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与妇女发展——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经验考察
2021-09-15
来源:汇智旅游网
2015年第1期 NO.I 201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5年1月 Jan.2015 城乡流动与妇女发展 一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经验考察 柳玉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006) 内容提要: 基于珠三角制衣厂女工的经历,本文探讨了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的原因和影响。访谈 数据显示农村已婚妇女外出不仅为实现家庭目标,而且为寻求个人独立和发展。然而,就业和生活的不稳 定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空间。在制衣厂,流动妇女的工作往往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和缺乏劳动保障。受城乡 分离的户籍制度限制,她们很少居家迁移。对多数妇女而言,她们只能在短期打工后返回农村和从事农业 生产。 关键词:已婚妇女;人口流动;就业;妇女发展 中图分类号:D4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 5)0l一0086.05 在过去3O年,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流动不仅深深影响 济迁移或者女性伴随男性迁移。从女权主义(feminist)的 视角,女性与男性的流动原因和流动经历存在差异,并且女 性流动带来的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比男性流动更为复 杂。本文对于在中国当代背景下女性流动经验的考察主要借 鉴了女权主义迁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更是给流动人口和他们的 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规模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中,女 性,尤其是已婚妇女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统计数据显示, 1990年女性占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为31%,到2000年 这个比例增长为43%,2005年之后近半数经济型流动人口 女权主义视角对女性流动和迁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 为女性;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已婚妇女占女性流动人口的比 例从1990年的30%增长到2000年的大约50%,之后保持 个阶段(Hondagneu-Sotelo,200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初期,当女权主义研究最早出现在迁移研究中 时,她们研究的目标是将女性添加到迁移研究中,纠正迁移 理论无视性别的研究假设。在一篇具有领先性和代表性的 在这个水平(国家统计局,2008)。据此估计,目前有超过 五千万的已婚妇女在流动和打工人群之中(国家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2012)。国外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打工妹(多 是单身年轻女性)的研究表明,流动和就业对她们个人的 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流动促使她们开拓了眼界,获得了职 研究中,Bosemp(1970)发现拉丁美洲的年轻女性比男性 更具有流动性,因为她们参与农业生产很少,在城市很容易 找到诸如家政工人或办公助理之类的工作。在第二个阶段, 女权主义研究批判地借鉴了80年代流行的劳动力迁移新经 济学理论,将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来考察女性的流动经 业技能,提高了自由和独立(Jacka,2006;郑真真,解振明, 2004)。对已婚流动妇女而言,她们能否在流动和就业中获 得相似的发展受益,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验。在对多米尼加妇女迁移的考察中,Grasmuck和Pessar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1991)发现女性的迁移更多不是出于经济机会的吸引,而 是要逃脱对于男性的依赖;在美国,移民妇女被鼓励也被需 在当代,女性在人口流动和迁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从全球统计数据来看,女性不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迁 移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自主型经济迁移(Castles 要在家庭外就业。