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局限性
中日两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汉日两种语言对译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传达信息。本文通过分析汉日语言对译在字音、字形上的翻译局限性,译语丧失源语的语感以及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现象,认为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社会现实差异、思维方式差异以及古代跨文化交际的闭塞,是导致汉日对译存在局限性、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
标签:中日文化差异 翻译 局限性
一、引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1964)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即翻译的准确性是衡量翻译好坏的一大标准。
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可小觑的差异,这就导致一些译语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传达信息。这是所谓的翻译不可译现象,或者说翻译中存在的障碍或局限性。田庆芳(2007)指出,所谓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
中国和日本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频繁,但是两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在汉日语言对译中经常会碰到难以翻译的地方。
关于中日文化差异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视角进行了探讨,主要通过对比两国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历史进程等因素,分析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而对于翻译的局限性或者说不可译性的研究,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于汉英对译,从汉日对译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为此,本文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汉日语言对译中存在局限性、不可译性的原因。
二、汉日对译中的翻译局限性
汉日对译中翻译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字音、字形上的翻译局限性,译语丧失源语的语感以及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本节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举例分析在汉日对译中存在的翻译局限性问题。
(一)字音、字形上的翻译局限性
首先,由于日语的书写文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字构成,而汉语主要由汉字构成,因此,汉日两种语言在字音、字形上就存在不对等性,翻译时也会产生字音、字形上的局限性。
例如,日本平安时代流传的全字母句《伊吕波歌》的译文就体现了这一局限性:
(1)色は匂へど 散りぬるを 我が世誰ぞ 常ならむ 有為の奥山 今日越えて 浅き夢見じ 酔ひもせず
译文1:花虽芬芳终须落,人生无常岂奈何,俗世凡尘今朝脱,不恋醉梦免蹉跎。
译文2: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如果把诗歌写成平假名,移去浊音符号后,就会发现这首《伊吕波歌》除了诗歌本身的含义外,另一大特点是它包含了每一个日语的音节字母(包括现已不再使用的历史假名“ゑ”和“ゐ”,但不包括拨音“ん”)。在了解了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再来推敲这首和歌的汉语译文,就会明白无论是译文1还是译文2,都没能充分传达其丰富含义。
其次,传统的语言游戏绕口令也具有不可译性。绕口令是将若干双声、叠词词汇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词语有意集中在一起所组成的简单、有趣的语韵,虽然中日两国都存在绕口令这一语言游戏,但由于两国语言的字音不同,所以当翻译成另一国语言时,会丧失其原本的语韵。
(2)とうきょうとっきょきょかきょくきょくちょう
译文:东京特许许可局局长(东京专利审批局局长)
例(2)这句日语绕口令意在使读者区分长音、促音和拗音,但翻译成汉语后,丧失了语感。
(3)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译文:ぶどうを食べる時ぶどうの皮を出さない、ぶどうを食べない時逆にぶどうの皮を出す
例(3)这句汉语绕口令旨在使读者区分“b”“p”的发音,但翻译成日语后,完全失去了其作为绕口令的意义。
再者,双关语与谚语中也存在大量不可译的内容。所谓双关语,按其类型可以分为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类,都是一语关顾表里两则含义。
(4)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
译文:甥が提灯をさしかける——おじを照らす(もとのまま)
例(4)是谐音双关语,“找舅”和“照旧”在汉语中同音,但在日语中却发音不同,因此即便将其译成日语,如不进行相应注释,恐怕读者也很难理解其另一层含义。
(5)新事业从头做起,旧现象一手推平。
译文:新しい事業はゼロからやり始め、古い現象は手で切ってしまう。
例(5)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家理发店写的春联,属于语义双关,讲的是理发,实际寄托着人民群众除旧布新的愿望,歌颂新中国,欢庆新社会。同样存在不可译性。
(二)译语丧失原语的语感
蔡龙权(2008)指出:“语境和意图是不可译的,或者说非常接近不可译,原因是这些内容虽然属于翻译考虑的内容,然而不直接显示在源语文本中,译者除了借助注释等附加文本,无法在译文的正文中再现出来。”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日本的俳句、和歌就属于这一类,即作者在特定语境和意图下完成的作品。再者,一种语言有其独特的发音和语法,而类似诗歌这类语言文字的组合本身就是为了体现这一语言独特的艺术之美。因此,当其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原本的语感就会丧失。
(6)ふるいけや かわずとびこむ みずのおと(松尾芭蕉)
译文1: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林林译)
译文2: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陈德文译)
