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总第１２２期外语研究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Ｎ０４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２２［编者按］本栏编发这一组文章，意在关注如何为繁荣的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一点“新意”，以使之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有所开拓。这里有介绍，有论述，有证明，也有质疑。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有些理论似乎并不很“新”，而且也不全是“中国特色”，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关注学术前沿，但并不主张赶学术时髦，我们相信禁得起一点沉淀的东西；其次，有效的研究必然基于已有成果；再其次，我们相信学理是不分地域的，虽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可以具有地域特点。这几篇文章中的观点、理论、方法，如果能让读者从中得到一点新的启示，或者引发一些认真的思考和有针对性的讨论，本期这个专栏也就算基本达到目的了。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胡庚申（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清华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摘要：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既有全球因素，又有中国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人为因素；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以及“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是生态翻译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适应选择论；背景；研究基础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７２４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６２一０６１．引言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结构之内又可在结构之外、这样“中心也就并非中心”的重要观点（Ｄｅｒｒｉｄａ１９６７）。７０年代，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次生态学”（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的理论，将生态学引入哲学与伦理生态翻译学起步于２００１年，全面展开于２００９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当作这一过程的输出结果，那么，这一结果必然有其发生、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等等。本文即集中阐述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的基础。２．产生的背景２．１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首先，它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步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中国也随之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此后接连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与科学发展观。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维度进入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是时代发展的自然体现。其次，它又是现代哲学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２０世纪以来，在思想界与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中心到整体观念的转型。６０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Ｎａｅｓｓ１９７３），此后又有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等人的发展。这一过程显示，当代哲学所面对的，是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观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向。正是这样的哲学转向，打开了翻译研究从“翻译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活动的视野和思路，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２．２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生命”（牟宗三１９９７：４３）。“生命体悟”可以视为华夏文化思想的一个主流，这其中即含有对“生态”的体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ＮＯ．０８ＢＹＹ００７）的一部分，同时亦获澳门理工学院科研项目“翻译学流派研究：‘生态翻译学派’透视”（ＲＰ／ＥＳＬＴ／２００９）的资助。·６２·万方数据一，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合，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在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使翻译选择遵循翻译生态的动态变化规律，以此求得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文与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平和”与“平衡”。为了追求译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交融互摄、旁通统贯、有机联系的整体；宇宙不是孤立、静止、不变不动或机械排列的，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整体性思维，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动态的翻译生态系统来说，隐喻类比的启迪意义颇为明显。以上这些包含了古典形态的“自然”、“生命”、“生存”、“中庸”、“人本”、“尚和”、“整体”等生态思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协调，译者常常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和各种各样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做出最佳的适应和优化的选择，使译者个人的身心皆融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达到“思与境谐”、“情与景冥”，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胡庚申２００９ａ）。“中庸之道”本是华夏儒家道德的最高规范。“中庸”平衡之道作为优化决策的方法论，不论是用之于翻译操作过程，还是用之于翻译理论研究，都是适宜的。且不说翻译过程中过分的直译或意译、异化或归化、过度诠释或欠额诠释等都是不可取的，就是译论研究本身也需要“允执厥中”，不能走向极端。“人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滥觞。华夏文明中的儒家文化，在整体功能上强调的就是’学、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等等。要争取和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身心的和谐（季羡林２００８）。由于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问题就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又由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译者问题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在翻译研究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就是“译者主导”的理念。