由于她们的财政贡献,这些妇女获得了对 于家庭财务的控制权,增加了她们对于家庭事务的决策权。 从定性研究,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迁移可以促进性别关系在家 庭领域朝向平等关系发展,迁移和就业可以为女性赋权。自 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迁移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性别 and Miller,1998)。这种流动和迁移的女性化趋势挑战了传 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女性迁移的假设:女性很少做经 收稿日期:2014.03.12 作者简介:柳玉臻,女,社会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 性别研究、社会福利研究。 86 城乡流动与妇女发展——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经验考察 视角被运用到与流动和迁移相关的诸多领域,包括家庭、就 业、消费、社交、性观念等。运用性别与阶级、种族和性倾 向等社会关系相交叉的视角,研究者发现在种族歧视和阶级 不平等的背景下迁移很难解放妇女,很多情形下反而加剧了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Espiritu,1999)。 综合借鉴女权主义迁移研究的视角和论点,本文将性 别关系与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交叉来分析流动对已婚妇女的 影响。在当代中国,阶级和城乡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阶级 关系在当代呈现出与解放初时期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外资 和合资企业中,工人越来越失去国家的保护而受到资本的管 制;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虽然开始松动,但居民享受的权利 仍因户籍身份而有很大差异,尤其表现在就业、住房和子女 受教育方面(Murphy,2008)。阶级和户籍身份限制了已婚 流动妇女在城市的就业选择和社会福利,从而影响了她们的 性别关系和发展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我主要使用了观察和访谈。2007年3 月到6月,我在广东参观了位于深圳、东莞、惠州、江门、 广州、河源等地8个制衣工厂,与54位衣厂工人做了深度 访谈。单个访谈平均持续1个小时,配有录音。在访谈人群 中有已婚妇女3O位,她们年龄从22岁到55岁不等,最集 中的区间是30-39岁。她们多数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在 她们之中,三分之二是在婚后第一次迁移,半数以上有超过 五年以上的流动经历。另外,我访谈了10位未婚女性和l4 位男性(包括6位单身和8位已婚)衣厂工人来对比分析 已婚妇女的流动经验。另外,我在湖南考察了几个乡镇和农 村,与9位返乡妇女和她们的家人(包括丈夫、祖父母和子 女)进行了访谈。这些来自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观察和访谈提 供了全面描述流动妇女生活和工作的数据。在2007年后我 还保持着跟其中一些访谈对象的联系,并跟踪了解了她们的 流动状况。 二、已婚妇女流动的原因 图l:已婚妇女流动的原因(N=3O) 35 30 _ 薯 25 2o ≯ 墨 15 'O 5 毒≤ 震 —甫—H O 毫厨 于文1霎币 跟砸 天 翠赠期 个人芨展 在寡没事做 在国际和国内流动研究文献中,已婚妇女常常被假定为 留守者或者丈夫的跟随者(Thadani and Todaro,1984)。然 而,在我的研究中,过半的已婚妇女是自主的流动者:在30 位已婚妇女中,l6位是独自流动或者早于丈夫外出。考察 她们的流动原因,很多是受家庭目标,比如建房或者子女教 育费用需要而驱使;但也有寻求独立和个人发展的女性,她 们的描述表明家庭和个人原因常常交叉在一起。 从上图可以看出,家庭目标常常是促使已婚妇女外出 的一个原因。从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她们的决定是 一种家庭策略:她t[1 ̄b出打工增加了家庭财政收入的来源。 然而,仔细考察她们做决定的过程,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策略 后个人的考虑和家庭内的权利关系。在传统男权社会,‘男 主外,女主内’是‘自然’的劳动分工,女性外出,尤其是 独自外出打工,常常不被接受。李玲(拟名)的例子显示了 她和丈夫因为外出而产生的分歧。在家乡湖南,李玲原先是 当地初中的一位合同制英语老师,她丈夫杨华是同一学校的 终身制体育老师。2004年,38岁的李玲与丈夫商量要外出 打工,主要原因是儿子很快要上大学,花销会很大。开始他 丈夫反对,他觉得妻子这么做会使他在同事面前失去面子, 认为他不能挣钱养家。后来李玲说服了他,她外出打工是为 了儿子能完成他们作为父母未能上大学的梦想。从杨华的角 度,他考虑到儿子上大学后家庭开支确实会很大,他一个人 的工资收入不足够维持,但他不愿为此放弃固定的学校工作 而外出打工,因此他同意了妻子外出的决定。 在访谈中,大多妇女表示她们婚后外出是因为她们在 之前曾经外出或者一直期待外出,她们觉得外面的生活比家 里的生活更有意思和价值。并且,在生育后,尤其是孩子上 学后,她们照顾家庭的负担已经减轻。