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

邝艳湘

2013-02-17 15:20:39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7年1期

作者简介：邝艳湘，外交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能否减少彼此间的冲突，带来和平，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商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会减少政治上的冲突，带来和平与合作。最近二十多年来，商业自由主义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商业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理论发展、商业自由主义的和平机制，以及对商业自由主义的批判。本文认为，商业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纲领，有着悠久的学理传承和理论发展，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经济相互依赖 国家间冲突 商业自由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因此对经济交往会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个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关于贸易往来与政治关系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学术界却一直争论不休，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

商业自由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主要理论观点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会减少政治上的冲突，带来和平与合作。最近二十多年来，商业自由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也面临一些批评与挑战。本文认为，

商业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纲领，有着悠久的学理传承和理论发展，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商业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理论发展

（一）商业自由主义的内涵

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自由主义有许多分支，商业自由主义是其中的一支。基欧汉将自由主义区分为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复杂自由主义[1](P88—95)。马克•扎奇尔和理查德•马修将自由主义分为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军事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2](P122—133)。苏珊•麦克米兰则将自由主义区分为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复杂自由主义[3](P36—38)。虽然他们对商业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出一致的定义，但是他们对商业自由主义的内涵的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减少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促进和平和合作。

一般说来，商业自由主义的研究纲领提出的假设是：国家之间的商业和经济往来（自变量）可以降低国家爆发战争和冲突的频率（因变量），换言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紧密，交往越密切和自由，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国际社会也更加和平。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变量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生变化，由简单的商品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和对外投资等[4](P391—438)。因变量主要涉及的是国际冲突①，使用的指标有经济冲突、政治敌视、武力的使用、国家间军事化冲突、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等。

商业自由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1）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贸易和专业化分

工有利于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因为国家之间开展自由的经济交往，将使生产更加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资源禀赋充裕的产品，而进口没有优势和资源匮乏的产品，这样可以增加世界各国的财富和利益；（2）国家是理性的经济主体，能够认识到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利益，在发动冲突或者卷入冲突时会首先考虑中断经济交往（尤其是贸易）所带来的损失，这些潜在的经济损失会抑制一个国家的冲突行为；（3）国家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在国际事务领域多元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4）冲突和战争会中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二）商业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商业自由主义历史悠久，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②。以前，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是采取贸易形式，因此商业自由主义一般被称作贸易和平论。埃默里克•克吕塞（Emeric Cruce）是最早提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能够促进和平的观点的人之一，理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创造了共同利益[5](P5—30) 。对贸易问题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分别提出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贸易理论，虽然他们的论述主要涉及经济学，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却是：经济交往会使贸易双方都获益，从而使国家选择放弃政治上的冲突，化剑为犁。孟德斯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贸易往来的自然结果就是带来和平。两个开展贸易的国家，使得它们产生互惠性依赖：如果其中一个有兴趣买，而另一个有兴趣卖；所有的联盟都是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③ 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以他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领导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而这一举动带来十九世纪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诺曼•安吉尔爵士（Sir Norman Angell）认为，随着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战争是有利可图的想法已经成为了“大幻觉”[6]。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所有贸易自由主义者的梦想。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贸易和平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全球化和经贸往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国家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并造成

了全球环境的恶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与贸易和平论相反的观点，即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多的冲突④。

然而随着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蓬勃发展，欧洲地区经历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政治上解决了几个世纪的恩怨，实现了和平，因此，这一现实再次推动商业自由主义蓬勃发展。而且在60—7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国际关系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计量模型和博弈论等先进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二、商业自由主义的和平机制

商业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会导致和平，即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两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和平，而且越是开放，关系也就越和平，那么，商业往来导致和平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卡斯特纳把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具体机制归纳为三种，即利益制约、信息传递和偏好转型[7]。本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具体的和平机制。

（一）机会成本说⑤。这一机制借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来分析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将国家看作是理性统一的行为体，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内繁荣，而战争和冲突会中断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导致经济方面的损失，从而提高战争和冲突的成本。由于贸易的存在增加了冲突的机会成本，提高了冲突的门槛，因此国家将不愿意挑起冲突。1980年，波洛契克首先在《冲突与贸易》中提出战争的机会成本这一概念，并推导出贸易与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8](P57—78)。罗斯克兰斯继承诺曼•安吉尔爵士的战争无利可图的观点，在《贸易国的兴起》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通过战争征服其他国家领土的方式越来越昂贵，越来越无利

