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第32卷第2期 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19年3月 Vol 32, No 2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9 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姜太芹，姜毅霞 (保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云南保山 678000) 摘 要：族群记忆是族群内部成员对其共享历史、文化、族源等进行刻写和记忆的过程。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关系紧密，族群记忆是旅游文化空间的文脉依托，旅游文化空间构建能使族群记忆得以保护和传承。和顺古镇保存完好的族谱、宗祠、纪念性建筑等是和顺族民对其迁徙、“走夷方”、滇西抗战等共同记忆的刻写与传承。本文在对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和顺古镇族群记忆进行了解读，透视其族群共享记忆的刻写保存与传承过程，并结合和顺现今旅游开发实情提出旅游文化空间构建的新理念。 关键词：和顺古镇；族群记忆；旅游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9)02-0110-0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9.02.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http://xuebao.wzu.edu.cn/获得 族群是相信并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1]。族群记忆就是族群内部成员对其共享的历史、文化、族源等进行刻写和记忆的过程。族群社会中族群记忆通常由“与图文相关”和“与仪式相关”两种主要形式进行流传，以某种特定载体进行记忆和传承，如：档案史料（族谱、手札等）、故事传说、古建筑（祠堂、寺庙等）、古墓碑刻、宗教仪式、宗族礼仪等。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关系紧密，族群记忆是旅游文化空间的文脉依托，旅游文化空间构建能使族群记忆得以保护和传承。因此，梳理族群记忆对旅游发展和记忆传承都至关重要。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市西南部，地处西南丝绸之路要冲带上，自古就被称为“面向南亚的第一镇”“极边第一镇”。600多年的历史演绎让这个边境上的汉族古镇虽饱经沧桑，但依旧祥和宁静。保存完好的族谱、纪念性建筑（八大宗祠、七大寺庙等）、碑文石刻、宗族礼仪、宗教仪式等不仅是汉文化在边境民族地区的展演，更是和顺族民们对其迁徙、走夷方、滇西抗战等共同历史的刻写记忆与传承延续。同时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也是今天和顺进行旅游开发的文脉依托。本文在对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和顺古镇保存较为完好的族谱、纪念性建筑、宗族礼仪、宗教仪式及名人传记等进行了解读，透视其族群共享记忆的刻写保存与传承过程，并结合和顺现今旅游开发实情提出旅游文化空间构建的新理念，希望能为和顺族群记忆的传承与保护及古镇旅游开发提供一点参考。 收稿日期：2018-04-09 基金项目：2014年保山学院重点资助项目(14BZ002) 作者简介：姜太芹(1986- )，女，云南腾冲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 姜太芹等：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111 一、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 “族群”（ethnic group）为西方学术概念，关于其定义学界争论较多，为便于论文主旨表述，本文主要采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给出的定义，即“某种群体因体质类型、文化特征的相似，或因对殖民或移民的历史存在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至关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 记忆是人之本能，记忆研究最早为心理学研究专题，现今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构建的概念。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3]会交往和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随后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即进一步强调了记忆的社会属性。1989年其“社会记忆”研究巅峰之作《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问世，更是将社会记忆这一概念推向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热论的顶峰。此外，保罗·康纳顿还指出：“我们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4]指明不论集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历史性都是其共有的属性。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对三种记忆类型（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范畴进行了详细区分，认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集体记忆”是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的共同记忆；“历史记忆”则指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5]。社会记忆范围最大，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是其组成部分，三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在实际研究中三者难分彼此，是交叉、互补与相融的关系，因此诸多论著中经常出现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实属此因，均是指族民们对族群过去长时间的历史进行社会化地刻写与记忆的过程。 “文化空间”一词最早见于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一书。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了“文化空间和文化表达形式”，并于2001年正式将“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事件与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6]随后国内外诸多学者相继从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城市规划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其进行了阐述，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但简而言之，文化空间就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经特定人群长期生产实践共同创造并传承保留至今的承载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空间。文化的发展需要依托特定的空间，同时文化也具有对特定空间的内涵与特性进行展示的功能，因此文化与空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同时文化空间更是人、文化、环境三者赖以生存，和谐共生的空间，因此在文化空间研究中探寻文化之根（即文化创造主体）、了解文化发展演变并知晓文化传承与未来变迁是很有必要的。文化是旅游的精髓，空间是旅游发展的载体，文化、空间、旅游三者间的互动共生是旅游规划开发与调控监管关注的重点。旅游文化空间即是旅游地文化要素、当地居 112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32卷第2期 民及旅游者等在旅游地空间场域内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时空观念的文化综合体。此旅游文化空间并非仅指物理性空间，而是兼具地域性与历史传承性的文化、现代潮流文化、外来异域文化等相融合的开放性、活态性的空间[6]。 族群记忆是特定地域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文脉展示，是一个地方文化之精髓。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关系紧密，族群记忆是旅游文化空间的文脉依托，旅游文化空间构建能使族群记忆得以保护和传承，能使当地居民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传承发展自身文化的愿望，同时还能更好地整合旅游目的地旅游文化资源，充分激发当地居民、政府力量，极力打造能更好满足旅游者多元化需求的旅游产品。 二、和顺古镇族群记忆解读 和顺古称“阳温登”，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历腾冲时将和顺记为“河上屯”[7]，清朝初年称“和顺”，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式命名为“和顺”并沿用至今。早在4 000多年前的新时期时代和顺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据考证佤族是和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尹文和在其《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一书中提到：“和顺最早的土著民就是佤族。”[8]但随着明朝军户的入滇，佤族先民便向和顺邻乡荷花镇的甘鹿寨一带迁移，同时和顺古镇的多元文化历史也即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而正式拉开帷幕。 （一）汉族迁徙——和顺古镇族源记忆 家谱、宗祠、街巷布局、宗教信仰和节庆习俗等是宗族的标志，承载着整个和顺族民的族源记忆，和顺汉族迁徙的原因、选址、定居及发展史等的共同历史记忆都可从中得到体现。和顺各大姓氏都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族谱，从中可透视600多年前汉族先民们的迁徙历史。 《腾冲寸氏宗谱》记载：“我寸氏始祖讳庆，原籍南京，世居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寸家湾。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随沐英奉旨南征，事平调腾越卫千户所。遍览名胜，卜居于此，命名曰阳温暾村”① 《刘氏宗谱》载：“刘氏始祖继宗公，原籍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刘家坡……乃于前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命从征，充南甸招刚，选充总旗官。……由是当闲暇之时，与寸氏始祖太师庆者，遍览腾阳胜地，而见一境焉……访之父老，乃知其为阳温暾村也”②。 《李氏宗谱》载：“肇始祖黑师波公祖居四川巴县，转移重庆府寸家湾李家巷大石板，洪武十五年（1382年）随沐英、蓝玉、傅友德从征至腾，奉命移民，家于和顺。”[9] 《尹氏宗谱•叙》载:“尹氏始祖尹图功，原籍重庆府巴县，世居小河湾尹家街，明洪武十五年奉调来腾。”③ 撰修于清乾隆年间的和顺《张氏宗谱•小引》记载:“……张氏始祖移于和顺乡李蒲蛮之地，家人父子，生于斯长于斯。”[10]“蒲蛮之地”即今佤族村寨。《张氏族谱》中又载：“张氏始祖，原籍湖广长沙府湘阴县晋家园大石板（又曰大施塘）人氏也。明洪武年间（1368 – 1398年），钦调至腾，授总旗之职。始居于张翼村（今洞山玉璧村），复迁高谷下庄，绵延五代，惟志祖卜居 ① 参见：和顺图书馆．和顺乡刊[M]．腾冲：和顺图书馆，2002：28-30。 ② 参见：和顺图书馆．和顺乡刊[M]．腾冲：和顺图书馆，2002：33-34。 ③ 参见：和顺图书馆．和顺乡刊[M]．腾冲：和顺图书馆，2002：31-32。 姜太芹等：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迁徙，又移至阳温墩村，世代生长于斯，名曰张家坡。”① 113 《钏氏家谱》记载：“原籍南京应天府闪霞冲人，始祖长任公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奉旨到腾，平疆固边，受封世袭千户武德将军之职。至第十二世祖钏南期公时，弃官从商，十三世祖任登公则于崇祯元年（1628年）迁至和顺大庄定居，至今已衍息28代子孙。” 