“译者主导”论不仅主张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回答了“谁在译”的问题；而且主张翻译过程是由“译者为中心”主导的，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具有一种先天的整体观、综合观、有机观。美国知名学者成中英曾从方法学的视角将中国哲学和文化归纳出三个方法论原理：“整全性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内在性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生机性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ｔｙ），并认为“三者合而观之，实可视之为中国式思考理路的方法学范例”（成中英２００５：１４０）。中国古有“四方上下谓之宇，古今往来谓之宙”之说，认为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万方数据想，成为孕育和形成生态翻译学的中华智慧资源，也是中国学者提出生态翻译学理念的重要支点。２．３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的含义。在学术界，“环境主义已超越了科学、地理、社会科学的疆界而进入了‘人文领域＂’（Ｋｅｒ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８：５），人们正“努力将对文化的关注转向更加广阔的生存环境”（Ｗｅｓｔｌｉｎｇ２００２：１）。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开始采用生态学途径进行研究。除了生态批评学、生态美学、生态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之外，单是与翻译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语言学科就有环境语言学、绿色语法、语言环境学与环境语言学、语言与生态研究、语言习得生态学、语言演变生态（Ｇａｂｂａｒｄ２０００；Ｆｉｌ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Ｍｔｉｈｌｈａｔｉｓｌｅｒ２００３）翻译学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上面这种发展状况所带来的启示和探索的欲望也成为生态翻译学初期开始研究时的一种动力。２．４“生态取向”的翻译研究其实，国际翻译界从“生态”、“环境”、“生存”、“适应”、“选择”等生态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已经大有人在，相关文献日渐增多。彼得·纽马克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分为五大类，首当其冲的第一大类就是翻译的生态学特征（Ｎｅｗｍａｒｋ１９８８：９５）。戴维·卡坦则对翻译生态文化的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提出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物理环境、政治环境、气候、空间以及临时场景等等（Ｋａｔａｎ１９９９：４５—５２）。米歇尔·克罗宁提出要关注语种“翻译的生态”（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呼吁在不同语种的翻译之间要保持“健康平衡”（ｃ．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ｏｎ２００６：２３１）。乔治·斯坦纳（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５：２３５）曾将翻译理论分成“普适”（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理论和“局部”（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理论两大类，并认为这种分法类似于·６３·ｏｆ“整体环境适应与局部环境适应问题”（Ｌａｎｃｅ８ＬＪａｃｋｙ１９９１：３４）。罗森纳·沃伦提出，翻译“是一就译学发展而言，研究视野的“文化转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中也或有某些局限和盲点。“目前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被涉及，深度也有待于加强”（吕俊，侯向群２００６：１１３）。譬如，尽管译者生存境遇和译者能力发展对翻译学研究举足轻重，但对之系统研究却并不是“文化转向”的中心议题；尽管翻译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翻译学研究至关重要，但对之系统研究却并不是“文化转向”的关注焦点；尽管翻译发展与人类认知演变对翻译学研究不可或缺，但对之系统研究却并不是“文化转向”的重点取向；尽管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和协调性研究等对翻译学研究势在必行，但对之系统研究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文化转向”的主攻目标，等等。（３）跨学科整合研究中的内在共同基础研究欠缺除上述之外，近年来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论及翻译研究的综合性、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其中不乏洞见，但总体而言，对相关学科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整合基础等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样，如果仍然只是停留在某单一学科内“自转”，或只是诸多相关学科的累加，“从各门学科各自为政地进行探索，往往影响总体研究的成效”（方梦之１９９９：１９），即使声称是对翻译学研究的整合，因缺少相关学科公共的基础和一致的归宿，也难以真正地达到综观整合。总之，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３．发展的基础３．１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基础３．１．１“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翻译（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笔者（胡庚申２００４：６０—６２）曾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２００４年书中为‘生物界’，这里改变的原因可参见本文３．２节）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可称为“关联序链”（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Ｗａｒｒｅｎ１９８９：６）。沃尔夫拉姆·威尔斯也认为译界对翻译决策过程的研究应当“集中关注各种环境因素，如翻译任务的特征、客户的需求、翻译者及其决策能力等”（ｗｉｌｓｓ１９９６：１８４）。在国内，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和论述虽尚不多，但近来也不断有人借用“翻译生态”的术语来讨论翻译质量、翻译理论以及翻译行业发展问题（张明权２００５；季羡林２００５；崔启亮２００６）。在此之前，也有学者提出了“人类文化演变九大（规）律”，其中的第一规律即“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辜正坤２００４：２３９）。上述翻译学者在其研究和描述中，大都采用“喻指”或“实指”的方式，使用了典型的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生存”、“适应”乃至“翻译的生态”等术语和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生态取向”的翻译研究已经出现。２．５译论研究的缺失和局限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目前翻译学研究中的局限和缺失大致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生态视角翻译学的系统研究不足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颇为明显：一是散而不专，从生态视角考察翻译的研究迄今还只有“散论”或“偏论”，系统的生态视角的翻译学专题研究尚少；二是“引”而未“发”，一些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引用生态学相关术语或一般概念的阶段，尚未依据生态学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给予系统的、深入而一致的描述和阐释；三是狭隘单一，缺乏对更多的问题做出多维度的诠释和概括；四是未成体系，还没有从生态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的探讨和描述并建立相应的话语体系，因而学术影响力不大。此外，一些研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将相关研究放在全球性的生态趋势和学术思潮的时代背景下综观考察和研究。因此总体上看，从生态学视角系统探讨翻译学的专题系统研究仍显不足。