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与内隐态度新探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与内隐态度新探

作者：郑维廉 袁义 钟虹绚 彭建国 牛宙 马水平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08期

【摘 要】探讨了大学生对同性恋群体的外显和内隐态度之间的差异，以及与IAT联系最紧密的外显测验部分。方法：对92名大学生采用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IAT内隐联想测验范式。采用2（男/女）×2（文/理）×2（相容/不相容）的混合实验设计。结果：1.大学生的同性恋的评价存在内隐刻板印象。2.就不同学科（文、理）和性别而言，大学生对同性恋内隐刻板印象差异不显著。结论：我国大陆对同性恋的偏见仍然严重，文化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更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内隐联想测验（IAT）；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偏见；文化 一、概述

同性恋是发生率颇高的现象。当同性恋者感受到严重社会压力，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随着外来先进文化引入，人们对同性恋的宽容有所提高，如今同志吧在我国已经出现广泛出现，尤以四川等内地省份较活跃。但是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对无法繁育后代的同性恋者的偏见可能更为根深蒂固。为了维护同性恋者的人权和心理健康，从而也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以充分的证据揭示这类偏见，特别是隐性偏见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大学生是直接感受到不同文化冲突的群体，对他们关于同性恋的态度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文化的冲突。关于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的IAT研究，只有台湾学者涂沅澄， 陈学志和大陆学者刘予玲利用IAT方法各发表了一篇论文。但是大陆学者的研究样本量仍然太小（45人），而且没有对可能影响对同性恋态度的其他变量（例如大学生的性别和所学专业）做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较大的样本（92人），采用IAT这一信、效度较好的方法，对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显性和隐性态度，以及这两者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同时探讨了大学生性别和所学专业对这种态度的影响。

为了深刻认识偏见同性恋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历史作简要回顾。 同性恋形象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的简要回顾。

同性恋概念和对同性恋的划分方法，是在“五四”那个西风东渐的年代中进入中国的泊来品，对同性恋的压迫打击也随之搬了过来，从此中国的同性恋成了移风易俗的新对象，公众的误解也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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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同性恋引入的是西方的“性变态”概念，但一般民众不可能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待性变态。人们使用变态概念时，主要含义是一种可耻感。即同性恋是性变态，性变态是可耻的。

在20 世纪上半叶“同性恋的污名从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转移到世俗社会和医学领域……医学和性学对于‘女性化男人’和‘男性化女人’的科学诊断固化和束缚了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想象。” 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3年12月通过表决，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在《疾病统计手册》第三版修正版中，同性恋不再被列为精神疾病。

然而，直到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诊断的权威《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才表示同性恋本身并非心理障碍，但是却仍然未将同性恋（以及双性恋）从分类中剔除，只是将它们放置于性指向障碍下：“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这是CCMD-3纳入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主要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随着外来先进文化渗入，公众态度逐渐缓和，对同性恋越来越持接纳态度。但相比于对同性恋更为宽容的西方某些地区（例如，美国有8个州已经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中国同性恋者感受到的压力和偏见仍然更多，尤其在受教育较少的底层社会。同性恋群体在成为社会议题不久后可能有过一段获权的蜜月，但随即被推至社会边缘，丧失了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陕西师范大学王媛这样评论在媒体与大众互动中这一群体再度被边缘化的过程“媒介对于同性恋话题的不明态度，最终导致了人们对于‘同志’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而人们对于概念的模糊反过来又促使媒介态度更加暧昧……要想得到媒体和广大受众的正视，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置身事外只会让‘同性恋’群体更加边缘化。”如今，似乎出现了一种“同性恋神话”，作为特殊群体，同性恋在媒体的透镜中呈现为或被妖魔化或被过分美化的扭曲形象，这样的同性恋镜像，既为该群体提供了在传统价值观压力下的庇护所，又成为其新的压力来源。

本文作者认为，对同性恋的偏见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反映，依旧根深蒂固，而且由于它以媒体传播的多元化同性恋形象为面具，因此其存在形式可能更为隐蔽。揭示这种偏见的存在，有助于克服它。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一）研究目标

关于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显性和隐性偏见，大陆和台湾已经各发表一篇论文。但是一则大陆与台湾社会差异很大，二则这两个研究都没有对影响同性恋偏见的因素进行实证探讨，三则大陆研究的样本量较小（45人），因此有必要在大陆利用更大的样本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探索。考虑到文科生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更关注社会公平之类的问题，因此可能影响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而性别也很可能对同性恋这类涉及性取向的问题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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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检验了大陆大学生关于同性恋的外显和内隐态度，以及在针对他们关于同性恋态度的两种测量中，隐性态度最能反映显性态度的哪一种成分。而且还探讨了学生所修专业和性别对其同性恋态度的影响。 （二）实验假设

