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精选推荐

明清以来对⼋股⽂的鄙弃和抨击，使这种⽂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当代的⽂学史叙述。本⽂通过时⼈的⾃述来重构上褫夺了⼈们在⽂学上取得伟⼤成就的可能性，从⽽对明清时代的⽂学写作及其命运付以新的理解。【关键词】明清⽂学科举⼋股⽂⽂学⽣态

科举制度和⽂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迄今对这⼀问题的研究，除唐代有程千帆《以后便⽆专著探讨。到社会⽣活愈益复杂、史料愈益丰富的明清时代，相⽐科举制度本⾝，有关科举和⽂学之关种⽂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当代的⽂学史叙述。当⼋股⽂这⼀庞⼤的写作事实被⽂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清⽂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学创作产⽣了极⼤影响，只不过不是像唐代那样激励了⽂的⽂学修习。清初黄⽣曾说:“谈诗道于今⽇，⾮上材敏智之⼠则不能⼯。何也?以其⾮童⽽习之，为⽗兄师长所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致志，深造⾃得，以到古⼈所必传之处。”①这还是从⽤⼼之专的⾓度说的，说:

才之相去，古今⼈不甚远也。古⼈之取之也博，⽤之也约，其学不惟诗歌⽂词也，⽽所为乃绝⼯。商周以下洎乎卷帙不多。以彼⼀代之制，竭其平⽣之勤，存者不逮什⼀，⼜不取备体，其矜慎如此。今⼈束发受举⼦业，⽗师废，始涉笔于诗，稍顺声律，便登简帙。以不专之业，兼欲速之⼼，⼷⽆涯之名，怀难割之爱，固宜出古⼈下也

今⼈考论“⼀代有⼀代之⽂学”，包括我⾃⼰，往往从⽂体表现机能的演进及⽂体资源的开掘来审视⽂学发达的可总体上决定了⼀个时代的⽂学⽣态，决定了⼈们在什么样的⽣存状态下写作，它和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样的关⽂学⽣态的巨⼤影响。⽽在明清两代，对⽂学⽣态产⽣重⼤影响的环境因⼦是科举。围绕⼋股⽂⽽形成的⼀整套变形。从黄⽣、施闰章的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们是多么深刻感受到，举业如何给⽂学创作造成极⼤伤害，甚⾄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时从事⽂学事业的⼈们⼜怎么看?这关系到如何看待明清时代的⽂学⽣态及⽂学写作明清科举的时代特征及对⼠风的影响

科举是从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试选拔制度，历唐宋愈益完善。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诏令开科举，试科⽬，“沿唐宋之旧，⽽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排偶，谓之⼋股，通谓之制义”④。考试⽂体的变化只是表⾯现象，明代科举不同于唐宋的实质在于相应的官与官。”（《明史》卷七⼗）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统统驱赶到科举⼀途上来。据《名，清代略同。两朝⼈⼝较唐宋时代剧增，⽽取⼠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古进⼠多⾄⼋百⼈，今进⼠率三百⼈，其进甚难”⑤，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2007-2-8 18:04回复

218.27.54.* 2楼洪武⼗七年（1384），朝廷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经义所据注解，调整考试科⽬，⼆场在原有的论⼀道上⼜增加了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道，三场由原先的策⼀道变为经

史时务策五道，明显增加了实⽤⽂体的分量。这样，除初场试经义四道、四书⽂三道外，后两场主要考察的是公⽂写作和综合知识，加强了科举的务实倾向。这种改⾰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动机，所谓“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诗赋⽂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

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⑥。但对举⼦来说，最关键的仍在于⾸场的⼋股⽂，钱⼤昕说明代“乡会试虽分三场，实⽌⼀场。⼠⼦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已”，考官阅卷也只看⾸场三篇四书⽂⑦。清代照旧，“名为三场并试，实则⾸场为重，⾸场⼜四书艺为重”（《清史稿》卷⼀百⼋），⾸场不售，后两场再好也⽩搭。⽽⼋股⽂体式之严、考试之难，诚如彭蕴章所说:

前明以制艺取⼠，⽴法最严。题解偶失，⽂法偶疏，辄置劣等，降为青⾐社⽣。故为诸⽣者，⽆不沉溺于四书注解及先辈制艺，⽩⾸⽽不暇他务。⑧

更兼⼋股⽂的写作过程缺乏抒发性情和随意挥洒的乐趣，故⼈称“磨难天下才⼈，⽆如⼋股⼀道”⑨，⽽⼋股⽂的学习对⼠⼈来说就成为⼈⽣莫⼤的痛苦:

⼈⽣苦境已多，⾄我辈复为举业笼囚。屈曲⼰灵，揣摩⼈意，埋⾸积覆瓿之具，违⼼调嚼蜡之语，兀度兰时，暗催梨⾊，亦可悲已。⑩

明清科举规定只有学校出⾝的⽣员才能参加乡试，⽽⽣员资格的获取必须经过县、

府、院三级考试，再经受岁考和科考，以维持⽣员资格，才能争取参加乡试的机会。⼠⼈⾃童⽣为秀才，由秀才考举⼈，由举⼈试进⼠，奔⾛风尘，⽩⾸场屋。铩⽻者固然悲叹“年年随计多⾟苦，⼗上风尘竟何补” 11 ，即使侥幸博得⼀第，也是“⽩⾸穷⼀经，得禄未⾜喜”12。对⼤多数⼈来说，功名总是晚来，⽽晚来的功名总不能补偿那为此耗尽的青春岁⽉。想想最富有⽣⽓、性情最为活跃的青春岁⽉，最终消磨在僵死⽆⽤的⽂字中，这在⼀个时代的⽂学创造⼒是多⼤的损失，⽽对⽂⼠的写作能

⼒⼜是多⼤的伤害!

在明代，也许⼋股⽂体初创，⼈们还有⼀些新鲜感;也许为此付出毕⽣⼼⾎，⼈们倍加珍视。总之，⼋股⽂名家对时⽂也⾃视为⼀种创造。如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说:

弟以为制义⼀途，挟六经以令⽂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评，后有定案。吾辈未尝轻恕古⼈，后来亦必苛求吾辈。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代举业，当必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升降递变，为功为罪，为盛为衰，断断不移者。则兄以为今⽇置我辈于功乎罪乎? 13

纯粹从写作的⾓度，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股⽂究竟何补于世何益于⼈，没有⼈能举出有⼒的结论;相反其脱离实际、⽆所⽤于世，却是千夫所指，众⼝⼀词。梁份《复贺天修书》写道:

盖制科取⼠，三百年来，豪杰⼠亦出其中。然所学⾮所⽤，童⽽习之，以⾄⽼死，皆⽆⽤之空⾔，故不⾜以得真才，⽽适售其伪。⼜取之不必公，⽂运⽇衰，⼠⽓⽇弱，学校未废⽽废莫或过之矣。 1 4周吉《冒辟疆⽂序》也说，“国家以⽂章取⼠，⾮专重⽂章也，重乎

其⽂章主⼈”，因为⽂如其⼈——“⽂神⾻棱层者，其⼈必脂韦不⼊;⽂丰致⾼洁者，其⼈必风尘不染;⽂规矩⾃绳者，其⼈必波流不迁”。话是这么说，“今⽇海内操觚家，⾃负为宗⼯巨匠不少，然有当于此者寥寥。岂章句之学不⾜凭，竟貌是精去，⽽其⼈卒⽆所⽤于世耶?盖圣贤之语，皆是修⾝仪型、治平药⽯。吾未能内治其⼼，⽽仅图捷售于外;拈⼀题模空杜撰，⽽真⾎脉不存;终⾝与理远，⽽徒矜赝质售世:⼜何怪乎其⼈卒⽆所⽤于世也。况效颦西施，⽂亦不终⽇为识者鄙乎?” 1 5 这番话从科举的意义到实际结果，很典型地表达了明清之际⼈们对科举的看法，⼋股⽂与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性情识理乃⾄⽂学创造的相关性被彻底否定。2007-2-8 18:04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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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明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曾为⽂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兴盛的印刷业、成熟的图书流通体制带来图书的极⼤丰富和普及，这是学术⽂化发展的良好条件。然⽽遗憾的是，这⼀良好的机遇并未带来相应的学术繁荣，以⾄明⼈⾃⼰对此也叹恨不已:

近岁市⼈转相摹刻，诸⼦百家之书，⽇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词学术当倍蓰于昔⼈。⽽后⽣科举之⼠，皆束书不观，游谈⽆根，此⼜何也? 16

“束书不观，游谈⽆根”语出焦竑《笔乘》续集卷三，原是对本朝⼠⼤夫侈谈⼼性、空疏不学的批评，胡应麟这⾥取以批评科举之⼠，着眼于⼋股⽂的影响。盖明朝⼠⼤夫的不学，除阳明⼼学的影响外，举业是另⼀个重要原因。当时沉溺于举业的经⽣，鄙陋不学已到极可笑的地步。如⽥艺蘅《留青⽇札》载，⼀督学出《诗经》题“彼美⼈兮，

西⽅之⼈兮”，有⽣员不知出处，语⼈⽈:“圣经中如何亦有西⽅菩萨之说?⾮观世⾳不能当也。”此⽣巨富，不久即中举 17 。王⼠禛《⾹祖笔记》卷⼋也记宋琬⾔⽈:“幼时读书家塾，其⾢⼀前辈⽼甲科过之，问:…孺⼦所读何书??对⽈:…《史记》。?⼜问:…何⼈所作??⽈:…司马迁。?⼜问:…渠是某科进⼠??⽈:…汉太史令，⾮进⼠也。?遽取⽽观之，读未⼀

⼆⾏，辄抵于案，⽈:…亦不见佳，何⽤读为!?”18这由举业与⼼学共同导致的空疏学风，被清代学者⼀致认为是明代覆亡的⾸要原因。清⼈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推原空疏学风产⽣的因由，往往将⼋股举业与⼼学相提并论，予以⽆情的批判。时⽂与传统⽂学的价值分裂

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才选拔制度，⾄今尚⽆更好的⽅式取代。但考试是否真能测验应试者的⽔平，却很早就为⼈们所怀疑。宋代邱宗卿说“场屋之⽂如校⼈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 19 ，⽥艺蘅也说考试“⾔⾏未必其相符，⽽德业未必其相副也。盖是者恒⼗三，⽽⾮者恒⼗七矣”，都对考试制度本⾝的有效性表⽰了怀疑 20 。当然，在⽹罗⼈才的抽象意义上，⼈们对科举制度也不⽆颂扬，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畿乡闱纪录序》、《会试纪录序》这类有关考试纪录的⽂章。但具体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如教养，明代梁潜就说:“经义论策，以为取⼠之⼀端则可也，以为天下教养之格律则不可。” 21 清承明制，殷鉴不远，⼈们对⼋股取⼠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于是⼋股⽂就成了众⽮所集的批判⽬标。