在这样的决定中,祖 父母的反应成为关键,因为常常需要他(她)们帮助照顾孩 子。我在湖南农村走访了两个村庄,接受访谈的老人讲她们 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和支持成年子女外出打工,只 要他们能寄回钱来供应孙辈生活和上学。她们的讲述表明她 们不能要求子女继续她们传统的生活,尽管为此她们需要承 担更多的因为务农和照顾孙辈而产生的身体和心理负担。 另外,在被访谈妇女中,有4位明确表示外出打工是 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寻求个人的独立和发展。以陈楠(拟 名)为例,她外出打工是因为与丈夫不合,“我们像是来自 两个世界的人”。1993年,在儿子2岁时,她决定与她的小 姨一起外出,没有与丈夫商量也没有让他知道。后来她丈夫 尝试到广东与她一起打工,但感情还是不好,他独自回到家 乡,2001年他们离婚。在外打工期间,陈楠将她的打工收 入寄给婆婆,让婆婆帮助照顾孩子。 三、已婚流动妇女的就业经历 除了来自农村的影响,近几年已婚妇女流动的增加与城 市中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相关,尽管向已婚流动妇女开放 的岗位多是非正式部门的工作。以制衣业为例,从2004年 开始出现的‘用工荒’使得很多的制衣厂放宽了对年龄和技 能的要求,已婚流动妇女成为他们主要的雇佣对象。从经济 学家和人口学家的解释,“用工荒”的原因是近20年计划 生育政策的执行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青壮年劳动力的增 8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长速度变缓;另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吸纳了农 村的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未来流动劳动力的增长在于那些本 来流动可能性不高的人群,尤其是中年已婚妇女(王德文, 蔡,2006)。 “用工荒”的出现,加上近几年劳动法的修改,使得很 多制衣厂面临用工成本上涨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已婚流动妇女被招聘进厂,因为在雇主观念中,已婚 妇女比单身女孩“更可靠”:她们更愿意做单调的工作,更 愿意接受低工资和长的工作时间,更少挑剔住宿和生活环 境。雇主很清楚这些特征不是已婚妇女的“天然优势”,它 们恰恰反映了已婚妇女在就业市场的劣势。作为流动人口, 她们很难进入到高工资和有保障的正式工作部门。从已婚妇 女自己的解释,她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她们寻求的 是收入,不是好玩;她们需要工作稳定,不能挑剔和冒险, 因为她们的家庭等待她们的收入来支持孩子读书。 已婚妇女进入Nlti ̄衣厂增加了工厂的用工来源,因而 降低了企业的压力,使得很多的工厂依然保持低工资和恶 劣的工作条件。在参观的工厂中,除了一个大型工厂(有超 过2000工人)因为海外客户的要求基本遵守劳动法的规定 外,大多工厂在工资、劳动时间、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 都有违规现象。制衣厂工人的工资多是计件工资,在生产旺 季,她们的工资可以达到2000元,但在淡季她们的工资只 有四五百元,远远达不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另外,她们 每个月的加班时间常常多于劳动法规定的36个小时,并且 没有足额的加班工资。她们的周末和节假日也得不到保障。 生产车间常常因为布料堆积而通风不好,存在安全隐患。另 外,流动工人常常不要求工厂为她们购买社会保险,甚至在 一些地方出现工人主动退保,因为她们觉得买社保是她们眼 前收入的降低,尽管在未来和突发情况下有用。 四、已婚流动妇女的家庭生活 对在工厂工作的已婚妇女而言,城乡迁移常常伴随着 家庭和工厂在地理空间上的长距离分离。在这个研究中,3O 位已婚妇女只有7位举家迁移,其中有2位刚刚结婚还未生 育。另外23位妇女,有13位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与丈夫 一起外出,另外10位是独自外出打工。在这些妇女之中, 有些把外出打工只是作为临时方式来实现家庭或者个人目 标,而更多曾经考虑举家迁移但因为各种限制而未能实现。 哪怕是已经实现了举家迁移的妇女,她们在城市中的家庭生 活很难稳定下来。从她们的讲述,家庭迁移的阻碍来自她们 的就业状态、孩子照料以及户籍身份的限制。 在举家迁移的例子中,“三世同堂”和“亦厂亦家”是 常见的两种安排。以刘燕(拟名)的例子为例,她1994年 18岁时从河南到广东打工,在一个大型制衣厂工作,现在 已经是领班。她2000年回家乡结婚,婚后与丈夫一起到深 圳。她丈夫先在一个私立学校做老师,几年后调到一所公立 88 小学做合同制教师。女儿2001年出生后,刘燕的父母卖掉 了在农村的家当来到深圳帮她带孩子。她们很想在深圳定 居,然而面临很多的困难。刘燕虽然已经是车间领班,但很 怕车间裁员;另外,她加班时间很长,没有时间照顾家里。 她的女儿现在上私立幼儿园,因为没有深圳户籍需要找关系 和花钱才能上她丈夫工作的公立小学。在研究中,另有一位 妇女和丈夫离开家乡四JiI到广东打工超过2O年,她们现在 经营一个家庭制衣作坊,这样的安排使得她们可以将两个孩 子从家乡接到广东。在她们的生活中,她们面临的困难是订 单不稳定和孩子读书问题。她'ff-lJL子来广东后先读高中,后 来辍学到工厂做工。女儿现在就读于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 父母抱怨说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女儿读书的动力不大。 