除家谱外，宗祠、街巷布局、宗教信仰及节庆习俗等都同样承载着和顺的族源记忆。和顺有保存完好的八大宗祠（寸氏、刘氏、李氏、尹氏、贾氏、张氏、杨氏、钏氏宗祠），均建于环村主干道边，其内供奉各氏族开基始祖及先祖牌位，每逢清明各氏族子孙都齐聚各族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包括追忆先祖祖籍、缅怀祖先功德，以至达到加深对本族族源由来及迁徙历史的记忆，追本溯源，不忘初心。和顺整个村落由环村主干道和纵向延伸的里巷构成，李家巷、大石巷、尹家巷三条主道纵贯南北，尹家坡、寸家巷、黄果树等巷道布局有序。里巷均为各姓始祖所建，入巷口均设有闾门（当地称总大门），大门的两侧均赋有楹联。这种聚族而居以姓氏（李家巷、尹家坡等）或族源地（大石巷、黄果树等）置巷的规划布局既是汉族宗族制度的体现，更是和顺族民追忆族群记忆的重要符号。此外和顺保存完好的七大寺庙（中天寺、元龙阁、三官殿、财神殿、土主庙、魁阁、文昌宫）均是汉民族宗教信仰、寻觅心灵诉求的具体表现，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庆习俗的传承与延续也是中原汉文化的精髓。 先祖于明朝洪武年间随蓝玉、沐英、傅友德等将军南征入滇而来的记忆在和顺各家谱、宗祠及其街巷布局等中得到记载和体现，且深入到和顺每个族民心中。这一记忆与《明史•太祖本纪》中有关沐英南征腾越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11]。 （二）“走夷方”——和顺族民生财记忆 和顺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侨乡，自古就有“走夷方”（即和顺贫苦百姓到缅甸、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去谋求生计）的传统。明朝初年和顺先民就开始陆续出入缅甸，《南夷书》载：“总旗刘安西奴请往。”[12]安西为地名，即今缅甸孟珙境内。说明早在明朝初年刘氏祖先刘继宗就因军事出征缅甸了，也成为和顺出入缅甸最早者之一。明正德年间，何孟春时任云南巡抚，便“禁约商人等，不许私下夷方，引惹边衅。”[13]这是至今有关“走夷方”最早的记载。清朝中后期 “走夷方”达到高潮，期间因战乱曾两度暂停，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和顺“走夷方”的历史才真正中断，但这段记忆则得到很好地记录与传承。 《阳温墩小引》载：“……不得已，为家贫，不能不走；游有方，急早还，以解亲忧；我中华，开缅甸，汉夷授受；……办棉花，买珠宝，回家销售；此乃是，吾腾冲，衣食计谋”③。此段记载充分道明了和顺先民“走夷方”的原因及在缅甸创业谋求生计的艰辛历程。 《腾越州志》曰：“和顺，周围不满十里，离城七八里，民居稠密，通事熟夷语者，皆出于其间也。”④ 《玉石厂记》载：“明清之交，腾冲边民自古永越高梁公山，循崎岖鸟道……，当时诸厂野人咸负玉石至三亚矿，与腾边民交易。腾边民获玉归，售与滇、粤商人。”⑤ ① 参见：和顺图书馆．和顺乡刊[M]．腾冲：和顺图书馆，2002：35-36。 ② 参见：和顺图书馆．和顺乡刊[M]．腾冲：和顺图书馆，2002：45。 ③ 参见：和顺图书馆：阳温暾小引（和顺乡先辈文稿）[M]．手抄本．腾冲：和顺图书馆。 ④ 参见：屠述濂．云南腾越州志：村[M]．文明元，马勇，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⑤ 参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卷30[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② 114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32卷第2期 《族叔玉山先生志铭》中载：“玉山少失怙，日事樵苏，母夫人辛苦教养之。年十四之缅从商，始走夷山，未几迫曼德勒。”[14] 腾冲本地过去曾流传一首打油诗曰：“……有女莫嫁和顺乡，十年守寡半月双。”道出了和顺男子普遍都要走夷方，妻子独守空房的辛酸苦楚。 除档案史料外，故事传说、纪念性建筑、商业精英等都承载着和顺浓厚的“走夷方”记忆。和顺流传的“蒸秀才帽子”“割马草老爷”等故事使和顺“走夷方”记忆广为流传；和顺图书馆、洗衣亭、宗祠、和顺民居（弯楼子）等均是和顺先民“走夷方”赚钱回乡修建的建筑，其建筑风格融入了南亚、东南亚及西欧的建筑特点，是和顺“走夷方”记忆最明显的记录。和顺先民在外出“走夷方”期间涌现出了诸多知名商人，如张宝廷、寸尊福等被誉为“翡翠大王”，且他们创办的“永茂和”、“三成号”等也曾红遍整个东南亚。 （三）滇西抗战——和顺古镇的苦难与光荣记忆 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爆发的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腾冲作为滇西抗战主战场，繁华的老城在战火中被洗劫为一片废墟。和顺在战火中虽有幸被保存，但那段战火纷飞，保家卫国的苦难与光荣记忆将永远被世人警记。 艾思奇故居是和顺爱国记忆的最佳典范，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和顺水碓村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战后援会宣传部长、边区文联执委等，被毛主席称为“学者、战士、忠诚的人”的大众哲学家，其《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名著曾指引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父李曰垓是民主革命家，护国战争元老，被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其兄李生庄则为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益群中学（今腾冲二中）是滇西抗战中和顺人民保家卫国的见证，著名教育家寸树声先生于1942年5月8日在那里给学生上了感人的“最后一课”。2005年7月7日，滇西抗战博物馆在和顺落成，即建于原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旧址，2013年虽移至并并入了位于国殇墓园旁的滇西抗战纪念馆，但依旧是和顺抗战苦难与光荣记忆的缩影。和顺图书馆、中天寺等都留下了抗战的印迹，和顺在缅华人还将每年的阴历5月12日设为“和顺遇难纪念日”，时刻警醒不忘国耻，心怀祖国。 三、基于和顺记忆的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一）塑造“中国第一边境古镇”的旅游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形象是旅游地各文化要素的集中展现，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感知和认识的整体印象，是旅游地在市场竞争中致胜的法宝，因此塑造良好的旅游文化形象对旅游地发展至关重要。