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

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

Richard Abel Musgrave: Father of Modern Public Finance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张文春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于2007年1月15日去世，享年96岁。马斯格雷夫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全球著名的现代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家。作为战后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被誉为现代财政学的真正开拓者之一，是现代财政学之父。

马斯格雷夫1910年出生在德国的柯尼希施泰因，于1930年在慕尼黑大学开始了经济学研究。他于1931年转到海德堡，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年，他被选为德国的交换学者到罗切斯特大学学习，并在此获得了他的第二个硕士学位。马斯格雷夫在193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留在哈佛大学一直到1941年，然后作为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工作到1948年。从1947-1981年，他先后在美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担任教职。1965年被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法学院同时聘为教授，成为了该所大学中被两个学院聘为教授的第一人，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名学者。他在这两个学院中为同学讲授财政学、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直到1981年退休。

马斯格雷夫还多次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他曾担任许多国家，如玻璃维亚、波多黎哥、韩国等的经济顾问。他也当选了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著名学者、国民税务协会荣誉成员和国际财政研究院荣誉主席。他在1981年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佛兰克·塞德曼（Frank E Seidman）奖，获得了包括慕尼黑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荣誉博士学位。另外，他创办主编了《经济学季刊》杂志。他去世前一直是哈佛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担任了其夫人佩吉所在的圣克鲁兹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直至去世。

马斯格雷夫是国际财政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IIPF)]创始人之一，1978年的IIPF大会选举他为荣誉主席。后来，国际财政研究院以他和夫人的名字设立了青年学者奖。他支持母校慕尼黑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CES) ]并大力支持学校创立了全球性的经济研究网（CESifo Economics Research Network），并一直担任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另外，美国的《国家税务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也以他命名了青年学者奖。

马斯格雷夫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什么地方呢？用他的最为著名的学生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经济研究局的局长，他是当今最优秀的财政学家）在2007年1月20日的《纽约时代》杂志撰文称，马斯格雷夫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将经济学从描述和制度性的课题转化成为了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工具来了解税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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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

的课题的第一人。

马斯格雷夫在1939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论文《财政自愿交换论》。后来，保罗·萨谬尔森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从实证理论转换成为了规范理论，并在195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有人认为马斯格雷夫应该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被诺贝尔委员会“遗忘”的一名伟大学者。

他在“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一文中首先引用了“有益品”（Merit Goods）的经济概念（以后用使用了无益品（Demerit Goods）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他主张，税收政策不仅仅是要以公正的方式取得收入，而且要在对税制的公正性最小伤害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经济的业绩。他在其一生中鼓吹公正和累进的税收政策，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思想在理论上都落伍的时候，他依然如故。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就主张实行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在1989年老布什任总统时，他还向政府建议要提高税率，使税收负担的分布更加公正。他说：“我们需要削减赤字，但我们最为关注的是怎么做才对。”

马斯格雷夫是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他坚定地认为政府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他的著作《财政学原理》（1959年）被称为后凯恩斯时代的代表作，在现代财政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本书对政府如何配置资源和满足各种社会需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英美的经济学家大多研究的价格行为、供给和需求及与其他市场因素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政府发挥的是次要作用，只是当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来弥补缺口。而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他研究出来了一种新的收支理论，提出了许多商品和服务最好由政府提供。他的理论将政府的经济活动分成了三个部分：资源配置、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财政学的研究上，他首先提出了按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划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另外，他还简化了凯恩斯模型、发展了代际公平和税务归宿等理论，为以后财政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马斯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吸收了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学派的背景，加上其在德国财政社会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有学者认为，如果说马克斯·韦伯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最重要的德国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五十年就是马斯格雷夫。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现代财政学（公共经济学）之父。

著名经济学家彼德·戴蒙德在《公共经济学杂志》纪念其创刊30周年发表的《财政学理论——过去与现在》一文中称：“在我开始研究财政学时（1961年师从凯瑞·布朗），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刚刚出版（马斯格雷夫，1959）。这本书，以它的一般均衡分析结构，成为我20世纪60年代研究财政学的基础（即所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将二元分析用作理论工具和次优分析的思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因此，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在我那个时期的研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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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评论 2008年第2、3期

