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生活之网

编织生活之网

作者：高梁 陈芸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21期

摘 要： 在《中国心灵》里，卫礼贤试图通过编织中国晚清民初生活之网，展现自己中国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让读者领略到中国人心灵的方方面面。生活之卷如同织布机上的织网一样错综复杂地展开，从微观上看，交织的纬线暗含了中国文化生活内部的各个层面，而由中国心灵组成的固定经线则支撑、规划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指导中国的一切事物。从宏观上看，卫礼贤试图在纵向时间上追寻中国的传统与未来，在横向空间上，则探求东方心灵与西方精神之间的双向流动。由此，卫礼贤在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肯定中西文化交融与互补的可能性，并提出一种崭新的理想人格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 卫礼贤 《中国心灵》 生活之网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理查德·威廉，1873—1930）作为德国新教同善会的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终生致力于打破东西方文化隔阂，被称为“两个世界的使者”[1]或“文化交流的中介桥梁”[2]。《中国心灵》作为其学术生涯后期阶段的汉学著作，堪称“《易经》译本姊妹篇”[3] （48）。透过中国生活的表象，卫礼贤探索中国文化心灵，并试图在文本中构建一张生活之网，意图让读者通过阅读领略他的体验与感悟。下面，我们以《中国心灵》中卫礼贤所编织的生活之网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卫礼贤笔下构建中国的最复杂、最根本的力量——中国心灵，以此看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体现的文化理解及一种崭新的中西方契合的文化图景和人性终极目标。

一、微观：生活之网的组成 （一）交织的纬线：中国文化生活

在生活之网中，交织的纬线代表中国文化生活内部的各个层面，因而文本不能是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或风俗史。卫礼贤采用体裁杂糅的方式，使中国生活在不同层面有了不同的表达。文本初看起来是一本杂糅诸多体裁的传教士游记，有卫礼贤个人游历中国的见闻、随感，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有各种现实人物特写，也有晚清到民初的中国风俗介绍。在安排这些飘忽不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时，卫礼贤试图通过生活之网中纬线的交织，真实且多方位地展示中国文化内部的各个层面。错综复杂的织线并非毫无关联的肆意散布，没有主次轻重的问题，都是中国心灵这一主题在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表达，是中国文化生活的直观体现。

在文本第十二章中，卫礼贤用整章篇幅交代清末代皇族代表小恭亲王的命运。作为二亲王之一的他曾拒绝放弃清皇权，变卖家中资产只为有朝一日能恢复过去荣光。然而皇家梦注定走向破灭，正如颐和园正门前从座基上坠落下来并且将腿碰裂的青铜大龙一般，“它无依无靠地躺在石板上，再也不能守卫皇宫了”[4]（175）。尽管往日辉煌一去不回，难以走入现代的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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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却仍保有气节。战争爆发时，他不愿迁居，宁可在青岛承受围攻轰炸，不愿回到共和体制下的内陆。而在日本人占据青岛后，亲王拒绝日本人的高薪拉拢。作为皇族代表，亲王的人物特写，夹杂着政治变动和卫氏的随感，与下一章节中的下层人物代表（《第十三章 乞丐、盗贼和强盗》）形成前后呼应，正是彼时中国文化主体在危机时代的部分具体显现。卫礼贤既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高贵与优美，又同情以其为代表的文化心灵的挣扎再生，因而在章节的末尾，他感叹道：“一个古老的传统带着它的缺陷和错误，同样带着它的美丽与高贵，无可挽回地成为了过去。”[4]（181）

（二）固定的经线：中国文化心灵

中国心灵是由中国自身文化特质所规定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心灵则是在代代相承的文学传统中形成的、具有悠久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华夏民族特点的艺术心灵[5]。植根于中国生命文化的特质——生命与生命的接触、应和——解释了中国心灵的来源，形成了文化心灵的内涵。这正构成生活之网中固定的经线，如同卫礼贤所说的在中国生活之网中，“经验之梭带动织线上下穿梭。但织机的经未动，它指导一切事物，把混乱如麻的生活有序地编织起来”[4]（274）。

