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悟之日本成田机场反拆迁的阵痛

对日本的航空界人士来说，东京成田机场的建设，堪称一场噩梦，而且这场梦至今都没有醒来。

今天坐飞机到东京的旅客会发现成田机场的样子非常古怪，特别是它的跑道与东京国际大都市的名声完全不相符——它的备用跑道只比2000米长一点点，如果是国际航线常用的波音747客机到来，按照操作规程是无法安全降落在这样的机场上的。

眺望跑道远端，可以看到在跑道南侧前端有几户零散的农家。很多人都会想到，将这几户农家拆除，把跑道延长，不就可以解决成田机场的起降问题了吗？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但假如你要问到日本的法律界人士，他们会很自豪地告诉你，在日本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因为这些土地和房子属于当地的农民，如果当地的农民拒绝搬迁的话，日本政府绝不会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对其进行拆迁，而这也正是日本维护民权斗争中的一个骄傲。日本的法律界人士认为通过这次斗争，他们贯彻了西方法律界所说的“我的小屋，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不可以进来”的原则，显示了对于私有财产的坚决保护。

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说出来似乎让人觉得十分有理，但其背后却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东京成田机场土地的拆迁是经历过流血斗争的。而今天日本政府不能够对成田机场的住户强制处理，也是一系列斗争的结果。

日本成田机场坐落在东京东北方向的千叶县东部成田市三里冢镇，是目前日本最重要的国际航空站。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东京羽田机场由于范围狭小，跑道长度不够，已经不能满足作为东京的国际空港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最初选址在现机场以南4公里的富里，但是富里地区农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建机场运动，政府只好作罢。

日本因为国土狭小，民众对机场建设素来敏感——除了机场内土地被征用的居民以外，周围的居民也必须承受噪音等公害。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住家周边修建机场。

1966年6月，佐藤荣作内阁决定把宫内厅下属的皇室牧场所在地三里冢芝崎地区作为机场候选地，但原有的皇室牧场只占机场用地不到一半的面积，需另征大量土地。当时的政府做了件霸道的事情，在7月4日的内阁会议拍板之时，没有与当地农民沟通，即准备采用1951年的《土地征用法》开始征地建设。7月20日，三里

冢农民闻风而动，成立了反对同盟，开始了保卫自己家园的行动。很多业主发起了“一坪地主运动”，将自家的土地以一坪（约3.3平方米）为单位出售，以大量增加土地拥有者，提高政府谈判的难度。他们“以没有抵抗的抵抗战术保卫土地”，拒绝向政府出让土地。日本政府采用的办法是一面威逼利诱，一面先上马再说，结果终于建成一条4000米长的跑道，并在1972年强行开放。

出乎日本政府预料的是，由于在征地修建第一条跑道的过程中政府作风强硬，引发官民双方的流血事件，成田机场成为日本民权运动的一个标志，左翼运动人士和政界人士纷纷加入，使事情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

世界上同等地位的机场至少有两条以上的跑道，所以日本政府必须继续征地。他们计划修3条跑道，分别为4000米、2500米和3200米。由于三里冢地区的居民坚持《土地征用法》中自愿的原则坚决抵制拆迁，日本政府制定了《治安法》进行镇压，并用强制拆迁的手段买进土地，激起了居民更强烈的反抗，双方多次爆发激烈冲突。

在这样的抗议大潮之中，不但当地的农民积极参与，而且附近的工人和学生也参与进来，帮助农民维护自己的权利，日本政府几次试图强行征用土地，都在这些民间势力的对抗之下败下阵来。1993年，日本政府被迫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武力解决问题，这才使居民回到了谈判桌前，而在此之前因为这一事件已经有3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成田机场的建设进展极为缓慢。

1993年，日本政府之所以做出如此让步，是因为他们在为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做准备。2002年如果东京的机场还是眼下的状况，就很难满足前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的要求。政府对谈判急于求成，当地居民则有人同意卖地，有人拒绝。最后，日本政府基于当初不强制拆迁的承诺，不得不对剩余7户农民的住宅采取了不征用的态度，这样成田机场的跑道位置北移了800米，而长度也因此由2500米缩短到2018米，只能称为临时跑道，起降短程的中小客机。成田机场至今仍然是个瘸腿的机场。尽管成田机场的建设取得了大多数土地所有者的谅解，但也没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进展。日本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与剩余农户的谈判，并修改机场的设计方案。

如果算经济账的话，日本政府当初给成田机场的建设预算是1350亿日元，由于拆迁矛盾，成田机场开业25载，实际耗资达到

了1兆2000亿日元，而且在40年的斗争之中，共造成了包括5名警察在内的13人丧生，这样算来无论是人命损失还是商业损失都是惊人的。在这场斗争中，当地农民面对强悍的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他们通常采用的战术很是巧妙，他们会把老弱病残推到第一线，和警察对峙，如果警察敢于对老弱病残采取暴力行为的话，必然遭到新闻界的曝光。而与此同时，在后方的青壮年也会为老弱妇孺撑腰。

至今，对于成田机场拆迁过程中的斗争，还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日本政府是多数人的暴力，也有人认为剩余的7户农民纯粹是政治的玩偶，他们的存在让更多人不得不付出大量税金，并承受机场不便的风险。我曾经询问过很多日本人，在成田机场反拆迁事件上，尽管维护了几名我们称为“钉子户”的农民的合法权益，却使更多人付出了代价，这样的行为是值得鼓励的吗？实际上，也有很多日本人对此颇为矛盾。大多数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毕竟大多数人的方便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普通日本人对敢于起来抗争的农民持赞成和同情态度的居多，因为他们认为，成田机场是一个象征，它显示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维护国民合法权利的力量，使政府此后不敢挟“大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实施暴政。所以，成田机场反拆迁事件又是一件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它说明了民众的权益是必须受到尊重的。此后日本政府做相关决定时，就不得不尊重国民的意见，同时也不再干给自己找麻烦的蠢事。从长远说，这种收获，对保障政府与国民的双重利益都是有好处的。

同时，正是因为在成田机场反拆迁事件中，日本政府没有对这些反抗者进一步强迫和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才使人们能够相信在将来自己的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这种象征意义所获得的利益比真正完成征地建设成田机场更加重要，对稳定日本的政局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也许是吸取了成田机场修建过程中血的教训，日本政府在大阪修建机场的时候，宁可花巨资填海造地建造关西机场，也不再考虑征地的问题。有人议论，早知如此，20世纪60年代在海上修建东京机场的话，有4000亿日元就够了，比现在的开支要节省三分之二。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第一是日本政府决策失误，人们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扣错了第一颗纽扣”才造成了成田机场的尴尬。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政府在此后尽管没有达到修建成田机场的全部目

标，却通过双方在成田机场问题上的对峙，获得了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原则，那就是双方必须以相互尊重和依法办事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这对日本的政客们来说是很好的教训。这一持续40年的斗争，实际上也表现了日本普通民众对维护自己权利甘愿付出代价，让执政者有所戒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