（２）“文化转向”研究中若干议题的忽视·ｃｈａｉｎ），其含义为：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积淀，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６４·万方数据部分；反过来，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成员，长期的人类交际活动形成文化，文化以语言为媒介传播，语言不通就需要翻译。这样一来，从翻译活动到自然界活动、以及从自然界活动到翻译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用下图表示：●‘。。。。。。。’。。。’。’’。。’’。’。。’。＇翻译Ｈ语言Ｈ文化Ｈ人类Ｈ自然界●＾●．．－．●－－－．－．－．．●．…－．．．－．．．●图１：翻译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互联关系这一“关联序链”体现了人类认知视野扩展和理性进步的基本路径，它符合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基本规律，同时具有互动性和递进性的特征，可以说勾勒出了人类认知视野递进衍展的逻辑序列和内在的指向机制。翻译研究的重心从翻译本身到语言、到文化、到人类生态，其间不断反复、互动，正好反映出这一走向及其特征。通过“翻译一语言一文化一人类一自然界”的“关联序链”，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与生物自然界之间的互联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共通互动的基本特征。这种互联关系和共通互动特征，不仅能揭示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还能使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的中介或某种程度的类似或同构成为可能。３．１．２“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在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首先，自然生态强调生态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翻译生态也是这样。翻译生态系统内各相关利益者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双向互动联系和重叠交叉现象，这使翻译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而且不同翻译生态系统之间也相互影响和互动。其次，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也是如此。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思维方式、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等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流通渠道、规范环境等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和差异必然会造成“翻译群落”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达至平衡。（胡庚申２００９ａ：６；２００９ｂ）万方数据第三，互利共生是一种生物间的互惠关系，通常存在于不同种类的个体之间。这种规律，不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翻译生态，都是共同的或相同的。在翻译生态中，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可以对翻译生态环境发挥促进、抑制、改造和重建的作用（如加强翻译产业宏观管理、制订翻译学术研究规范、拓展翻译教育训练空间、提升翻译群体社会地位等等）。总之，两个生态体系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第四，两个生态体系中都有类似的适用原则。如在自然生态中，竞争排斥原则是适用的：两个物种对同一种资源和空间的利用越相似，其生态重叠越多，竞争就越激烈，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的、但具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长期共存。在翻译界也有类似的情形，如不同体裁译品的评价标准也有不同，相互之间的可比度较小，但同类题材译品的可比度就会增大，竞争也自然会加剧。第五，两个生态体系存在着很多类似现象，又有很多类似的运作方式。例如，在自然生态中有着“无数而美妙的相互适应”①，而在翻译生态里，翻译过程中也存在大量“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现象。翻译是一连串优化选择的决定过程，译文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综上所述，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类似性和系统特征方面的同构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既表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有相似的规律可循，反过来也进一步表明，适用于自然生态的某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生态。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所具有的类似和同构特征，使之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依据。．３．１．３“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以上第２点已经涉及翻译中的适应／选择现象。由于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主要内容。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６５。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想。达尔文的传世之作《物种起源》也可以认为是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生态学的先驱著作。达尔文作为生态学思想的伟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大倡导者，就在于他认为生物进化的原因是生物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的演进。（王如松，周鸿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２００４：７７）其主题概念，可以回答“何为译”的问题；环境是多样化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生物对“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可以环境的适应性也是多样化和变化的，正是环境与回答“谁在译”的问题；生物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导致了生物的进化，而“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生物对环境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如绿色植物应性选择”是翻译的主导方法，可以回答“怎样译”的作用，生物的进化反过来也在促进环境的变化，的问题；生物和环境是协同进化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达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尔文称为生态学的祖师爷，一点也不过分”（同为”（即翻译行为的动因），则是翻译的原始目的，上）。又可以回答“为何译”的问题。生态学最早的发展是从植物生态学开始的，上述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探讨和描随之是动物生态学，所以早期的生态学被定义为述，对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具有举足“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轻重的意义，原因是，它将在宏观的生态理性指导的生物学分支科学”（Ｎｅｕｆｅｌｄｔ１９９６：４２９）。但现下，作为生态翻译学的中观系统理论而进一步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其特点既不是孤立地研究生扩展和重构，进而成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物有机体，也不是孤立地研究环境，而是研究生物坚”。有机体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３．