（1）IAT实验可检测到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评价存在内隐刻板印象。（2）学科和性别的不同会对大学生对同性恋内隐刻板印象产生显著影响。（3）排斥态度在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中表现不显著。（4）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内隐态度显著相关。 （三）实验设计

采用2（男/女）×2（文科/理科）×2（相容任务/不相容任务）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因素1性别（男/女）和因素2学科（文科/理科）为组间变量，因素3任务类型（相容任务/不相容任务）为组内变量。 （四）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学生共92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50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42人；男生35人，女生57人；文科50人，理科42人。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本实验，电脑操作熟练，视力达到实验要求（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所有词条）。

（五）材料和工具

笔记本电脑奔腾系列计算机，E-prime软件编写的IAT程序。

内隐刻板印象IAT测验采用2类文字材料：概念词（同性恋、异性恋各5个）和属性词各20个（积极、消极各10个），词汇材料来自台湾涂沅澄，陈学志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他们使用的一些消极词汇明显属于社会认知或者代表消极事物的名词，而不是情感评价，所以对此我们略有修改，保证属性词在代表情感评价上的纯粹性。

在内隐联结测验各阶段所使用的词汇，其中同性恋相关的词汇有「同志、同性恋、女同志、男同志、同性爱」；异性恋相关的词汇则有「异性恋、异性爱、男女相恋、男女朋友、鸳鸯」。与这两个概念合并的中文正/负向词汇，则是取自陈学志、李威震、周泰安、卓淑玲（2002）的研究中，该研究从64326个中文双字词库中挑选出四百个具明显正负向情绪的词汇，并以101受试者对这400个词汇进行喜好度评定，最后挑选出国内大学生极端喜好或厌恶的正负向事物或正负向特质描述双字词。

外显态度测量采用台湾辅仁大学编制的《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该量表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态度的三种成分，共十八道题，每个维度六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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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程序

基本任务是要求被试对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的概念词和属性词分类。实验有7个步骤： （1）对概念词，即表示异性恋类型词和同性恋类型词进行归类（异性恋类型词按e键，同性恋类型词按i键）。

（2）被试对属性词进行归类，即褒义词贬义词进行归类（褒义词按f键，贬义词按j键）。

（3）被试对概念词和属性词进行联合分类，把异性恋类型词和褒义词归为一类（按f键），把同性恋类型词和贬义词归为一类（按j键）。

（4）任务（4）与（3）相同，只是实验次数增为（3）的两倍，并取消对按键正确与否的反馈。

（5）对概念词，也就是表示同性恋类型词和异性恋类型词进行归类（同性恋类型词按f键，异性恋类型词按j键）。

（6）被试对概念词和属性词进行联合分类，把同性恋类型词和褒义词归为一类（按f键），把异性恋类型词和贬义词归为一类（按j键）。

（7）任务（7）与（6）相同，只是实验次数增为（6）的两倍，并取消对按键正确与否的反馈。

其中第（1）（2）（3）（5）（6）步为练习步骤，对判断是否正确给出反馈，不导出数据；（4）（7）为正式实验，不对判断是否正确做出反馈，但导出数据。（3）（4）中，我们假设同性恋-异性恋分别与消极-积极属性词相互连接更为紧密，对于一个支持异性恋且反对同性恋的人而言较容易做出反应，故称之为为相容任务，预期所用反应时短；（6）（7）中，我们假设同性恋-异性恋分别与积极-消极属性词相互间的连接更为疏远，故称之为为不相容任务，预期所用反应时长。

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采用抵消平行法，一半的被试第（1）（3）（4）步与第（5）（6）（7）步对调，既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顺序对调。 （七）数据处理

数据由E-prime程序自动导出，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年提出的数据处理方法对IAT测验进行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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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由E-prime程序自动导出，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年提出的数据处理方法对IAT测验进行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1）取第（4）步第（7）步数据反应时数据进行处理。（2）删除正确率低于百分之七十五的数据。

（3）删除反应时间大于10000ms和小于400ms的数据。（4）求两个测量阶段的反应平均数和标准差。

（5）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反应时平均数之差除以相容与不相容任务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即是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