可图，而贸易可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物品，因而贸易将逐渐取代领土征服的方式，使国家考虑以更有效的更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和平[9]。

不仅如此，贸易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国内经济更加专业化，因此战争的机会成本不仅限于损失的贸易收益，还包含更多的内容。因为如果发生战争，不仅贸易被切断，带来贸易损失，而且经济资源也必须重新分配，或者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因此战争的机会成本还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可转换性以及寻找新贸易伙伴的可能性[10](P809—832)。如果资源的可转换性很低，原来用于生产可贸易产品的资源不能用于其他产业，那么成本将会很高；如果寻找新贸易伙伴的可能性很低，换言之，无法找到替代者，或者代价高昂，那么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将非常高。因此，战争的机会成本远远大于贸易损失，如图1所示。

图1中，G1曲线表示存在经济联系时国家的国民收入；G2曲线表示切断经济联系后的国民收入。一旦在t时刻发生战争，那么损失的将不仅是相互依赖的收益H[,1]，而且还有配置资源的成本和寻找新贸易伙伴的成本H[,2]。也就是说，战争的机会成本（W[,OC]）等于H[,1]加H[,2]。即：

虽然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战争的机会成本出发来研究相互依赖（贸易）与冲突之间的关系。但是贸易是在两个国家之间展开的，因此，国家是否挑起冲突，不仅是某单个国家计算的结果，还依赖于对方的决定，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战略互动的过程。

（二）信号传递说⑥。这种理论观点借助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国家的交往中，贸易和相互依赖也是可信的威慑信号的来源，增加了国家在面临可能爆发的冲突时可使用的威慑手段，并可以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

首先，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相互依赖成为国家发送可信的威慑信号的手段。以图2为例，假设存在两个相互孤立的国家A和B（即这两个国家之间不存在经济联系和商业往来）。如果A向B提出要求d，B要不妥协，要不让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采取来向A发出可信的威慑信号。对于B的不妥协，提出要求者A也只有两种选择，让步或者不让步，如果A坚持一定要实现要求d，那么冲突就在所难免了⑦。

但是，存在经济联系和商业往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模型就不同了，如图3所示。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他们之间的贸易水平分别是T[,a]和Tb。如果A首先挑起争端，向B提出要求d，要求B作出让步，满足其条件，那么B将会有两种选择，第一是作出让步，满足A的要求；第二是不让步，这又面临两种选择，将争端升级，恶化为军事冲突乃至战争，另一方面，B也可以通过中断贸易，表示自己宁愿损失贸易收益也不愿作出让步，从而向A表示自己的决心。当A国在B国的贸易收益Tb足够大时，国家B通过威胁中断贸易甚至真正中断贸易，发出了可信的威慑信号，那么有可能迫使国家A收回其要求，和平解决争端。还有一种可能是从施压的国家来看，如果国家A和B之间具有经济联系，国家A也可以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来迫使国家B作出让步，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决心，从而不用诉诸战争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可见，与没有经济联系的国家相比，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手段（如经济制裁和冻结财产等）来表示决心，而不是直接诉诸战争。

其次，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和其他商业往来还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冲突。冲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是不确定性的产物，而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可知的，一个开放国家，会知道不同产品和工业的市场条件，以及替代性的买家和卖家。因此，高水平的贸易就意味着国家间关系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因此贸易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和平[11](P111—126)。桑多瓦•巴斯图斯认为，通过发展经贸往来，可以在对方开设更多的官方机构，增加信息的透明性，从而减少由于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冲突[12]。

无论是机会成本说，还是信号传递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国家看作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隔离开来，忽略了国内层面的考量。相比之下，国内联盟说则深入到国内政治层面，试图打开国家决策的“黑匣子”。

（三）国内联盟说⑧。国内联盟说认为，国家间的商业往来绝大部分是由两个国家的私人组织、公司和个人来开展的。国内各种行为体通过参与制定贸易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来实现自己集团的利益，国家的决策正是国内行为体相互博弈、理性选择的结果。贝思•西蒙斯等人认为，若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的界定，所建构的理论和模式也就不同[13](P31—43)[14]。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否导致和平，关键在于国内各力量的对比。

埃特尔•所林根认为，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国内社会形成三种典型的联盟：国际化联盟、抵制（backlash）联盟和中间派，这些联盟具有不同的偏好，采取不同的战略。当各国的国际化联盟占上风时，地区将出现和平局面[15](P60—85)。而从贸易部门与军事部门之间的博弈出发，施奈德等人认为，当贸易部门的力量占上风时，国家会倾向于和平解决军事冲突[16]。而鲁斯•阿诺德等人则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经济交易对敌对国家确立外交联系的重要影响[17]。但是，正如加勒特和兰格所证明的，国家的最终的政策输出还受到国内体制和制度的影响[18]。