⼋股⽂就其发挥经义的内容来说是⼀种知识形态，⽽就其缜密的⽂体结构及写作难度来说⼜是⼀种⽂学形态，不幸的是⼋股⽂的写作实践⾮但没有光耀知识和⽂学，反⽽扮演了反知识、反⽂学的⾓⾊。明清两代学⼈对⼋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其反知识、反⽂学的各个层⾯。如王阳明《重刊⽂章轨范序》曾指出举业对宗圣向道之志的戕害 22 ，其后学黄宗羲的门⼈郑梁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科举兴⽽圣学亡”的结论 23。陈瑚《同学会艺序》揭⽰⼋股取⼠制度对知识和才能取向的总体影响 24，顾炎武在《⽣员论》中论述举业对⼠⼈器识的销磨 25，邵长蘅《赠王⼦重先⽣序》从古今教育体制的不同指出举业对学问的排斥26 ，⾔之⽆⽐沉痛。在清代的⽂集、书信中，常见对幼年“馆塾不令读⼋股之外⽂”经历的回顾27 ，⽆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枢所深慨的:“只因⼋股⽂章，担阁了多少学问!” 28焦袁熹答曹谔廷书说:“弟⾃幼不曾读书，虽本经正⽂未必字字看到，⽆⾔熟也。⽤功稍多者惟⼋股⽿。”29在经学最盛的清代，⼀个著名⽂⼈竟然连本经正⽂也没通读，多么不可思议!⼋股试题虽出⾃经书，但⼋股⽂却排斥经学本⾝，更不要说其它学问了。所以阎若璩反思明代历史，会说“三百年⽂章学问，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股时⽂害之也!”30魏世俨说“甲申之变，公卿束⼿屈膝，绝未尝如汉、宋之断⽽复续者，未必⾮⼋股取⼠之流弊也” 31 ，更将明代灭亡的惨痛教训与⼋股联系起来，表明时⾄清初，⼈们已彻底看清了⼋股取⼠的恶果及其所主导的教育的失败。钱谦益斥⼋股为“俗学” 32 ，郑梁嗤之为“灰尘” 33，李雯斥之为“误国之物，⽆⽤之具”34，庞天池断⾔“今之必不能传于后者，⼋股也!”35批判和抨击⼋股⽂的声浪在清初达到了顶峰。2007-2-8 18:04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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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体裁僵化、困⼈神智的普遍憎恶，使得诗古⽂作家总是有意识地将⾃⼰与时⽂作家区分开来，于是能⽂之⼠明显地划分为时⽂作家与⽂章作家（包括诗⽂赋词曲）两个阵营，诚如刘绎所说:“⽂⽆所谓今古也，盖⾃制义兴，⽽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36但由于科举主宰着仕途，⼈们⾯对⼋股⽂显出万般⽆奈的⽭盾⼼理。道光间⼭东作家王晓堂有诗云:“菟册思将坚处钻，求⼯⼋股学寒酸。固知此物原⽆⽤，不到名成弃转难。” 37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早将门敲开，好快点丢掉敲门砖，专⼼治古⽂辞之学。袁枚《答袁蕙 孝廉书》说“仆科第早，⼜⽆衡鉴之任，能决弃之，幸也;⾜下未成进⼠，不可弃时⽂”38;古⽂名家朱仕琇说“近世李西涯、王济

之、何⼤复、⾼⼦也、王道思、唐应德、王贻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于学?若储同⼈以⽼诸⽣，⾃述科举败其业，尤甚病也”39，都是这个意思。为此家族长辈谆谆告诫后学:“做举⼦业，宁苦三年，不苦⼀世;若不肯苦三年，则苦⼀世，终⽆有成。”40这种现实策略，使时⽂和诗⽂两种⽂体不是到作家扬名⽴万之⽇才分疆划畛，⽽是在幼学启蒙时即已分道扬镳。李绂《应敬庵纵钓居⽂集序》有云:

今⼈以应科⽬⼋股之⽂为时⽂，以古⼈论议序记碑铭之作为古⽂，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学古为戒，切切然若厉⼈⽣⼦，惟恐其肖之，以为妨于科⽬也。41

