表不见其里
①袁宏道在论韦之《者耶?”睢阳感怀》时亦谓:
“苏州《睢阳》、柴桑《三良》、《荆轲》,皆集中
②再看其《眼目,淡寂未免无雄心。”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
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作这首诗时正逢朱泚作乱,唐德宗仓皇出逃,韦应物的这句“春愁黯黯独成眠”并非男女私情之愁,而是忧国忧民之忧。尤其是那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一句,更是令后人感叹不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自然有同感,叹为“仁者之言”,南宋诗评家黄彻更是尖锐地说:“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
③诗乎!”
以上这些作品的风格已经远不是“闲淡”、“冲淡”所可概括。韦应物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已经充分表现在其作品之中,感情深沉,风格沉雄,前人只取其淡远之作,确有只“见其表不见其里”之病。
笔者由此以为,韦应物诗歌的风格兼具“古淡”“流丽”等特征,“高雅闲淡”、“冲和平淡”并非韦应物诗歌的主导风格。其感怀现实以及感叹身世的作品,或激越慷慨,或沉郁顿挫。就其山水行旅诗而言,主要师法大谢及其他六朝诗人而又自成风格的“流丽”才是其此一类诗更明显的特征。仅以韦集中为数不多的近似于陶诗风格的山水行旅诗来概括韦应物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冲淡”、“闲淡”框定其风格特征,既不科学,也并不符合
(责任编辑 诗人的创作实际。胡范铸)
①《剑溪说诗》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20页。
②转引自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③黄彻《溪诗话》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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