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与雍正皇帝的殊死较量

2009-06-30 06:36:20 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郑州)

杨名时蒙冤八年，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道义”的参悟与追求。为了生存，他在云南开馆授徒，讲解《大学》与《中庸》，听者云集。人们纷纷前来，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

雍正四年八月，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接到了朝廷颁发的一道上谕。雍正在上谕中毫不留情地点了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等督抚的名，责备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在说明了这种官场风气对吏治的严重破坏作用之后，雍正在谕旨中表扬了四个“模范督抚”——田文镜、杨文乾、李卫与诺敏，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他还在谕旨结尾处说：“朕深望尔等为明达体用之全才，而深惜尔等为同流混俗之乡愿，故谆谆告诫，不惮周详。”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成了阻碍改革深入的“绊脚石”，他只记得自己殚精竭虑，做了许多赤诚为国的实事，并无“苟且塞责，姑息养奸”。难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错了，竟没有觉察?难道是皇上听信了谗言，对自己有误解?他心乱如麻，不明所以，思绪早已飞到了往昔的岁月……

一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61年1月24日)，杨名时出生于江阴朝阳关。他自幼苦读经书，以“端方耿介”自持，勉力追求“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为了用科举成绩证明自身的价值，也为了表明“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他一再推迟婚期，大有不中进士不结婚的气魄。几经坎坷蹭蹬，他终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随后，杨名时投身于康熙年间的名臣李光地的门下，李光地对他十分器重，在授课时曾经当众表扬他说：“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他认为，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除了有能力、有学识、有政治资源之外，还必须有敢作敢当的气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杨名时正是具有这种成功潜质的人。

康熙四十年，在李光地的极力推荐下，杨名时被任为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这段记载，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志士勤勉恪职的坚毅形象。

雍正改元之后，杨名时首次上请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朱批谕旨回复：“尔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自兹莫移初志，益当勉之。”这说明，雍正对他印象不坏，可是，如今又为什么要给他定下“违道干誉”、“姑息养奸”的恶名呢?

杨名时哪里知道，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变化，肇因于君臣之间往来的密折。

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创，到雍正初年已经定型。凡地方上有所兴革，该地督抚大吏必须先缮写“兴革意向”于密折之上，然后再派专人赴京呈上密折请旨，皇帝在折上写下密批旨意，再送还给“上折人”。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请，也不能马上付诸实施。因为从密折的创意来看，它不过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个秘密渠道，有利于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实情，遥控指挥督抚大吏，巩固皇权。但皇帝的个人意见还不能当作朝廷颁发的正式公文。正式公文的形成还需要督抚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后，另行缮写可以公开的奏章，经皇帝批阅后交内阁评议，最后由皇帝综合各方意见决定是否准行。这是地方兴革得以实施的必经程序。密折与奏章的并行，可以确保在地方督抚大吏与中央阁部大官之间实现权力的制约，督抚不得借密折侵夺阁部之权，阁部也不得以“廷议”来阻碍督抚的兴革建议，最终实现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

雍正登基之后，以务实求真、雷厉风行作为自己的勤政原则。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密折和奏章，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而且有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要洋洋洒洒地细细述说，以至于有时批语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多，这就导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为此，他期盼各地督抚们所上的奏折内容务实，言简意赅，不利用密折频繁上奏，讨好皇帝，挟制上司，恐吓下属。

虽然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臣关系还算融洽，雍正曾经亲手题字“清操夙著”赐予杨名时，以示褒奖。但同时，雍正也不太欣赏杨名时的工作风格，他认为杨名时“太软些”，有看重并依从下属的毛病。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发生了杨名时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这是雍正最忌恨的，因为这会导致内阁大学士在讨论地方兴革时，鉴于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雍正认为此举破坏了督抚与阁部的权力平衡，于是停止了杨名时的密折奏事权。

雍正三年夏，时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为此上“请安折”，请云贵总督高其倬代为呈递，雍正不愿接受暗中道歉，公开下旨予以拒绝。在高其倬的点拨下，杨名时又上奏章，公开认错，称泄露密折并非故意，请求恢复密折奏事权。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杨名时接到圣旨：“杨名时既知过失，恳切奏请，仍准折奏。”四月二十日，杨名时登上了宦海最高峰，成为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雍正在任命诏书上很有权术而又极为坦诚地说：“前因人捏陷尔奏之，朕偶失斟酌之，所疑今已明白，何罪之有?朕再不粉饰一时之误，枉罪汝也。朕之性情如此，不畏有过，但虑朕不能改耳。往事当释然于胸，不必丝毫系念也。”