在第一章中，卫礼贤初到东方，就已经在中国苦力身上发现生命与生命照面时心灵相通的可能性。他发现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其以这种方式生活，“谁以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冷淡、僵硬、逃避的态度对付谁”[4]（12）。在之后高密老城的祭孔礼上，他更是看到了心心相印的真实写照：“如果一个学生希望尊某人为师，他就在他面前行礼示尊。而那作为老师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还礼。”[4]（138）没有一边倒的卑躬屈膝，只有自由的对等尊重。这种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平等尊重，肯定了生命主体与生命对象的照面，“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以同等的形式取而代之”[4]（138）。

在接下来的四章中，卫礼贤详细介绍中国的政治变动。新时代到来的脚步声隆隆，即使是最保守的守旧者也不得不寻求新出路。先是基于民族主义狂热的义和团运动，接着是蹒跚改革的文人集团官员，再到寻求民主自由的革命派人士，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卫礼贤在他们身上看到生命对美好世界和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卫礼贤在新旧交替的中国看到生命与时代、社会等大生命接触，这对于美好世界和精神自由的追寻，正是中国心灵先知先觉的表现。 紧接着，卫礼贤用三个章节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泰山之行，处处可以感知历史回声，卫礼贤登上泰山顶时，发出同当年孔子携众登顶时登泰山而小天下相似的感慨。在平原上的旅行中，卫礼贤又由雨后路边冲出的死骨，想起庄子也曾路遇死骨，并以此作为思考生死奥秘的象征[6]（617-619）。在大同府的云岗石窟前，卫礼贤又一次陷入沉思：人们面对着这些古代伟大的历史遗迹出生、成长，最后死去。而这些遗迹，在神圣的寂静之中观看人间的世事沧桑……[4]（120）卫礼贤就这样在旅行中感知到历史回声，以和传统生命的接触，展开对历史人生纵贯式的思考，由此向读者展示古今相连的中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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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文本末尾的数个章节中，卫礼贤带领读者领略中国不同地域的生活。在富有诗情画意的南方城市，生活如此欢欣愉悦，连街道警察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古老情调依然得以重温和传承。在北方，历史悠久的首都现在已经是共和制下的城市，“辛亥革命”之后，新兴的各种事物让北京更添丰富内涵，非凡的自由成为那时北京最明显的特征。卫礼贤认为只要理解是可能的、有必要的，中国就会继续发展，因为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新的出路，不止步于有限，不放纵于向下沉沦，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有希望，这正是生生不息的中国心灵。 二、宏观：生活之网的延伸

（一）纵向时间：追寻过去，指向未来 1.追寻传统

“传统是以未来为起点的‘逆向’展开，是由当代生发出的对于过去的汲取，是新经验为自身‘找到’的背景和基础”[3]（121）。文本中的第七章《孔府之旅和孔子后裔的婚礼》正是卫礼贤的寻根之旅。孔子设想的一种美好蓝图给予了卫礼贤启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却带着恐慌的烙印。一切值得敬畏的，一切确立了千百年、延续不变的，现在都开始动摇，开始崩溃”[4]（88）。但是人类社会不会走向衰败，新的结构和纽带出现在现时的混乱之中。卫礼贤以教育改革举例：儒家圣典已经成为学术性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过去孩童从启蒙开始被灌输的学习内容，而是必然的结果。

尽管孔子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必定会消逝，但自然和文化的和谐是其永恒的真理，但如何传承是一个重要问题。孔子第73代后裔“衍圣公”再婚时婚礼的繁复与宏大，象征了当代中国种种浮于表面的复古呼声。再婚是为了摆脱后继无人的困境，是继承孔子传统的最直接的方式，然而这种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卫礼贤一向反对死的历史传承，他认为内在传统只存在于当代的生活中，它在南北方民众欢欣愉快的生活里，在传统节日和节气中，同时在中国当代各个阶层的活动里散发出新光彩。 2.指向未来