⽑奇龄《吴应⾠诗序》亦云:“旧习举义者，戒勿为诗;⽽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42在这样的教育中长成，两种⽂体在⼠⼈⼼⽬中常判若泾渭，势若⽔⽕，“⼯于时艺未必长于古⽂，或好古之⼠，⼜以⼋股为不急，往往略焉” 43 ，甚⾄出现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的更绝对的说法:“⽅今制科取⼠，专试时⽂，⼠皆⽄⽄守章句，习程式，⾮是则⽬为外道，⽽于诗尤甚，⽈旁及者必两失。然则诗⾮绝意进取、⼭林穷僻之徒，未有能专⼯者也。”44不仅如此，两派作者还从各⾃的价值观出发相互轻视。“好古者每薄视时⽂，为时⽂者亦笑其违时⽽取困。” 45其相轻的理由不只在对⽅不切于实⽤或不切于时⽤，更在于写作才能此长彼短，⼀⼈不能兼擅。蒋汾功《从兄绍孟杂稿序》说:“国家功令在制举业，⽽诗⽂之学未尝不见推于世。是故⾔乎决科之利，则制举业为先，⽽诗古⽂为后;⾔乎⾏远之功，则诗古⽂为重，⽽制举业犹轻。斯⼆者情相左也，各有所专，遂各有所就，⽽兼⼯者难矣。兼其可兼，⼜利其所利，蕲两得者，益难⾔之。”46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兼⼯两种⽂体的作家，那通常被认为是秉赋杰出才能的⼈47 。⼀般⼈遇到古⽂、时⽂兴趣上的抵触，总是先时⽂⽽后古⽂，先取功名后读书。就像曹谔廷说的:“尝考古⼈⼤有成就者，皆⾃弱冠左右即了科举⼀事。故志欲早得志于场屋，然后⼀意读书，为古⼈之所为，以偿其夙愿。”48但这显然是个很艰难的历程，不啻是在⽤青春与科举相博。结果除了像新城王家、武进庄家那样的簪缨世家，家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能够顺利取得功名外，⼤多数⼠⼦都不免为输家。⽼于场屋，⽩⾸⽆成，固然是⾎本⽆归;即便侥幸博得⼀第，⽽后从事⽂学，终究也嫌太迟了。

乾隆间古⽂名家朱仕琇曾⾃述“⽣平精神⼗九耗于时⽂，以隙治古籍”49，古⽂家⽅浚颐《答于汉卿书》也称抱诗癖者垂四⼗年，通籍后始弃帖括⽽为韵语50，四川名诗⼈彭端淑晚年回顾写作经历则说:“余⼀

⽣精⼒尽于制义，四⼗为古⽂，五载成集;近五⼗始为诗，今已⼆⼗五年矣，总计前后所作六百余篇。”51⾄于中年绝望于科举⽽⾛上⽂学道路的，如陈栩《栩园诗话》载沈宗畴“幼习举业，未尝留意诗词，三⼗后两⽿聋废，绝意仕途，乃纵情诗酒”52，则出于⼀种庆幸之情，夹杂着憾恨和⽆奈。钱谦益《复徐巨源书》中，谈到古⼈分年读书之法，感叹“⾃少及壮，举其聪明猛利、朝⽓⽅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中略）侵寻四⼗，赁⽿佣⽬，乃稍知古学之由来，⽽慨然有改辕之志，则其不逮于古⼈也，亦已明矣。” 53 陈⽟璂《徐⽵逸愿息斋⽂集序》和邵长蘅《赠王⼦重先⽣序》也提到古⼈的读书分年法 54，这显然是清⼈的⼀个情结，对⾃⾝启蒙教育深感不满和⽆奈的情结。他们对个⼈乃⾄本朝⽂学总体上⽆法与前⼈竞争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这⼀点。2007-2-8 18:04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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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对科举及第者固然是已陈之刍狗，在科举绝望者也弃若敝屣。这决定了它在价值上⾯临永恒价值与社会评价的分裂。时⽂可能有⼀定的社会评价，但肯定与永恒价值⽆缘。韩程愈《明⽂潭抄序》写道:

明朝以⼋股开科取⼠，⼠之喜功名⽽爱富贵者，争尽⼼趋之。⾃头童⾄齿豁，⽆论薄海内外，其不专⼼致志者寡矣。（中略）其应功名应富贵⽽少借径于⼋股者，⾃不得不为之;⽽功名富贵既得，与终不可得之⼈，则学⼠⼤夫多不肯俯⾸就缚⽽终于⼀⼋股已也。是则⼋股者，取功名取富贵之⽡砾也。（中略）⼤明三百年养育栽培，⼈⽂辈出，其间道德性命、经济闲适之⼠，咸奕奕赫赫，落落磊磊，⽽量其本⼼，似皆不欲以⼋股独见重于后世也者，其轻重盖可知已。 55 钱谦益像庞天池⼀样，也断⾔时⽂必不传56。在与⼈书中⼜说:

余观唐末尝录有名儒者⽅⼲等⼗五⼈，赐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纯仁）、邵茂齐（濂）、顾云鸿（郎仲），辄泫然流涕。唐以诗取⼠，如⼲者虽不第，其诗已盛传于后世。⽽三君⼦之擅场者，独以时⽂⽿。呜呼，今之时⽂有不与⾻⾁同腐朽者乎?三君⼦之名，其将与草亡⽊卒，澌尽⽽已乎! 57

我所见到的最深刻地阐述时⽂与⽂章的价值对⽴及其根源的⽂章，是陆庆曾《冒辟疆⽂序》。作者⾸先提出朝廷科举和民间⽉旦两个评价体系的并存、对⽴及其舆论⼒量:“科⽬之权在上，⽂章之权在下。在

上者重之⽽适以轻，在下者轻之⽽适以重，其势然也。”在这种形势下，科⽬之⼠和⽂章之⼠的现实成功与实际的成就感产⽣极⼤的反差:缙绅先⽣掇巍第者，其业既效矣，出其⽂章悬诸国门，罔不家拱璧⽽

⼈灵珠也。⽽海内有意之⼠⼀寓⽬⽽窃议者什之九，以为若辈幸⽽获⽿。夫居温⾷厚，不堪留名⼈之⼀盼;纡青紫于万夫之上，不考以服蓬室陋巷之寒儒。当此时，王公⼤⼈亦复志⽓摧阻，穷愁卑贱之不若，安能以富贵骄⼈哉?今若夫⾼古淹博之流，虽遭时不偶，⽽挥洒翰墨之间，娱玩篇章之圃，内有性情之乐，外有朋友之助，即⼩得失庸何伤?故礼俗之家嫉之若仇，⽽风声⽇远。 58

这种反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们由否定时⽂价值进⽽对科举能否测验写作才能产⽣怀疑。周镐《汪恬庵先⽣时⽂序》云:“⾃世以科名为轩轾，⽽⽂⽆定评。其得者必不肯⽈天也幸也，⽂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天也屈也，⽂之罪也。”所以究竟“科第重⽂章耶，⽂章重科第耶”就成了让⼈困惑的问题。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两不相关，所谓“科第不⾜重⽂章，即⽂章亦何⾜重科第?”59这⼀⽅⾯令“⼯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即上不以此取⼠，⼜⽆⼈督之使必为，⽽⼠若⾮此⽆所容于世者”60，另⼀⽅⾯让⼈产⽣“古之取⼠以经史词赋，故⽂学与名位常相合;今之取⼠以帖括制义，故⽂学与名位常相离”的印象61。这种印象甚⾄波及试帖诗，导致试帖诗在⼈们观念中也产⽣价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诗向荣集序》说“有素以诗名⽽⼯为是诗者，亦有素不以诗名⽽⼯为是诗者”，这就是说试帖诗与诗才并⽆直接的关系。

基于这种价值观，作者对时⽂、试帖与诗古⽂辞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申颋《耐俗轩课⼉⽂训》云:“书记序传之⽂切于⼈事，⼈⾃不能废也;诗歌声韵之⽂，⽆益⼈事⽽⼈⾃乐为之者，性情之业。独时⽂⼀道不切⼈事，⽆益性情，苟⾮设科取⼠，则⽆⼀⼈为之矣。”62时⽂结构之复杂与表现技巧之简单，令写作者享受不到创造的乐趣，惟余愤怒和⽆奈。陈⽂述为厌薄举业的侄⼦葆鲁选时⽂，题两句告诫道:“切莫横⾏学螃蟹，只须依样画葫芦。” 63 时⽂的这种德性让⼈说不出的厌恶，⼜让⼈哭笑不得，以⾄有⼈戏拟为画中之猪。或骇然问其故，答:“⽜⽺⽝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辞赋以及杂⾔⼩说，⽆不可书之屏幛，曾见有录荆川、⿅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64所以同样是写作，在诗古⽂辞和时⽂之间，作者的学习态度和写作⽬标遂有崇⾼、苟且之分。罗孚尹《与罗元⽟》有个通俗的⽐喻:“吾辈作时艺，如业履然，履⽆⼗⽇之寿，⽽业之者亦只计其售⽿，不问之⼗⽇以外也。作诗作古⽂辞，若铸宣铜，虽售只⼀时，⽽作者之⼼则⽆有不欲其久远者。”65惟此之故，⼈们对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诗古⽂辞，零章⽚楮必加收拾;举业程⽂，则塞向覆瓿，弃之恐不及。⼋股⽂通常不⼊⽂集，试帖诗也不⼊诗集，少数名家⼯为此体，不忍⾃弃，或坊贾射利，往往单⾏其书，如王鏊《守溪⽂稿》、吴锡麒《有正味斋试帖》之类，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过或不亚于作者的古近体诗才⾏ 66 。2007-2-8 18:04回复