（四）外溢效应说⑨。以上三种理论都认为国家选择冲突或者和平是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的开展也可能由最初的看重物质利益到改变对彼此的态度和观念，功能领域的合作会扩展至其他更高层次领域的合作。此外，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自由贸易不仅能够产生客观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改变彼此的看法，从而减少引发战争的误解。而且贸易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以扩

展和外溢到其他领域，使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在不断加强和深化的合作中，有可能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确立共同的利益预期和规范，从而改变贸易伙伴国的态度和观念，使它们发展成为“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国家间的和平。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是形成集体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将经济上的往来看作是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方原来的身份都在减弱，各方都在学习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在改变着自我身份的定义。”[19](P434) “在任何人进行任何关于行为的讨论之前，就能够创造相互依存的共同再现以及相互依存所建构的‘群我’意识。”“一旦成对的‘有意义’的他者存在，在整个体系中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也就存在了。”[19](P434—435) 因此，相互依存并不仅仅以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方式对国家的行为发挥作用，而是有可能通过互构身份，产生群我意识，从而建构国家的和平行为。

上述的几种和平机制虽然立论的着眼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得出的主要结论却都相同：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带来和平。但是，经济相互依赖是不是能自动实现和平？本文认为，在考虑和平机制的时候，还必须思考条件性商业自由主义的概念。条件性商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商业往来不会自动导致和平，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情景下才能成立。

条件性商业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康德，他认为“永久和平”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共同作用才能实现。而现代的条件性商业自由主义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凯恩斯主义。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和二战使各国意识到“以邻为壑”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开始纷纷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二战后的学者和领导人都意识到放任自流的商业往来有其缺陷。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交换对冲突爆发的影响依赖于很多国内和国际因素。

综合起来，目前的文献主要将以下几个条件考虑进来，发展水平、民主、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黑格瑞认为商业自由主义的结论能否成立，有赖于国家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才有可能导致和平[5]。而将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才会实现和平，而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以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会导致更频繁的冲突⑩。鉴于国际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为国家提供交流的平台等功能，只有在贸易集团或者国际组织中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和平，成员与非成员或者非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将导致更多的冲突[20](P775—808)。

三、对商业自由主义的批评

以1980年波洛契克发表《相互依赖与冲突》为标志，最近一二十年来，商业自由主义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大潮中，以贸易为主要载体的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商业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商业自由主义力图通过控制低级政治领域的活动而实现高级政治领域的和平，因而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批判为“乌托邦”，过于理想化。

第一，由于国家对政治目标的重视，商业自由主义的假定可能根本就不成立。

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确保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安全，经济往来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21]。当国家考虑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的时候，国家会毫不犹豫地中断贸易联系。另一方面，国家挑起冲突时，军事安全考量和军事因素支配着领导人对冲突的效用的算计[22](P597—624)。因此，经济相互依赖根本制约不了国家走向冲突和战争。而且，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是冲突切断贸易联系，但是发生战争的国家也许会与对方开展贸易往来，利用贸易来制约对方，或者与第三方开展贸易往来，以应付战时之需，而且，在冲突

期间，由于需要更多的物资和装备，所以贸易额可能更大。因此，冲突并不能真正切断贸易联系，因而对冲突的制约作用也就大打折扣，甚至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

第二，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重视权力争夺，对彼此的实力变化非常敏感，因此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更多的冲突。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受到安全困境的制约，由于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国家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注的只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换言之，国家关注的不是自己获得了多少，而是所获得的是否比对方要多。更多的财富和更有效率的生产力也许最终会转换成军事力量从而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23]。尤其是当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对称时，国家出于对政策独立性的考量，会挑起冲突。因为当相互依赖不对称，一方依附另一方，尤其是当这种依附是一种结构性依附时，依附国家也许会担心经济依附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自主，此时，依附国也许会变得非常敏感而紧张，国家为了确保独立性会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切断这种影响。因此，当贸易流动和相互依赖程度提高时，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来减少其经济脆弱性的动机也加大了。而从依附较少的一方来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就是权力，它也许会利用对方对经济联系的依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胁迫对方，此时双方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甚至爆发冲突。巴尔比蕾通过计量模型验证了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的假设[24](P29—49)。