在本次研究,更多的已婚妇女处于与家人分离的状态, 外出打工使得她们很难兼顾家庭和工作。以陈英(拟名) 为例,她17岁时从湖南到广州打工,22岁在广州交了男朋 友,两人回家结婚,一年后生小孩。陈英的丈夫在小孩三个 月时又到广州,从事建筑业 陈英讲她很想念丈夫,另外祖 父母愿意照顾小孩,所以在小孩1岁时她离开孩子到广州, 在制衣厂工作。她和丈夫在工厂附近租了间房子,丈夫常常 在外跑,住工地。她和丈夫每年春节都回家乡,小孩子非常 高兴,讲“父母在家的日子就像天堂”;她问孩子父母不在 家的日子像什么,小孩子没有回答。她觉得非常亏欠孩子,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他的成长缺少很多东西。她盼望能将儿 子接到广州一起住,但因为奶奶晕车没有人能带孩子过来, 并且她在制衣厂上班没法照顾孩子。对于情形类似陈英的已 婚妇女,家庭和工厂在空间上的分离使得她们必须在两者做 出选择,她们认为外出打工是为了家庭,尤其是孩子的长远 利益,为了孩子在读书时有足够的财政供应。为此,她们必 须舍弃与家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承担不能胜任母亲职责 的愧疚和伤心。 已婚妇女外出打工不仅影响了家务分工,也影响到家庭 内的性别关系和权力分配。文献研究中常见的观点是妇女外 出就业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内的地位,与丈夫分担挣钱养家的 职责使得妻子可以与丈夫分享家庭决策的权利(“农村外出 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在我的研究中有这些的情形, 但也有情形证明妻子外出打工挑战了丈夫在家庭的角色,夫 妻之间更容易起争执。在此情况下,妻子或者为维持婚姻而 更加顺从丈夫或者因为抗争而导致婚姻破裂。性别关系的变 化在妻子单独外出打工的例子中最为明显。在之前引用的李 玲的例子中,她在制衣厂从事办公室工作,她很喜欢她的工 作,很有职业成就感。然而,她体会到丈夫留在家乡工作、 务农和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负担,她很犹豫是否要在制衣厂长 期工作。她每天与丈夫通电话,讲述她的工作和问候丈夫的 情况。她每年年底回家一次,在家时她尽量多干家务。在另 外一个例子,陈楠的例子中,她因为与丈夫不合离家外出打 工,离开后激化了丈夫对她的不信任,最后与丈夫离婚。 城乡流动与妇女发展——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经验考察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流动拓宽了已婚妇女的活动空 间,然而,因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流动使得妇女陷入 很多矛盾和困境中。在亲子关系上,母亲的流动使得子女读 书在财政上有更多的保障,然而,母亲不能担负日常照顾孩 子的责任。在夫妻关系上,妻子外出降低了丈夫挣钱养家的 负担,但也增加了夫妻间的不信任,增加了家庭摩擦和不合 的因素。在这样的困境中,已婚妇女,尤其是不能举家迁移 的妇女,常常只能把打工作为暂时的安排,努力做工,尽量 避免在打工之外的活动。已婚妇女不同于单身女孩,她们很 少外出消费,很少与本地人和当地政府接触。她们的生活常 常是局限于工厂和宿舍,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和亲戚。 在这个研究中,作者访谈了9位返乡妇女,在她们之 中,7位是因为家里有子女或者老人需要照顾而回家,1位 是因为自己生病回家,只有1位是因为创业回家。在她们回 家后,6位妇女务农,2位妇女到本地制衣厂工作,有1位 开办了自己的制衣厂。对于回家务农的妇女,她们感叹说 “务农没有意思,辛苦,又没有钱赚”;另外,她们叉回到 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中,她们的丈夫继续在外打 工,在金钱使用和家庭事务上依然是丈夫说了算。唯一让 她们觉得值得的是能够照顾孩子,“让孩子一放学就有饭 吃”,能够辅导孩子写作业。对于在本地制衣厂工作的妇 女,她们发现本地衣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多,她们与孩子 在一起的时间非常有限。对这些妇女而言,回到农村她们有 很多的不情愿和不甘心,因为她们知道她们有外出打工的 能力,有独立生活和挣钱的能力,她们也看到农村生活和城 市生活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她们很难改变所置身其中的性 别、阶级和城乡关系。对于回乡创业的妇女陈楠,她在本村 被认为是“成功的打工妹”,因为她积攒了经商经验和社会 资本,打工13年后回到家乡开办了服装厂;然而,因为她 与丈夫离婚,村里很多人瞧不起她,认为她是靠了一个有钱 的广东老板才能开起她的工厂。她告诉我她不喜欢本地人的 评价,她是因为在打工中学到了制衣技术和管理知识,找到 了稳定的订单来源,因此才可以开办自己的工厂。 五、结论 本文以制衣厂女工的经历为例,从性别关系变迁考察了 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发展的影响。在讨论中,性别关系与阶 级和城乡关系共同发挥作用。尽管外出流动使已婚妇女挑战 了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和家庭内权利关系,然而,她们在劳 动力市场的劣势和缺乏城市居民享有的权益使得她们的迁 移往往很短暂和不稳定。