在文本中，卫氏暗示他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即隐藏在衰颓与动荡之下的默默运行的中国。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始至终经历着生动变化，以文明进化为特征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从外部汲取养分，如历史上其文化在遭到周围游牧民族的侵扰后往往会吸收其影响。在近代，中国经历着变革，文化领域中新的文化人物更是不断涌现的。“新圣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掀起了“文化革命”。而他的学生梁启超被卫礼贤称之为“践行者”，他的态度比康有为更激进，其激进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国家的要求和共和国的精神。国立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将目光聚焦于重新创造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并且将古代经典课程从小学去掉，划归大学，这使得教育原则和学习方式都焕然一新。简而言之，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人深刻的觉醒和巨大的努力之下，以一种决定性的前进步伐向新时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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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空间：东西之间的双向交流

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在沟通中常有碰撞与回响，因而在中西之间，长时间存在一种理智和精神深处的对流。早期到达中国的耶稣教士们将欧洲的文化传入中国，并且同许多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沟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有益的作用。然而到了近代，由于欧洲方面的干涉和中国统治者的闭关自守，这种发展最终前功尽弃。自此欧洲人带来的交换品不再是智慧的信仰、文化和科学，唯利是图的商品倾销铺天盖地而来。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争执不休和令人失望的相互误会，面对残暴的武力威胁，仇恨和排斥的观念油然而生。

当对外排斥的情绪走向极致，一种理解的希望悄然生出。“辛亥革命”后，卫礼贤由当时青岛的情况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学者和艺术家的聚会，可以比作“兰亭雅集”。与此同时，东西文化交往逐渐建立。中国巡抚周馥的坦诚和幽默感开启一种基于心与心的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有所消除，青岛和济南府之间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虽然文明碰撞中产生一些奇怪的误会，但是文化的双向交流正是在这些日常细节中表现出来。在一次酒席的讨论中，卫礼贤和中国客人的谈话由政治时局延伸到宇宙的运行。卫礼贤为客人们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相关观点——关于犹太人认为日落是一天的开始的习惯。中国风水师认为这一习惯与《易经》有相吻合的地方，并且黑暗力量的顶点就在夜晚，消耗伴随着显现同时发生。人们在对话中发现中西方对于宇宙的思考竟如此相似。这是东西方对话的一个缩影，双方的特性得以凸显，最终证明了中国同西方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是可以有效交流的。卫礼贤深信，在东西方重新开始交流的现在，一个综合两个半球的重要机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三、反思：东方心灵和西方精神

中国之旅已成为往昔，卫礼贤在《中国心灵》最后一章《东方和西方》的开篇自问道：“什么是构建中国和东方的最复杂、最根本的力量……我们也探求古老的中国文化之躯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及从目前的状况下可以预测出什么样的结果和改善？西方文明能为这些转变提供指导和解释吗？”[4]（321）这篇具有纲领性意味的自问，意在从体验与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探讨中西方深层契合的未来。 （一）西方精神的没落

文化作为有机体，其本身没有价值高低问题，但中西差异显著，究其原因，是中西关注世界的角度不同。东西方本性上的区别无关等级秩序，正如我们不能判定哪一种艺术更高级，因为每一种都是人性思想的表达方式。卫礼贤提出的中国心灵和西方精神之别，并非对立范畴，而是同一世界空间的不同层面。精神（Geist）的内涵在于对自然（Natur）的征服，是和自然相对立的一极。