表面看来，君臣两人的误会已经涣然冰释。杨名时也恭谢天恩，感激涕零，决定为国尽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

此时的雍正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在解决了兄弟与他争夺皇位的遗留问题以及处理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危险政敌之后，他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整顿官场风气上。

康熙晚年，由于满足于现状，官场上的确出现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的污浊风气。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去办实事，只求一个廉洁安分的虚名。为了保证自己掌控的国家机器自始至终高效运转，雍正打算自上而下地铲除那些碌碌无为的“木偶”清官。此外，雍正对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而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又“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则更是厌恶，他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又保持独立人格的“海瑞罢官”式的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官”比贪官污吏更坏。因此，他的整顿利刃一旦出鞘，惩处的将不仅仅是没有作为的清官，更有那些心怀清流传统的持独立人格的清官。

而杨名时恰恰属于后者。他成了雍正“排除贯彻自己改革路线的人事阻力”的典型人物。雍正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雍正对此不大满意，因为他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而且杨名时还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雍正觉得杨名时就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他对“乡愿”尤其反感，经常批评那种表面真诚谨慎，实则欺世盗名的人。所谓“打蛇打七寸”，雍正把整顿官场的第一刀砍向了杨名时等五个督抚大吏，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告诫他们最好识相点，操守清廉是必要的，但更应做到奴性十足——必须消灭自己的独立人格，绝对地服从皇权。

此时的杨名时，如果真的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凭着官僚惯有的圆滑，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那么此事很快就会被淡化。查弼纳、魏廷珍等人同样被斥为“乡愿”，日后并没有大祸临头就是明证。可是，杨名时做不到，作为一个严以律己且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士大夫，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就是孔圣人所深恶痛绝的“乡愿”，相反，他要上书，他要争辩，他要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二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杨名时上密折申述，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忧臣下沾染“乡愿”习气的良苦用心，随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圣贤之所恶非一，而于恶乡愿尤甚，于佞与利口、无札、不逊及徼讦为智直之流，以其皆属作伪，而乡愿更为深巧，斥绝倍严。人臣苟不知切戒乎?此足不可立于圣人之世。臣自今以往，惟有切省不遑，内则整肃身心，外则厘饬政事，期无蹈于悠忽因循，以无负训迪拳拳至意也。”该文写得内方外圆，合乎情理。但凭着绝顶的智慧，雍正不仅看出了杨名时深怀抵触之心，而且还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引用同样被圣人所厌恶的“佞、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旁敲侧击他在圣旨上表扬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的田文镜、李卫等大臣。

杨名时指出的圣人所厌恶的四种小人行径，几乎是弹无虚发，发发命中李卫等人的要害。

历史上的李卫，根本不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所戏说的“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诨，去冲击官场规则而内心却充满正义感”的那种人。他家境富有，但识字不多，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从此步入官场，田文镜也仅仅是个监生。他们得到雍正的重用，有几个原因：首先，心中只有皇帝，没有朝廷。朝廷是个集合体，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贵族的集体利益，保护这种利益的有许多是科举士大夫，所谓“社稷为重，君为轻”。而田、李等人只认皇帝的个人利益，唯皇命是从，见风就升帆，怎能不讨皇帝喜欢?其次，他们的个人工作作风与皇帝保持一致，皇帝喜欢雷厉风行，他们就快刀斩乱麻，办事绝不拖延。再者，他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并且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攻击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为皇帝清除“眼中钉”提供证据。

本来就对杨名时的文过饰非十分不满，现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讽刺自己的心腹，雍正顿时气贯顶门，很想马上下旨捉拿杨名时。但他毕竟是封疆大吏，没有什么证据就解往京师，恐怕难以服众。雍正强压怒火，作出批示：“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再不敢为天下先。”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不持平”而“偏胜”的影射。为了显示帝王的风度，他又写道：“朕岂好辩，乃不得已。指迷之论，卿当熟读以增识见。可谓君臣万里谈心，亦属人间乐事。”

收到密批后，耿直的杨名时天真地认为，皇上想通过与他“谈心”，使君臣之间尽快消除隔膜。但他大错特错了。雍正早已挽好了一个索套，正在等待一个时机，将套圈抛向他的头颅。

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的原则是宁用家奴也不用名儒。绝对听命于皇帝的李卫等人就相当于他的家奴，他们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颁布的政令，而且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政绩。这一点让雍正感悟到，饱读诗书、追求仁政的名儒确实没有“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必须彻底摧毁名儒们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更让雍正反感的是，杨名时还时不时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学自重的倾向。雍正虽然对汉文化常怀鄙视，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唯恐被饱学汉儒轻视，所以对名儒的奏折尤为敏感。他在批谕杨名时的密折时曾写道：“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视也。”这句话充分暴露出，他对汉人精英的畏惧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敌视之意。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雍正极力想把汉官都驯化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仆。现在，杨名时不但不接受驯化，反而以理学自重，“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关头挺身而出，暗藏讥讽，“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对于这种不能感化、不怕威压，偏执狡诈、刀枪不入的异类，雍正认为绝不能手软，必须严加惩治，以为众人戒!

