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

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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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223X(2003)02-0131-05

卞之琳是一位不愿张扬，喜欢思考的诗人。诗如其人，他的诗歌世界里充满了平和恬静的气息，朦胧含混的意象。对于他诗歌的解读，历来都是评论界头痛的难题。除了词义含混、意象朦胧之外，卞之琳诗歌中所隐匿的感情倾向是最难捕捉的。就连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在解读卞之琳的时候也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因此卞之琳的诗历来都被读者认为是：“谜一样”(注：亦门：《诗与现实(第二册)·＜内容一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1月初版，第100页)的诗。晦涩而不易领悟作者创作之要义。这主要因为：一、作者自身对于诗歌创作的严格要求：“我写诗，而且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又偏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p1)；二、作者写诗不仅抒发情怀，而且表现他那份独到的人生体验。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卞诗看作是晦涩难懂的诗，而应该注重诗歌所暗含的具有卞之琳特色的那份情感淘洗和体验。 以1935年卞之琳在日本创作的诗歌《在异国的警署》为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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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卞之琳诗歌此前和此后暗自流淌着两种大的情感流向。一是在这首诗之前的茫然、苦闷、孤独的情思；二是在这首诗之后的充满理趣的情感体验。本文试以《在异国的警署》为分界线，探讨上述两种情感流向，并对三十年代中期卞之琳诗风的转变作一梳理。 一、

诗人产生诗歌创作的冲动，往往都是他们心中情感的积蓄所致。这种情感不是充满激情，就是愁楚满怀。尽管刚刚步入诗坛的卞之琳还是一个没有走进社会，生活在校园里的大学生(卞之琳步入诗坛，是偶然机缘所致)(注：卞之琳在《雕虫纪历(增订版)·自序》中回忆他自己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时写到：“不料他(徐志摩)把这些诗带到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诗是不小的鼓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第2页))，但是，促使他写作诗歌的原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颗关心国家危亡命运的赤子之心。“旧社会所谓出身‘清寒’的，面临飘零身世，我当然也是要改变现状的，由小到大，由内到外，听说到北伐战争，也就关心，也为了它的进展而感到欢欣。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抱了幻灭感。当时有政治觉醒的学生进一步投入现实斗争；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会不安于现实，若不问政治，也总会有所向往。我对北行的兴趣，好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对二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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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种凭吊，一种寄怀。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1](p1-2)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这样回忆他写诗的路程。

动荡的国事，激变的时代风云，震撼了卞之琳那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情怀。这时的卞之琳，一方面不满于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茫然于如何改变这现实境况。因此，他的诗歌里充盈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 (一)、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奈情怀

作为一个空有一腔爱国心，却又没有能力改变既定现实的诗人，卞之琳无奈而又痛苦。《西长安街》[2](p17)这首诗的第一节，作者用“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枯树”、“老人”、“晚照”、“冬天”等意象勾勒出一个荒凉黯淡的世界。“我”虽然与老人走得很近，可是一路上“我们却一声不响”，只是“跟着各人的影子”。与此同时，“红墙”把蓝天隔绝在墙外。在这个冷漠而隔膜的世界里，“我们”就这样无望的沿着长长的道儿“走着，走着”，却不注意两旁的事物，也不相互谈话。如果说第一节作为回忆。那么，第二节应该有所改变。时间流逝，世界变样。可是，虽然换了“黄衣兵”，“不见旧日的老人”，这世界还是一如既往的死气沉沉：“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这是司令部?从前的什么府?)\\他们象墓碑直立在那里，\\不作声，不谈话，还思念乡土”对于时间的流动，时代的变化，士兵同老人一样僵硬、麻木而没有觉察。然而，他们的心是动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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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这有什么用处呢。虽然士兵自己手中握有钢枪，却只能眼见着敌人侵占家乡，而无能为力。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呀。时代变了，先进了：“多‘摩登’，多舒服!尽管威风\\可哪儿比得上从前的大旗”。但是街上仍旧荒凉：“那三座大红门，如今怅望着\\秋阳了。”整首诗，作者对“老人”、“黄衣兵”的麻木是失去希望和无可奈何的。那么，真的就只有在夕阳下怅然若失吗?真的这世界，这社会就没有希望吗?作者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老朋友，他是在一所更古老的城里”。希望朋友不要学那荒街上的老人，要留意长安的印象。改变不了别人，只能自我改变。这是作者对远方朋友的希冀。但是，现实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作者没有把握——“我身边仿佛有你的影子”。《春城》也属于这种心境的表现。“题为《春城》，寄忧国忧时的心情于冷嘲热讽北平人(包括我自己，也代表全国一般市民)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在‘善邻’兵临故都城下以后的苟安局面中无可奈何的心态。”[5](p138)在肮脏、昏暗、麻木的故都，“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2](p33)，尽管没有了线的牵引，但是“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对祖国的爱与恨，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命运、改变现实的那份无奈心绪，全都融进这一句诗中。 (二)、怀古伤今，抒苦闷迷茫之情

历代中国诗人喜欢通过对古物风习的凭吊，来抒发自己怀旧伤感的情绪。诗人所具有的这份独特的敏感气质，使身处动荡社会的卞之琳也不能平静。在《登城》里，“我”和朋友“走上了长满乱草的城台”[2](p121)。在这个秋阳西下的傍晚，面对一派荒凉景象，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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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我”也感到茫然，且不知往哪里去。过往不忍回首，现实满目疮痍，未来则更是迷茫不知路在何方。这是怎样的苦闷与忧伤啊!自古以来，中国诗人就经常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使用“傍晚”和“夕阳”作为表现自己哀伤、忧郁心情的意象符号。特别是在国家处于衰落危亡之际，那些爱国的热血志士们面对“傍晚”和“夕阳”，总会发出：“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的悲慨。面对日渐衰微的国家，卞之琳的心绪不曾平静。夕阳，在卞之琳眼里如此颓败“倚着西山的夕阳，\\站着要倒的庙墙，\\对望着：想要说什么呢?\\怎又不说呢?”[2](p4)古老的历史不堪回首。现实的衰败令人无法评说。说了又怎样?能改变得了吗?“西山的夕阳”与“要倒的庙墙”也只能互相无言地对望。“驮着老汉的瘦驴\\匆忙的赶回家去，\\脚蹄儿敲打着道儿—\\枯涩的调儿!”一心回家的“老汉”和“驮着老汉的瘦驴”，对于如此哀伤的景象丝毫未予关心，可见他们已麻木到极点。“半空 里哇的一声，\\一只乌鸦从树顶\\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依旧息下了。”“孤鸟”的意象在古诗中也屡见不鲜，晋人陶渊明《饮酒诗》：“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脱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通过失群的孤鸟，来自喻空有一腔抱负却无从发挥的失意之情。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不气馁、不颓唐。中唐诗人杜牧《登乐游原》：“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消沈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诗人通过“鸦背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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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这一特殊的意象符号，抒发自己对初唐盛世的眷恋和对国家衰微命运的无奈心情。诗人接受了中兴以成一梦的现实，从中体认到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傍晚》中“乌鸦”的意象除去含有这层深意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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