２“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上一节的继续，这里的“论”即翻译适应以上梳理表明，以生物进化论作为重要理论选择论，这里的“学”即生态翻译学。启示来源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和后续发展的生态翻就生态翻译学的沿革、发展而言，论／学贯通、译学，两者是“同源”的，相互之间是一种继承的关论／学一体的理路发掘，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系，本质上是一致的。的一个突破。这种追根探源的推衍，这种更深层次的学理现对这一发展过程作如下阐释。发掘，对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来说，可谓意义重大。翻译适应选择论本质上是生态学路径的，这原因是，如果从本质上更紧密、更具体地将翻译适一点从２００１年起步时就定位了，此后的研究也是应选择论研究与生态学途径“衔接”起来，就可以依照这一路径发展的。然而，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之在宏观生态理念的观照之下，使前期翻译适应选后的研究中，关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论的“中观和微观”研究与宏观的整体翻译体系择”学说与生态学之间关系的梳理较为欠缺，而对研究“打通”和“对接”，使宏观的译学整体构架研所依托的两个学科即生物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究、中观的翻译系统理论研究、微观的翻译文本操也未作深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适应选作研究实现一以贯之。择论理据的进一步拓展，也导致了后来生态翻译４．结论学构建过程中的种种困惑，特别是翻译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全球因素，又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前后两者之有中国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既有间如何名正言顺地“衔接”的问题，等等。客观因素，又有人为因素；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解惑”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研究的不足和进初应运而生，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一步的深入探究。接下来的文献研究，令人豁然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基础是其客观性、存开朗：在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前提和理据。其中的逻辑许多早期的生态学家都把生态学的起源归功理路是：如果没有“关联序链”的启示和指向，那于达尔文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代表的进化思么，就不可能思考翻译活动（翻译生态）与自然界·６６·万方数据（自然生态）关联和共通问题；如果没有翻译活动［１０］Ｎｅｗｍａｒｋ，Ｐｅｔｅｒ．１９８８．Ａ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０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类似性和同构性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Ｔｏｒｏｎｔｏ／Ｓｙｄｎ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将适用于自然［１１］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６．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ｒ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界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到翻译学的研究中去；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口］．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ｏｌｉｃｙ（５）：２２７—２３２．如果没有将“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那［１２］Ｓｔｅｉ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９７５．Ａ。，ｆｅｒＢａｂｅ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么，就不可能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如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果没有以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为基础，那ｏＵＰ．么，就不可能进一步开发和拓展宏观生态理念、中［１３］Ｗａｒｒｅｎ，Ｒ．１９８９．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ｉｃｅｓ观本体理论、微观文本操作的生态翻译学的“三层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Ｍ］．Ｂｏ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次”研究；最后，如果没有生态翻译学的“三层次”［１４］Ｗｅｓｔｌｉｎｇ，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Ｊ．Ｐａｒｈａｍ．Ｔｈｅ研究，那么，相对完整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建也就难以实现了。这是一个由较小到较大、由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Ａｓｈｇ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８．局部到整体、由不太系统到比较系统的、循序渐进［１５］Ｗｉｌｓｓ，Ｗ．１９９６．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发展过程。［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ｏｈ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注释：［１６］成中英．２００５．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①出自达尔文为《物种起源》１８６０年第二版写的序“本书化的新定位［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见解的发展史略”，周建［１７］崔启亮．中国翻译市场：现状与分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人、叶笃庄、方宗熙译。见天涯在线书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Ｗ．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ｏｎｇ．ｃｏｍ／ｚｘｘｘ／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ｔｉａｎｙａｂｏｏｋ．ｃｏｍ／ｗａｉｇｕｏ／ｗｕｚｈｏｎｇｑｉｙｕａｎ／ｘｕｌ．ｈｔｍ，２０１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８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００６—０８—２５）—７—１４下载。［１８］方梦之．１９９９．翻译新论与实践［Ｍ］．青岛：．青岛出版参考文献：社．［１］Ｄｅｒｒｉｄａ，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９６７．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Ｍ］．［１９３辜正坤．２００４．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Ｍ］．北京：清华大Ｐａｒｉｓ：ＰＵＦ．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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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胡庚申， HU Geng-shen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清华大学,北京,100084外语研究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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