尽管例(6)的两句译文各有千秋,但前者破坏了俳句“五·七·五”的韵律美,后者对原文的意思作了删减,可以说都不是完美的译文,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作者构建的语感和意境。同样,中国的古诗词被翻译成日语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学形式“诗”经由日本文人对其读音和韵律等进行二次创作后,在日本受到广泛推崇。
(7)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译文:春眠暁を覚えず處處啼鳥を聞く夜來風雨の聲 花落つること知んぬ多少ぞ
例(7)是中国古诗词中典型的五言绝句,虽然不属于格律诗,但它不仅在句数上固定,并且严格符合押韵规律,押仄韵,也就是“晓、鸟、少”里面都出现的“ao”这个韵母,读起来琅琅上口。翻译成日语后,虽然译者尽量保留了诗歌的本义,但该诗的节奏和韵律却遭到了破坏。不过,由于日语中也存在大量汉字,
并且很多日语汉字与汉语汉字一一对应,因此该诗的另一种译法是将汉字一一对应,而在咏唱时完全采用音读的形式,以保证节奏和韵律上的原汁原味。但如此一来,诗歌原本的意思就难以理解,需要读者对汉语或中国文化极为熟悉。
除了诗歌之外,日语被动句的汉译,敬语、暧昧语等的译语也往往会丧失原语的语感。
(三)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土壤,当目标语中无对应的文化现象时,源语就无法被翻译,只能通过注释来解释。郜芬(2012)认为,文化空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词语意义上的空白,在源语中出现的一些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第二类是词语隐含义或比喻义的空白,有一些词语的字面含义在源语和目标语中是一样或相似的,但是涉及到引申含义就大不一样了。
例如,日语中有两个和“弁庆”(平安时代末期的僧兵,源义经的家臣)有关的谚语“内弁慶”和“弁慶の立ち往生”,分别被汉译为“窝里横”和“进退维谷”。但如果将其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汉语,没有一定日语基础的人未必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由于源语是与日本历史人物相关的谚语,在目标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就只能进行意译。这就是文化空白造成的不可译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日语中的十二个月各有其别称,其中十月被称为“神无月”。仅从字面上来看,即便不懂日本文化与日语,也能知道“神无月”是指这个月没有神。但为什么十月就没有神了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加以注解。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众神在十月要聚集到出云大社,因此有“各地的神都不在了”这一传说。所以,当将部分源语翻译成目标语时,虽然字面含义可以理解,但如不加以注释,就很难准确地传达源语的意思,这就是因为目标语中出现了文化空白。
除了数字文化以外,汉日语言中还存在大量禁忌语、颜色词等,也可能会由于目标语中的文化空白导致翻译存在局限性。
三、产生译语局限性的原因
汉日两种语言及文化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翻译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例句的不可译性,将造成译文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归纳为四点。
第一,文化差异。这里所说的文化差异包含宗教文化差异、习俗文化差异、历史文化差异、地域文化差异等。前文所说的“弁慶の立ち往生”的翻译就是因为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才导致了翻译的局限性。“弁慶の立ち往生”源自日本平安时代,弁庆在衣川会战中手拄长刀站立而死的故事。而中国的历史中不存在这一故事,因此如果不加以注释,在理解上就会产生偏差。
第二,社会现实差异。虽然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随着各国之间的不断交流,社会现象也日趋接近,但不可否认的是,各个民族都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本民族独有的事物或现象。由于在另一个国家中无法找到与之对等的事物或现象,因此就无法找到对应的译语,在翻译此类词汇时就会产生局限性,这就是社会现实差异所造成的译语局限性。例如,中国的爆米花是甜的,日本的爆米花却存在甜的和咸的两种口味,所以当日语中出现“这爆米花好咸”这一表达时,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就难以理解和接受。
第三,思维方式差异。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地域等情况不同,就会产生根植于此的思维方式差异。
第四,古代跨文化交际的闭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日两国的交流与联系日益紧密,“小笼包”“青椒肉丝”“功夫”等汉语词汇以音译的形式直接出现在日语中。而日语中的“味噌汤”“浴衣”等词汇也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译文之所以存在语言转换上的困扰,是因为受到了古代跨文化交际的闭塞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信息的传递。不同的民族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便造成了翻译上的局限性。因此在翻译时,要重视语言文字的准确传递,也要意识到文化传递的重要性,充分考虑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背景的不同,尽量避免文化冲突造成的不可译性,确保对等翻译。
参考文献:
[1]E.A.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
E.J.Brill,1964.
[2]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J].上海翻译,
2007,(2):47-50.
[3]蔡龙权.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思
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16-125.
[4]郜芬.浅谈翻译汉语化空白的处理方法——以《围城》为例[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32-34.
[5]去渡博文.翻译的局限性[J].学周刊,2015,(11):15.
(房吉高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315211)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