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参政例子

以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例，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带去一批很能干的文官，在大陆时代，他们施展不开，因为受到当时许多利益集团的牵制，比如地方的势力集团、蒋介石亲信，都使技术官员施展不开手脚。到台湾以后，这些绊脚石都丢掉了，这些文官帮助蒋介石做了许多事情。尤其到了蒋经国时代，他起用了一批年轻的专业文官，让台湾富起来了。但蒋经国一死，情况又有了变化。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大力提拔本省人，排挤外省人，在文官系统里提高本省人比例，本来应该以才用人，按成绩高低来做。李陈不管能干不能干，提拔本省人，把蒋经国时代建立起来的专业队伍全部给破坏了。于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就不行了，甚至马英九上来，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例子二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7.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0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7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2084人。他们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参与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与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反映人民意愿，提出议案和质询案，参与视察和执法检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子三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截至2006年底，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1万人，他们对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担任领导职务副职18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4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6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35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141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高等院校、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如中国科学院所属93个研究所中有69人，教育部直属72所高等院校中有38人。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 例子四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为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开辟了新渠道。联系的方式主要是：国务院召开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拟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征求意见，通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根据需要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政府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政府组织有关廉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检查工作，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工作业务范围同相关民主党派建立和加强联系，重要专业性会议和重要政策、规划的制定，根据需要邀请相关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目前，各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特点，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就推进素质教育、建设“星火”科技产业带、发展现代农业、推广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加强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完善鼓励科技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解决水资

源短缺等课题进行合作和共同研究。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还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767人担任政府参事室参事，1393人担任中央和地方文史馆馆员。 例子五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是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审计署、税务总局共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87人担任特约检察员、教育督导员、特约监察员、特约国土资源监察专员、特约审计员、特约税务监察员。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1.7万人担任特约人员。特约人员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参与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研究，参加对重大案情的调查，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履行民主监督职责。如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直接参与中央预算执行、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世界银行贷款资金、全国粮食挂账资金等重大项目的审计工作和调研。近五年来，全国各级监察机关特约监察员共转呈群众来信136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23800余人次，在监察机关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民主党派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进一步规范，作用进一步发挥。近年来，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重要外事活动150多次、率团出访60多次。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出席重要庆典、慰问、纪念活动，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 例子六

孙淑艳，女，1964年9月出生，馆员，现任枣庄市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200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民革枣庄市直二支部副主委。她负责市司法局保密、档案、信访等工作，并对局属单位及系统档案进行业务指导。多年来，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优质服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2003年，被市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她围绕枣庄市经济发展和市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参政、议政，提建议，提案，先后针对医患纠纷、农民工法律援助、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等民生问题提出建议，其中医患纠纷引进第三方调解的建议受到省司法厅、省卫生厅、枣庄市政府等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她热心本党派工作，积极参加本党派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党派发展提合理化建议，在党派组织建设上，着眼发展提高党派影响力的人物，认真调查、了解发展对象的工作情况和思想状况，通过吸收新鲜血液，提升党派的社会影响力。

网络政治例子 例子一

今年“两会”期间，央视国际频道(CCTV4)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12万网民竞相倾诉、提问、建言。“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达几十万条。网络成为民意上传的“直通车”。“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景象。“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实名开博客，及时向民众传递信息，不少网民向他们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广大民众联系的新方式。一位政协委

员说，她将提案初稿发布至博客，竟有数万人点击阅读，三百多人通过留言或邮件与她交流，使她的提案更完善。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已经成为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同民众联系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受时空限制、方便快捷，效率高。 例子二

互联网可以成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有效平台。一是成为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平台。公开是民主的前提，是衡量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数。互联网的发展为政务与党务公开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与手段，有关方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方式把需要公开的事项传递到多个城市与村庄。在基层农村，某些乡镇把村务、特别是村财务收支的明细账输入电脑，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查询、质疑，以利于群众监督。二是实现公民权利、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如每年“两会”之前均有大量网民通过互联网向“两会”建言献策，温家宝总理亦曾上网查看网民的意见与建议。三是可以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手段。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些基层党组织就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如发布活动信息，上党课，交流思想，甚至利用网络办理发展党员的某些手续。当然，从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来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利用。比如，建立党内上下沟通机制，通过互联网，可超越时空限制，实现领导者与群众的互动，真正形成上下良性互动的局面。可见，只要我们愿意积极使用互联网，就能够从中开拓出更加宽广的活动空间。 例子三

在国外，民众通过互联网，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参政议政，已是常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通过上网的方式参政议政，也日益普遍。开博客，或网上聊天，是当今各国政要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塑造个人形象，与民众增加互动，争取选民支持的新方式。政要上网，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人们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为“互联网政治”，也有人称之为“网络政治”。

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实际上是行使民主权利。所谓互联网政治，其性质就是民主政治。这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途径。可以说，在我国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新表现。 例子四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举行四场“网聊”，让代表与网友一起谈政论策。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长黄兴国称，“我一直认为网络是最直接、最广泛的沟通方式；对于行政官员来讲，是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重要平台”。还有代表直言，网络交流剔除了顾虑和虚套，网友跟帖让官员开拓了视野。今年，辽宁团更在团组讨论时首次进行了卫星电视直播，让民众可以远程“插话”。 人们发现，中国公民正借助网络这个“互联互通、自由表达、平等对话”的载体，表达诉求和意见；“兼听则明”，领导层也开始将“耳朵”移向网络。 去年六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网友交流，道出他上网三件事：看新闻、了解网民关心的问题和看法、了解网民对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两会”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现身互联网“网聊”，话题涉及金融危机、防止腐败、就业住房等，全球网友提出近三十万个问题。