在同一期的另外一篇文章《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转型：1970-2000》一文中，马丁·费尔德斯坦称：“1960年代早期，我在英格兰开始学习财政学的时候，还是一名大学生。当时最经典的一本书是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与早期的书不同，象庇古（1947）的书，以散文式为特点，一般通过图表和代数论述，而马斯格雷夫大部分著述看起来象一种标准的价格理论书籍，以图表和代数表明税收对价格和产量所产生的部分均衡效果以及对额外损失的相关影响。马斯格雷夫的书涉及税收归宿与效率的核心问题和税收对买卖双方行为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像早期的许多财政学著述那样对税收规定或管理上的问题给以详尽的阐述。这本书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

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威·罗森也称，如果没有马斯格雷夫，他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占在了马斯格雷夫这样伟人的肩上。欧美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公认马斯格雷夫在现代财政学（公共经济学）上的成就，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众所周知，他是《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辞典》中“财政学（public finance）”词条的作者。他和夫人佩吉·布莱沃·马斯格雷夫（Peggy Brewer Musgrave）所著的《财政理论与实践》（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他一直在从事财政学等相关领域研究，退休后和夫人生活在圣克鲁兹的加州大学。但就在2007年2月初，我们获悉他去世了，讣告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另外，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等很多媒体也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我和他的确有缘分。2004年末期到2005年初，学校推荐我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去学习，确实需要联系对方的指导合作教授。我从哈佛大学上找出了理查德的地址，很唐突地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了一些问题。未曾想到，德高望重的理查德给我回信（见附录）。他在信中称，尽管自己94岁高龄，对财政学的兴趣不减当年，却不能成为现在各种争议中的积极参与者了。他承认，随着时间的变化，许多方面会不可避免随着变化。人们对财政体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他的那一代经济学认为政府有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但都是对市场的补充，而现在人们却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是，他坦言，他对于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税制的效率和公平和财政政策在稳定和增长方面的积极的宏观作用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变化。

接着，他分析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财政学”只研究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诸如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许多形式的管制等的全部工具。因为许多问题可能是用许多工具来解决的，因此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无论是财政学，还是公共经济学都还存在着用预算政策将各种预算工具组合的情形。他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作为一名国际著名的学者，以这样的高龄，他能够给我回信，让我和我的同事学生都激动了很长时间。我不仅得到了要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他做人的态度。另外，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他对这个学科的后来者的期许和鼓励。

正如前人所言，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研究和讲授现代财政学，就是因为我站在像马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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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

雷夫那样的伟人们的肩膀上，他们这些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和后来的财政学领域的经济学家的成就一直是我们前进中的灯塔，时刻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主要著作：

z 财政交换理论，1939年，经济学季刊； z 比例税与风险承担，与E·多马合作；

z 不同收入群体的税款的分布：1948年的案例研究，1951年，国家税务杂志； z 财政学原理，1959年；

z 财政学经典理论，与A·T·匹考克共同主编，1958年； z 比较财政体制，1969年；

z 财政理论与实践，与佩吉·马斯格雷夫，1973年；

z 最大最小、不确定性和休闲之间的权衡，1974年，经济学季刊； z 哥伦比亚的税制改革，1979年。

附录：

Dear Professor Wenchun Zhang:

We received your email and were pleased to learn that our tex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your country, and that it is still highly regarded. Much has passed since it was written, now three decades ago. After I retired from Harvard, we moved to California in 1980 where my wife accepted a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I have continued my interest in the field, but now at age 94 , I am no longer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current debate. That, of course, is inevitable as time moves on and changes occur. However, I have regretted to see a profound shift in the way in which the fiscal system is viewed -- from my generation's perception of its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role as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the market, to its now fashionable image as an interference that should be minimized. In short, I have not changed my basic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goods, an equitable as well as efficient tax system, and the positive macro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stability and growth.

There is, of course, on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economics\" and \"public finance\". Whereas the latter deals with the fiscal instruments of public policy only, the former includes all instruments such as trade policy, anti-trust policy, many forms of regulation, and so forth. Since many problems may be addressed by using a number of instruments, a sharp distinction cannot be draw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lso remains a case for combining bundles of fiscal instruments which, after all, are linked by a shared budget policy.

With our best wishes for a successful visit to the U.S., and greetings from my wife and myself. Sincerely,

Richard A. Mus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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