获得92名被试数据，有效被试92名。用spss17.0做统计分析。 三、统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内隐评价刻板印象的IAT效应值

对被试相容任务（异性恋-褒义词，同性恋-贬义词）与不相容任务（异性恋-贬义词，同性恋-褒义词）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测验中反应时差异显著，（t=-4.057，p

*p

（二）被试性别、学科对内隐同性恋刻板印象测验的影响

进行2（男/女）×2（文科/理科）的二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检验大学生的性别和学科在对同性恋的评价内隐态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2）显示，大学生的性别、学科对IAT效应都不存在明显影响，并且不存在交互作用。说明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偏见不存在学科和性别的差异。这似乎提示我们，尽管大学生的学科可能会影响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影响其对外来文化的摄入量，性别也可能对其关于性取向的看法产生影响，但是在这里都没有看到这方面明显的效应，这提示我们，相比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学科、性别对于同性恋态度的影响也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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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试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间的相关性

大学生对同性恋外显态度，认知、情感、行为和总分，皆存在显著相关。同时我们将IAT效应分数（亦可以是相容-不相容任务差值大小，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作为内隐态度得分，得分越高则内隐负面态度越强，若得分低于0则意味着存在对同性恋的积极态度。将内隐态度得分纳入了相关分析。由于IAT效应分数分布的偏度（skewness）为0.255

*p

（四）被试内隐/外显态度的分布

参照涂沅澄、陈学志的方法，将外显问卷的得分区分为接受-中性-排斥三种态度，将3.3中获得的内隐态度z分数作为指标（得分越高则内隐负面态度越强，若得分低于0则意味着存在对同性恋的积极态度，由于z分数作为内隐态度的指标，所以内隐态度分为接受态度与排除态度），区分了内隐和外显态度的类别，并置于列联表中（表4）。统计结果显示，持外显接受态度者，其内隐为排斥的占68.3%，外显中性者，其内隐为排斥的占78.3%，内隐排斥占总数近70%（69.6%），而外显排斥仅占总数6.5%。可见内隐与外显态度相反者是多数，更多的人外显接受，内隐反对。这表明多数大学生似乎从理性层面上已经认识到应该接受同性恋，但隐性态度上仍然偏见同性恋。此外由表4可知，相比于内隐与外显一致接受者的比率（22%），内隐外显一致排斥者的比率（3.3%）明显较小。这似乎体现出一种接受同性恋的社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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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学生对同性恋隐性偏见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一）受传统婚恋观影响，认为异性爱情才正常，而同性间的爱情不被认可。

（二）受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影响。在目前科学条件下，同性结合无法产生后代，这是引发偏见一个重要原因。

（三）同性恋本身不会产生HIV病毒，如同同性恋性交，异性恋性交也可以传播HIV病毒。但是由于同性恋的肛交容易撕裂黏膜，而且同性恋者由于不担心怀孕，所以很少用避孕套，这使得同性恋更容易传播HIV病毒，这一事实被社会偏见所放大，造成同性恋导致艾滋病的误解。

（四）许多关于同性恋的负面报道以多种渠道传播，无形中树立起同性恋群体的负面形象，使一部分人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其实同性恋其他方面与他人无异，也许你的好友就是其中之一。

（五）一般情况下，人对于陌生的事物，都有畏惧、排斥的心理，这使得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都源于对同性恋群体的不了解。 本次实验可能存在的缺陷及需要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1、 被试间的特殊关系可能产生额外影响。有些被试可能是一起参加实验的情侣。在关于性心理敏感课题的测试中，情侣在场可能影响被试对性问题的态度。

2、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双对象IAT测验（双对象即同性恋类型词和异性恋类型词），评估两者相对的认知或情感态度，即便其有可靠效度，也无法确认其态度的强度，此外，加入“异性恋”这一现象也有可能导致自变量混淆，我们可利用SL-IAT或ST-IAT范式来进行更为准确的测量。TeigeMocigemba 等人提出以下几种导致混淆的因素，他们称之为IAT特有变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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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额外知识或者社会观点刺激的知觉突出不对称性（salience asymmetry）刺激和类别的知觉和情感相似性（similarity at the perceptual and affective level）个体基本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等。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中要考虑改进的。

3、 内隐态度与外显认知的相关性最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内隐相关测验本身就是以测量认知变量为主。另一方面可能表明，认知要素是对同性恋偏见的核心构件。因此要改变这种偏见首先需要从认知入手。有效的认知干预或许是下一步所需要的研究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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