而且，商业自由主义忽略了第三方因素的存在。相互依赖不仅仅只牵涉到两个国家，可能的情况是多个国家之间互相依赖。因此，当其中的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时，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第三方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参与冲突，使冲突扩大。所以，相互依赖可能会使冲突升级扩大。基欧汉和奈认为，相互依赖可能有利于国家利用联系战略[25]，克

服权力的不利影响，更好地实现合作，但是实际情况也有可能是由于各方都有牵涉其中的利益，这种联系越复杂，不仅解决不了冲突，反而可能使冲突更复杂，更难以达成合作，矛盾也更难以调解。

第三，商业自由主义忽略了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

相互依赖能给各国带来收益，但是是谁享有这些利益？依附理论就认为，在南北方的相互依赖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滞缓了后者的发展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恶化了国家之间的财富的不平等，使没有权力的国家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因素都是潜在的冲突因素[26](P231—36)。

不仅如此，相互依赖在国内的利益分配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11)。相互依赖能给各国带来利益，但是其收益的分配却能对国内政治进程产生影响。全球化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国内造成了分化，生产要素丰裕者获益最大，而生产要素稀缺者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享受不到相互依赖好处的弱势群体可能通过影响国内政治挑起与他国的冲突，或者在国内挑起内战，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四，经济相互依赖是外生变量，国家间政治关系决定着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水平。

商业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本身也会受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影响，甚至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指导民间贸易，使贸易流向与本国友好的国家，同时，贸易商考虑到政治风险，也会规避与敌对的国家展开贸易，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2)。因此，贸易也受到了政治关系的影响。可能的情况是经济和相

互依赖和国家间的冲突／合作是相互影响，以国家、贸易的商品的不同而不同(13)。科什克等把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冲突同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通过计量统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不成立[27](P1155—1179)。

四、结语

商业自由主义通过论证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各国提供了一条实现和平的可操作的道路。但是，商业自由主义本身发展还不完善，况且，商业自由主义的假设成不成立，在什么条件下适用，目前仍有争议。但是，无论是“乌托邦”也好，过于理想化也好，商业自由主义毕竟对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有意的探索。

注释：

① 因为和平意味着没有冲突，所以商业自由主义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采用冲突作为因变量。

② 参考Douglas A. Irwin,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tity Press(1996).转引自Edward D.Mansfield & Brian M. Pollins 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③ 转引自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再思考”，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p.89。

④ 参考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K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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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目前商业自由主义领域中的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这种机制，可参考：Solomon W.Polachek,1980, Vol.24,No.1,pp.57

conflict —

and

trade,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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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可参考：Arthur A. Stein,Trade and Conflict:Uncertainty,Strategic Signaling,and Interstate Disputes,in Edward D.Mansfield & Brian M.Pollins e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111—126.James D.Morrow,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No.4,Jul.,1999,pp.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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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Rosa

E.Sandoval-Bustos,Interdependence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Does Trade Inform States?www.polisci.uiowa.edu/news/workshop_papers/sandovalbustos.pdf.

⑦ 这里没有考虑更复杂的情形，例如双方对实现目标的概率的估算。

⑧ 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证的研究，参考：Beth Simmons,Pax Mercatoria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in Edward D.Mansfield & Brian M.Pollins e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31—43.Etel Solingen,Internationalization,Alliances and Regional Conflict/Cooperation,in Edward D.Mansfield & Brian M.Pollins e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60—85.Gerald Schneider,Günther G.Schulze, 2001, Trade and Armed Conflict: The Domestic Foundations of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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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ni-konstanz.de/.../GSchneider/downloads/papers/Trade%20and%20armed%20conflict%20March%2003%202005.pdf.

⑨ 该机制借鉴卡尔•多伊奇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中的相关解释，在此单独列出，是因为许多研究中均提到这一机制，但是这一机制能发挥作用只是大家的共识，对此专门进行实证研究和论证的文献却几乎还没有。

⑩ Christopher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the Democratic State,and the Liberal Peace,in Edward D.Mansfield & Brian M.Pollins e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44—59.H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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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考：［美］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扬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以及杰弗里•加勒特，彼得•兰格：《国际化、制度和政治变迁》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12) 参考Arthur Stein, Trade and Conflict: Uncertainty, Strategic Sigaling,and Interstate Disputes, in Edward D. Mansfield & Brian M. Pollins 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112—114.Brian M.Pollins, 1989,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No.2,pp.465—480.

(13) 参考:Rafael Reuveny,Hejoon Kang,International Trade,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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