在劳动力市场,她们的就业往往工 资低、工作时间长和缺乏就业保障;在城市社会,她们没有 同等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读书的权益,因而她们很难 举家迁移。在阶级和城乡关系上的劣势使得已婚妇女必须获 得农村家庭,尤其是丈夫和祖父母的支持,才能外出打工; 为此,她们需要与传统的家庭权力妥协,尊重丈夫和祖父母 在家中的首要地位。 这个研究挑战了流动会带来发展的判断,认为流动妇 女的发展受制于她们流动的原因及就业和生活经历。在目前 的城乡流动中,家庭和工作场所的长距离分离阻碍了妇女兼 顾家庭和工作的可能,使得很多妇女陷于两难处境。受妻子 和母亲身份的制约,已婚妇女很难有长期的流动计划和职业 规划。她们往往将外出打工作为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延续,很 少有意去培养作为从业女性和工厂工人的新认同。这些认同 的缺乏使得她们很难与其他工人联合来争取劳动权益;同时 她们也很难与其他流动人口,尤其是第二代移民,联合来争 取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权益。返乡妇女的经历更是证明流动对 妇女的发展作用有限,她们很难在流动中积攒足够的资本和 经验实现回乡创业。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城乡 流动中。然而,她们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在近几年并没 有明显改善。2008年后,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因为金融 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中国的出口制造型服装业首当其 冲受到影响,订单减少,工厂开工不足或者倒闭。在这种情 形下,大量工人被解雇,解雇后的工人或者返乡或者另寻职 业。从我后来的了解,留在城市继续打工的已婚妇女多转到 更偏僻和更缺乏保障的小制衣厂。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和一些 改革措施推动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这些制衣厂的流动妇女和 她们的家庭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城市越来越抬升的生活 成本依然在城乡之间两地或者三地分离。长期分离的社会后 果,包括农村留守子女关顾的不足和农村婚姻家庭关系的动 摇,给外出的女性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和精神负担,削弱了她 们在流动中寻求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Bosemp,Ester.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St.Martin’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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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Women’S Development:an Examination of Rural Married Women’S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s Liu Yuzhen Abstract:Based on women garment workers’experien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this paper explores causes and con- sequences ofrural married women’s migration.The interview data shows rural wom ̄l ale motivated to migrate not only to fulifl their family goals,but also to seek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However,the precariousness of employ- ment and living arrangement confines women’S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In garment factories,migrant women’S employ- merit is featured by low wages,long working hours,and little social securiyt coverage.nIe rural-urban divided Hukou system rendersithardforthemtomigratewiththeirfamilies.After a short-termmigration,mostwomen canonly returatotheir rural lifeand ruralwork. Key words:married women;migration;employment;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