旅游文化空间是旅游文化形象在宏观、微观层面上的具体体现，是将地域文化记忆以产品实态展现给游客的最佳形式。和顺古镇汉族迁徙、“走夷方”、滇西抗战的三大记忆诠释了和顺600年的边地历史，以包容的胸襟将中原汉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侨乡文化、马帮文化、翡翠文化、边境异域文化（边境外来文化）、抗战文化等兼收并蓄融合为和顺独有的多元文化。因此，笔者认为和顺以“中国第一边境古镇”自居当之无愧。在旅游文化形象塑造中和顺应充分挖掘整合三大记忆蕴含的文化要素，将和顺边境古镇之美完美地展示予世，并做好宣传营销，让和顺旅游成为边境古镇旅游开发的排头兵。 （二）打造和谐有序的旅游文化分区 旅游文化分区是基于宏观视角，按照旅游目的地综合文化要素的特点对其旅游文化空间进行 姜太芹等：和顺古镇的族群记忆与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115 划分的成果。旅游文化分区能够延续目的地历史文脉，保存和传承目的地历史记忆，而且在面对快速发展的旅游业时能够科学有序地将新景观植入其中，避免盲目开发的乱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和顺古镇在旅游开发中可以延续和顺记忆，将古镇旅游文化空间划分为三大旅游文化区，即中原汉文旅游区，包括汉族迁徙历史、汉文化展示；“走夷方”旅游文化区，包括丝路文化、侨乡文化、翡翠文化、马帮文化、边境异域文化（南亚、东南亚、欧洲文化等）；滇西抗战文化区。这样不仅可让和顺历史文化得以清晰展示，而且随着旅游发展，景区空间虽在扩大，但植入的新景观、新产品将会与和顺文化相协调一致。 （三）旅游文化空间要素的保护修复与旅游景观打造 旅游文化空间要素的保护、修复与新景观打造则是基于旅游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对其文化载体进行保护与传承。笔者认为和顺古镇旅游开发应追溯和顺族群记忆，延续和顺历史文脉，在其旅游文化分区的基础上对和顺相关文化要素进行保护与修复。如汉文化旅游区内对其祖先来源记忆的载体（宗祠、族谱等）进行保护与修复，对承载汉民族记忆的寺庙、道观及传统节日进行保护与传承；在“走夷方”旅游文化区内对承载其记忆的纪念性建筑（洗衣亭、图书馆、弯楼子等）、诗词楹联、英雄史迹（张宝廷、寸尊福等）等进行保护；滇西抗战文化区中则对艾思奇故居、中天寺、图书馆、益群中学及相关抗战史籍等进行保护。此外，在和顺新景观打造中应注重与和顺记忆相协调，将新景观缓慢地植入古镇，与古镇文化、环境相一致。如可建体现和顺族源的祖先迁徙动态体验馆、体现“走夷方”生财记忆的体验馆等，让和顺古镇族群记忆在旅游发展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四）当地居民与外来者参与创造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具有‘自知之明’，即知晓文化的来历、特色、形成过程及发展趋势。”[15]笔者认为和顺居民应充分认识和顺记忆，理解和顺文化，增强对和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旅游开发中应该充分发挥主人公的角色，积极参与旅游体验性产品的开发，如可提升和顺民宿的软件配置，加大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交流接触，让到访游客能够真正体验到和顺的文化之美。同时外来者（旅游从业者、游客等）也应认知和顺记忆，认同和顺文化，与包容和谐的和顺文化交流互融。在旅游开发中外来旅游从业者应遵从和顺记忆，开发打造与和顺文化相匹配的景观和产品，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体验性，让和顺文化之美更好地感染游客。在旅游发展中延续和顺记忆，以包容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融入，尽显边境古镇的包容和谐之美。 参考文献 [1]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06． [2] Webe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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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memory and tourism cultural space is quite relevant. Ethnic memory is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tourism cultural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ulture space can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ethnic memory. The well-preserved genealogies, ancestral halls, and monumental buildings of the Heshun Old Town were the inscriptions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Heshun people for their migration, emigration to Burma to earn life and anti-Japanese war in western Yunnan.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ethnic memory of Heshun Ancient Town bas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ethnic memory and tourism culture space, then reveals the proces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hared mem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tourism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combining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Heshun Old Town; Ethnic Memory; Tourism Cultural Space (编辑：朱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