就在雍正暗下决心准备拿杨名时开刀的时候，一个人出场了。 三 谁?

李卫!

李卫怎么知道雍正要拿办杨名时?这就是他的本领。历史上的李卫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有三大过人的能力：一是、口述修改师爷起草的奏章，常常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上的密折简明扼要，奴气十足，深受雍正嘉许；二是、破案能力超强，让雍正揪心的吕留良案、甘凤池案，全都由李卫一人搞定；三是、特别善于揣测主子的心思，这也是他受宠的关键原因之一。

雍正四年七月，皇帝公开训斥杨名时等五人的谕旨颁示全国后，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立即敏锐地意识到了皇上的意图。但皇帝惩办杨名时将会惩办到什么程度，他还吃不太准。于是他决心试探一下，以图抢下办理杨名时一案的头功。他曾在杨名时手下干过四年，对杨名时的情况了如指掌，捏造证据可信度也高。李卫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时，仗着有皇帝撑腰，粗暴傲慢，任性使气，动辄谩骂他人，作为他的上司，杨名时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导他。对于杨名时这种以德服人、多管闲事的举动，李卫十分反感，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岂能轻易放过?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卫在密折中揭发了杨名时“徇私”与“欺罔”等情弊。但为了给自己留下退路，并进一步窥探皇上对杨名时的真正态度，李卫故意说：“且伊偏徇之处尚多，不敢逐件琐陈。”

雍正此时已有整治杨名时之心。李卫的告密可谓是恰逢其时，正中下怀。考虑到李卫所提供的材料稍显薄弱，雍正在李卫的那句话旁边又加上一条朱批：“可将此事不必落名，但将事情为弊情节写一折来，朕发于鄂尔泰详究。”李卫接到密旨，顿时心花怒放。他知道，杨名时在劫难逃了。此后的几天，李卫一直冥思苦想，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直至拟出了一个“不落名”的参劾折子。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杨名时在公开的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旨的事件。雍正四年十一月，杨名时“以滇省未完盐课具题”再次将密批谕旨载入题本中。而此次泄密事件距上次泄密仅两年，距杨名时重获密折奏事权仅隔半年有余。不知是因为老迈疏忽，还是被“乡愿”问题搅得焦头烂额导致忙中出错，反正66岁的杨名时再次违反了官场规则。雍正阅毕题本，认定杨名时绝非误犯，而是故意如此，遂勃然大怒道：“似此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交部严察议奏!”

敏感的雍正早就觉察到名儒集团秉持儒家“公之于天下”的理念，对“密奏密批”制度有抵制心理。因此，说杨名时故意非难“本朝独特的创制”，的确有其复杂的背景。杨名时究竟是误犯，还是故意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雍正已下定决心把“粉碎一切公然的挑战与暗中滋长的对本朝制度的腹诽心谤”作为整顿官场的头等大事来抓。杨名时的再次泄密，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可恶”的典 型。他要把杨名时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尽管缺乏充分的证据，但他已迫不及待地向全国臣民颁旨，宣称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恶”。

李卫告密与雍正明旨切责杨名时“大奸大恶”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雍正四年的十一月，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李卫的诬告激发了雍正的愤怒。其实不然，李卫写告密折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雍正颁旨严责的时间也是十一月二十日。李卫当时在杭州，就算动用朝廷最紧急的六百里加急“军报”，送到北京大约也要五六天，而告密折是不能享受“军报”待遇的。因此，雍正下旨时，肯定还没有看到李卫的密折。他对杨名时的步步紧逼，是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出发考虑的，李卫充其量是为他效力的一条狗。

四

雍正五年三月，杨名时被解除云贵总督的职务，由皇帝宠臣鄂尔泰接任。虽然雍正仍保留他云南巡抚的官职，但这仅仅是个缓兵之计。此时的雍正正在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准备在遥远的南疆组织一场打击科举朋党、“歼其渠魁”的大战役。

关于审理这个大案的人选，雍正经过反复斟酌，认为：第一，绝对不能用进士，因为进士之间惺惺相惜，杨名时又是一个饱学硕儒，崇拜他的进士肯定不在少数，办案恐怕不会尽力；第二，不能用自己最宠信的人，虽然他们肯定会尽心竭力地审案，但审问杨名时这样一个政声显赫的清官，难免落下身后骂名。