由西方创建的机械文明及其导致的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方式。生产力提升的影响从技术实业逐渐扩散到各个领域，卫礼贤看到工业文明推动人类文化向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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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封闭和地域的时期迈进的创造性影响：机械文明的实用、易于操作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为其打开大门，中国也毫无例外地为它所征服。诚然，工业技术的成功为每一种未来可能的文化模式提供了广泛基础，然而，当工业文明发展地更加精致微妙时，其功效也更加脆弱。当科技走向巅峰，文明的灵魂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卫礼贤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崩溃，尤其是在欧洲，“人类已失去对机器的控制权，沦为机器的俘虏……”[4]（335）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个人正变得越来越独立自主，“联结个人与自发进化的群体间的自然纽带越来越退人到幕后，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有意识，有理性和自由”[4]（338）。卫礼贤认为在此存有巨大危险，这种文明的精神崩溃会让整个人类走向毁灭，他确信“我们确已到达危险的边缘，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人类的没落与灭亡”[4]（339）。 （二）东西方的深层契合

卫礼贤在最后一章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古老的中国是建立在宇宙观念上的宗教形态，天、地、人是三种不同的世界力量，是人的作用使天地和谐起来。从始发意义看，生命文化构成中国的文明根基。儒道两家的道德哲学都渊源于生命哲学[7]。只不过儒家强调社会的和谐，而道家则将其上升到宇宙范围，二者相互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生命统一的道理。由此，卫礼贤总结说，中国文化揭示一种本质上追求和谐的理想——人与自然生命和谐统一，在世界的和谐有机体中，个体有其适当位置。这种古老哲学所具有的幼稚力量，就是贯穿全书的“中国心灵”的力量，它指导一切中国的事物，把纷乱复杂的生活有序地编织起来。 “中国人是如此古老，但无丝毫奴颜媚骨，矫揉造作，而是生活在孩童般纯真幼稚的精神中”[4]（331）。纯真远非无知与野蛮，而是人同自然脉络能生动关联的显现。西方哲学中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认为“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是一切有机体的本质，是宇宙的本原，是创造万物的原动力，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8]（62），将生命与世界隔离，一种外在的活力始终存在于此。中国哲学则极力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和谐，因而中国人首先看重的是视己为潜在的人，而非自己的外在所为。卫礼贤感慨道：“人的视野不是囿于偶然个体的小我，而能渗透进人类广阔的视野中。中国人伴随着命定的节奏而生活，为此像最高统治者一样凌驾在生活之波上。”[4]（331）

古老中国所能给予的东西，正是西方所需要的。心灵（Seele）能够调和自然与精神，作为更原初的一个层面，心灵是包容了精神和自然的真实文化空间的拓本，精神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假如西方必须走向东方，它只是走向更内在的自身，而这正是卫礼贤的美好预想。

总之，中西只有各自保持本性，才可能在深层次的有机生活中得以携手。由此，卫礼贤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看到中西交融与互补的可能性：东方的专利在于返回内心的心灵节奏，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追求深沉冷静地与无限的自然与宇宙浑然融合，合为一体，这就是卫礼贤所说的：“深深地潜入人性的潜意识层次，直至从那个深度往上，所有充满活力的、只能以一种神秘的统合的观照加以体验的道路完全获得自由。”[4]（331-332）西方擅长的是“或欲以小己体合于宇宙，或思勘天役物，申张人类的权力意志”[9]（110），无尽地追求着无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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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其作为一种外在的活力，是人性对“自主个人的最终的强化，直到其获得能与外部世界的全部压力相匹配的力量”[4]（331-332）。只有结合二者，才能实现东西方深层契合的理想人性终极目标，“把人性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下解放出来”[4]（331-332）。 参考文献：

[1]Wolfgang Bauer.Richard Wilhelm：Botschafter zuweier Welten[J].Dusseldorf/Koln，1973（7）.

[2]Klaus Hirsh（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M]. Frankfurt am Main/ London： IKO-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2003. Carsun hang. Richard Wilhelm：der Weltbiirger[J].in Sinica 5，1930（5）. [3]范劲.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德]卫礼贤，著.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5]胡晓明.从桃花诗看中国诗的文化心灵[J].文汇报，2006-04-02（006）. [6][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杨义.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8]徐金葵.生命超越与中国文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9]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