中国“两会”尚未召开之时，网上议政之声已是“风起云涌”。一些代表、委员也随即在网上“晒”议案、提案，欢迎网民“灌水”、“拍砖”。 数据显示，七年前，中国官方媒体通过网络开始“您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以及“我有问题温总理”时，参与网民仅数千人；而今年，一家网站此类调查就收到三十余万张投票数、四万余条留言。有人说，今年是“中国的网民问政年”、“中国的网络参政元年”。

网络对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途径，更刺激了中国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这条畅通的渠道，凸显了中国“两会”更加开放、更加透明的特点，也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在不断进步。 此间分析认为，网络民意反映的是直接的原生态民意，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对于政府官员在决策、管理和自身形象上都是一种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持续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罔顾网络上的“民间之声”，对于中国官员而言已经变得愈来愈困难了。 例子五

网络议政、参政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参与和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特色，互联网已经深度介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民主的发展。“两会”是中国一年一度的重要的政治生活，是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互联网是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和渠道，互联网与“两会”的融合是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实践与特色。

1994年4月20日中国首次接入互联网，至今已有22年，2001年3月网络媒体第一次全面介入“两会”报道，至今已有11年。“十年磨一剑”，经过10年的实践和积累，在中国，互联网与“两会”的融合不仅形成了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中国特色，而且在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这种融合还凸显了新气象。这种新气象不仅是移动互联、微博等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互动的更加便利，更是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发展的新阶段。

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新模式

以2012年3月两会期间的微博表现为例，通过互联网参与“两会”讨论的微博，按照拥有者和信息发布者可以分为：政府机构微博、“两会”代表微博、媒体机构微博、“两会”记者微博和普通公众微博。这5类微博的拥有者，也成为两会期间政治参与的主体，而且每一类微博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网络

问政中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定位、功能作用和政治诉求，互通互动，从多个角度展示着两会的政治参与，也共同推动着两会的政治参与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

政府机构微博：代表本机构的官方和权威信息，主要发布本机构重要信息，尤其是与两会相关的重要的工作和政策信息，希望听取民意，希望民众监督和帮忙改进完善政策。

“两会”代表微博：公开表明并强调自己的代表身份，在网上公开征集民众意见，希望做“真正的代表”将民众意愿上传，发布自己准备提交的议案、自己关于某方面政策的意见等，供网民讨论。

媒体机构微博：首先进行两会的实时报道，全方位、全媒体、全接触式的报道，微博与其他形式的报道互相链接、互相推荐。进行两会代表的专访、微访，希望做民众和代表的沟通桥梁，也欢迎代表来媒体讲，也希望受众参与话题讨论。 “两会”记者微博：亮明自己两会记者和所属媒体的公开身份，在给自己媒体提供报道的同时，发布更多的自己在两会现场和两会代表采访的感受和感悟，个人的名义，个人的视角，个人的感悟，从微小处观察和解读两会。希望关注自己的人，与自己互动。通过微博征集民众问题，可能在相关记者会或采访中提问。

普通公众微博：关注两会，一种是，发布纯粹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发布自己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的两会报道的信息和评价等等；二是希望通过两会期间的互联网参与，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5个群体在两会期间通过微博的政治参与有明显的差异，又互相关注、互相影响。其中两会代表的微博在此阶段具有明显的“意见领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粉丝众多。据人民网《网络舆情》统计，截止2月20日，人大代表十大活跃微博，粉丝数规模平均约89万，最大的超过200万，最小的也在3万。政协委员十大活跃微博，粉丝数规模最大的超过500万，最小的超过5万。2）发帖量大。同样据人民网统计，截止2月20日，人大代表十大活跃微博中，发布微博数最多的超过1万，转发率最高达到51.47，评论率最高达16.04；政协委员十大活跃微博中，发布微博数最多的超过9千，转发率最高达到106.97，评论率最高达46.74。3）在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自己明确的关注点和意见，

而且进行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两会代表通过微博将一个人的直接政治参与延伸为千百万民众通过互联网的政治参与。

5个微博群体以“两会”为中心，几乎在同一个平台（新浪微博）互动交流，互相关注，互为粉丝，互相启发，公众意见在这里发酵，这些意见一方面通过政府和代表直接参与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报道和跟踪，再次进入公众的意见市场，再度被深入讨论。如此循环，参与过程也是各个群体成长和对自己原来意见反思的过程。

20年互联网的发展，20年中国网民的成长，10年网络参政议政的经验，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中的理性和秩序开始逐步显现，而且在某些方面开始可以被感知。主要体现在：1）政府对于网民和网络舆论的积极接受和正面应对；2）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和网络舆论引导中的日益成熟；3）网络意见领袖的理性和社会责任感加强；4）网民自发的对于公平讨论和理性意见的尊重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