从第二种想法可以看出雍正对忠于自己的宠臣袒护之深。这是由来已久的，在此之前，泄露密折内容，李卫比杨名时要严重得多。鄂尔泰说他“每有折件奉朱批，多半宣扬于众”，李卫以此来要挟周围的同僚，好像官员升贬之柄尽操于他一人之手。对此，雍正不但不惩治他，反而呵护有加，对参劾李卫的人说“李卫长处胜其所短”，而杨名时只泄了两次密，就成了“大奸之人”。

雍正五年，据说黄河呈现祥瑞，内外群臣都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与杨名时的贺表都没有按照老规矩来写。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下令议处杨名时，而不问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故不忍以小节加以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所以仍对杨议处。如此强词夺理，这就是雍正所谓的用人“持平”之说。

正因为百般袒护，所以宠臣们愿意为主子效死力。而更能表现雍正善用权术，以获取亲信感恩之心的就是这次“杨名时案”的审理。此案事关云南的民心，稍有不慎就会落下千古骂名。雍正不愿亲自出面，也不希望亲信陷入这一并不轻松的重大案件中，毕竟尚无证据在手。最后，经过反复权衡，雍正选中了湖南布政使朱纲。朱纲出身小吏，与科甲集团瓜葛不深，加之办事干练，因此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

雍正五年二月，朱纲被召入京城，任命为云南巡抚，接替杨名时的职务。之后，雍正多次秘密接见他，面授办案事宜。朱纲深蒙皇上隆恩，自称“虽捐糜顶踵，难以报称”。雍正见他流露出一片奴才对主子的赤诚之心，十分高兴，让他办理完湖南的政务交接后即刻赶赴云南上任，与刑部侍郎黄炳一起会审杨名时。朱纲此去云南，连家属都没带，因为雍正口头允诺他，若办案办得好，结案后就将他调离云南，另有重用。

而此时的杨名时，已被解除一切职务，留在云南待命。从仕途的巅峰跌入低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他却未曾感到一丝一毫的畏惧，在云南当了这么多年官，他诚心诚意为百姓做事，对同僚下属亦是推心置腹，从未做过亏心事。前两年云南罹患水灾，堤坝被毁，百姓流离失所，他禀明朝廷，请求救济。可雍正以“各地库银亏空”为由，让他自筹资金解决。他绞尽脑汁，从盐商那儿借得了银两，救百姓于洪涝之中，此种大恩大德，百姓当然记得。他还千方百计革除雍正颁布的“摊丁入亩”政策的内在弊端，让百姓按“实有劳动力”缴纳钱粮，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尊重下属，从不颐指气使、大声呵斥，对于下官的合理化建议，他总是从善如流，因此他问心无愧。

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怀揣特殊使命的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大臣、刑部侍郎黄炳在昆明会齐。毕恭毕敬地摆下香案之后，他们将皇帝的圣旨请出，并郑重其事地打开了一个密匣，取出了李卫的告密折子。接下来就有调查、讯问、取供、援律、定罪等程序在等着杨名时。朱纲早把台词都设计好了，单等着拿“套索”往杨名时的头上套下去。

然而，调查的结果不仅让朱纲、黄炳傻了眼，而且连远在北京遥控指挥的雍正也急得干瞪眼。原来，李卫搜索枯肠、好不容易罗织的杨名时的“四大罪状”竟是如此脆弱无力：参杨名时营私徇庇永平县令冯庆长“亏空库银四千两”一事，经查，实无其事；参杨名时与臬司江芑代顺宁知府范溥赔补亏空一事，经查，杨名时是拿自己的钱帮他填补亏空；参杨名时伙同江芭“外贩锡厂之锡”牟利入己一事，经查，又与杨名时无关；参杨名时徇庇科甲之事，经查，仅仅是推荐了几个科举出身的下级。这一切的一切，让朱纲明白：杨名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要惩办他并不容易，而皇帝却非要惩办他不可，怎么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当朱纲、黄炳骑虎难下之际，忠厚而鲁拙的杨名时以孔子“三省吾身”的态度，十分诚恳地主动交待了自己的两个问题。

一是康熙末年他在巡抚任上共得“陋规银”八万余两。此事发生在“养廉银”之前，当时各省各级官员都接受“陋规银”，因为官员俸禄微薄，地方公费几乎为零，若无此项特殊进账，各级地方衙门不仅公务难以办理，连各级官员的日常生恬都难以维持。因这笔收入杨名时已于雍正元年七月向雍正皇帝原原本本、明明白白地汇报过，所以朱纲不敢贸然定罪。

二是在帮顺宁知府填补库银亏空之后，曾收过知府送的金杯一对、缎子四匹。杨名时的口供很快被知府范溥证实。此时的朱纲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欣喜若狂。因为按照《大清律例》：“不法枉赃一百二十两以上，实，绞监候。”杨名时收下的金杯重十两，按当时的比价，十两黄金折合白银二百两，已经达到法令的处罚要求。朱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终于可以将杨名时定为死罪，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但是，朱纲深知自己此行的任务并不是将杨名时定罪这么简单。皇上惩办杨名时有一个深层意图——要剥下杨名时那张“假理学”的画皮。雍正认为，如果“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而成全了杨名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自己成了纣王，对自己的名声不利。但如果换一种方式，把重点放在“治其誉”上，不择手段地丑化他、作践他，让他的“假理学”形象大白于天下，当是人生一乐。雍正觉得不仅要让杨名时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且还要让他自己都自。。断形秽，精神萎靡、低声下气地乞求宽恕。

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巧诈居心”时，杨名时宁死不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个奸诈之人。愿‟为寇仇，绝无„巧诈居心‟。朱大人不妨明察!”

雍正不曾料到，在触及杨名时灵魂深处时，他的道义支柱依然坚挺。雍正对传统士人的劣根性了解甚多，他知道那些理学家必有言行不一的缺陷。他以为只要通过强势威压，就一定能榨出所谓理学家的虚伪与迂腐，谁承想竟遇上了一个坚如磐石的杨名时!

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杨名时对圣贤经典确实下了一番切思苦索的工夫，他毕生以“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诚”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是他宁可合弃生命也一定要坚守的“认罪”的底线。

雍正就是要突破他这最后一道防线，撕破他的理学伪装，从而把以杨名时为代表的名儒集团彻底妖魔化、丑恶化，把汉人科甲集团彻底驯化成自己的奴仆，就像李卫他们那样。他要在官场上彻底摧毁儒家道德所肯定的“海瑞形象”。像甘风池那样武艺高强的人被捕后，在李卫的诱逼之下，照样乖乖地乞求活命，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呆子。然而他哪里知道，一个真正有骨气的汉族知识分子，所进发出的精神能量远远凌驾于所谓的江湖侠客之上。

由于杨名时顽抗到底，钦案胶着。

朱纲初步审定，拟对杨名时实行绞刑，勒限一年，追银58439两(杨名时所得“陋规银”八万两，扣除弥补银厂亏空约二万二千两)。

这58000余两白银，早已在处理公务及日常生活中用掉，以杨名时为官的清廉，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皇帝特意颁旨，开恩减为3000两。

杨名时“先取邸中物，并脱夫人之簪珥充数，估直不满二百余金也”，卖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也只能偿还一个零头，杨名时的清廉名声，反而因此传播得更为久远。

此时，反倒是雍正捏了一个烫手山芋。杀吧，会成全杨名时“清廉而终”的好名声；继续羞辱吧，杨名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么办?

尽管刑部最终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依律拟绞”，但雍正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搁置本案。雍正心中有数：就凭收了下属一对金杯、几匹绸缎之类的小礼物就依法处绞，恐怕会贻笑大方，有失帝王的风度与襟怀。所以，雍正最终说了一句让人听起来意味无穷的话：“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了解内幕的人一听就知道，杨名时已经逃过一劫了。因为杨名时一案牵出了许多案中案，其中就包括李卫在云南时的经济问题。雍正肯定要庇护李卫，那么各案就永无了结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杨名时终雍正之世，一直待罪云南。

杨名时蒙冤八年，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道义”的参悟与追求。为了生存，他在云南开馆授徒，讲解《大学》与《中庸》，听者云集。人们纷纷前来，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

乾隆登基后，决定亲手解决这一悬案。他宣布给杨名时平反，并召令来京。乾隆元年二月，皇帝特赐杨名时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在上书房并南书房行走。杨名时任京官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已是75岁高龄而收敛锋芒，他仍心系云南百姓，总结自己在云南理政的经验，含蓄地反对雍正在云南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上书给新皇帝，提出“绥定苗疆方略”。

乾隆二年九月初一，杨名时病逝。乾隆称其一生“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命加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赐谥号为“文定”，并加恩拨出专款，在杨名时的家乡为他建造陵园。乾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蔡世远说过的一句话：“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这位年轻的、有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皇帝，终于肯定了杨名时对道义的追求，认为他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王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