218.27.54.* 6楼举业对⽂学写作的具体影响

从明清两代对⼋股取⼠的批判及时⽂与⽂章的分流来看，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显然更重视诗古⽂辞写作。然⽽现实中影响⼒更⼤的是科举，它所造成的彻底排斥学问和⽂章的结果，恰好产⽣与唐代科举相反的作⽤⼒——不是刺激⽂学繁荣，⽽是对⽂学发展造成阻碍和伤害。这种负⾯影响很难⽤量化的⽅式显⽰，只能由当时⼈的⾃述窥见⼀斑。正如前⽂所引黄⽣、施闰章语所⽰，清⼈论及举业对⽂学创作的影响，⼤抵是与前代相⽐，因⽽⾃伤或⾃嘲。如清初作家熊伯龙曾说:“今之学者⼲禄之余，翱翔声韵，既未尝以全⼒深思六义，⽽⼜⾮天地间⽣，如宋之眉⼭、明之虞⼭，能以⼀⼈之⾝，古⽂诗赋众体兼尽。故虽有志者，或不能责其如古专家之学。” 67叶映榴也说:“吾辈少习举⼦业，穷年，何暇问诗古⽂辞⽿。即颇能旁及者，⼤率习之不专，则所致亦浅。”68他们都强调本朝⼈从事⽂学，乃是以习举业的余⼒为之，根本不可能与古⼈争长。潘⽾则就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情形，从另⼀个⾓度论证了科举对⽂学的压抑:

吾⾢固多⼈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于儒林⽂学者，盖亦⽆⼏，

则科举之学驱之使然。沧桑以还，⼠之有才志者多伏⽽不出，尽弃帖括家⾔⽽肆⼒于学，于是学问⽂章彬彬可观。69

与前⽂所引不少材料⼀样，清初⼈眼中反映的科举，实际多为明代历史经验。这⾥以地⽅知识呈现的世道治乱、科举兴废与⽂学盛衰的相反相成关系，更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末黄庚《⽉屋漫稿》⾃序有云:“仆龆龀时习举⼦业，何暇为诗。⾃科⽬不⾏，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豪放之⽓，尽发⽽为诗。”70后来王崇简《学古堂集序》论西北诗歌的传统，谈到“公车制举之⾔或终岁弗及于境，⼠⼤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的情况，也得出“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的结论 71 。这⼀命题从反⾯说明了科举对⽂学的压抑，对于明清两代⽂学史可以说具有⼀般规律的意义。

明清⼠⼈切⾝感受到的举业对⽂学的负⾯影响，是深刻⽽多⽅⾯的，他们对这些感受的表达也具体到各种⽂体。宋濂虽从⽹罗⼈才的⾓度肯定了科举的意义，但涉及到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也不得不指出:“⾃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蜡，较之⾦头⼤鹅、芳腴满⼝者有间矣。” 72 罗万藻《西崖诗序》曾指出“⼊明以来，学⼠⼤夫往往以全⼒⽤之制艺，⽽以其制艺之余及诗”的现实 73，郑梁《野吟集序》则说:

三四⼗年来，⼈⼠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兄师友摇⼿相戒，往往名登甲⼄，⽽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74⽑奇龄《⾦⼦上⼭下考诗集序》、蔡⽅炳《尺牍友声初集序》、袁枚《随园诗话》卷⼋、彭维新《汉阳劳尊三诗序》、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等，都有相似的说法。更多的⼈则通过⾃⼰的经历述说幼习举业⽽致学诗甚晚。如汪师韩《诗学纂闻⾃序》:“余于诗⾮童⽽习之也，少尝偶为之，⽽未尝学，学在通籍以后。” 75钟骏声《养⾃然斋诗话⾃序》:“仆少攻帖括，既通籍，犹孳孳绳墨间，于诗学源流懵焉未悉。” 76彭蕴章《⼜书何⼤复集后》:“余少时学诗服膺何李，顾亦为举业所困，未暇卒业。”77黄仲畲《读前⼈诗偶书所见》:“绮岁困帖括，读书苦不早。” 78 类似的⾃述真是举不胜举。李佐贤《⽯泉书屋诗钞⾃序》道出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典型⼼态:“童年爱读唐诗，辄学拈韵。弱冠后习帖括业，此事遂废。壮年通籍，渐有余暇，泛览历朝名作，微窥古⼈门户，不禁望洋⽽叹，为之搁笔，⾃知⼒薄才疏，于古⼈⽆能为役也。”79在内⼼深处，⼤多数⼈已完全丧失了与古⼈竞争的信⼼，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诗歌爆发创造⼒的⽕花呢?科举对古⽂写作的影响，也是⽂集序⾔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成城《拙隐斋集序》断⾔:“⾃制举业之学兴，⼀切聪明瑰异之⼠皆锐意于其中，⽽古⽂遂替。” 80关于明代古⽂的成就，黄宗羲《明⽂案序》写道:“三百年⼈⼠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怪也。” 81 ⽅苞《赠淳安⽅⽂ 序》、李绂《敬斋⽂集序》也⼀致认为明清两代的古⽂创作深为⼋股所累，主要是作家不能将精⼒全部投⼊到古⽂写作中去。照黎⼠弘的说法，“时⽂⾜以取功名富贵，⼠⾃羁□即已受⽗师之所督责，其为说甚备⽽实难⼯。古⽂⽆关进取，⾮负兼才与贵显⾃信及⼭林屏废深思苦学之⼈，⽆意为之” 82 。似乎两种⽂体各有⽤途，各有其作者群，并⾏不悖。但现实中两者的作者经常是交叉的，只写⼋股⽂或只写古⽂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两者兼习，⽽且两者的写作实际是占据了⽣命的不同时段。像范泰恒所说的，“少之时，没溺于时⽂，于古⽂则肄业及之⽿。其壮也，若饮⾷嗜好之不可离，于古⽂则笃矣，⽽场屋之事未终，终不免兼营⽽并骛”。这样，就不能不让⼈感叹:“不专不精，古⼈且病之，况今⼈乎!” 83这正是科举时代普遍的⽆奈。不以⽂得名的，如宋荦固尝⾔:“余⽂不⾜传也。余少游场屋，涉猎举业家⾔，未遑覃精六艺。及服官中外，案牍纷纭，铅椠疏阔，纵有所作，⼤抵不别家数。” 84即便是⽅苞这样的古⽂宗师，⼜何尝不遗憾:“我若不能时⽂，古⽂当更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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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盖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古⽂写作难免在时⽂的强势压迫下发⽣扭曲。姜宸英曾在《辞妙义，亦能时时猎取，涉其藩篱。既奔⾛于科举之学，⼗五六年，见时之所谓科举者有司⽽后知其抵牾也。于是姑暂释其所学，随时，务悦于观者之⽬，乃学废⽽所求益以是难以体会的。

填词在世俗观念中本为⼩道，其写作因⾃⾝的边缘性质和业余状态，似乎较少为举业所叙述清初的填词状况，说:“三⼗年以前，读书⼒学之⼠皆殚⼼制举业。作诗赋古⽂辞者，之世界，帖括时⽂之世界也。” 87显然，在他看来，在帖括时⽂充斥这个世界，⼀切⽂代的作家在别的⽂体上也都会感受到举业的强势压⼒，只不过⽬前我还没有读到有关议实际上，明清两代举业对⽂学的影响是多⽅⾯的，不只表现在对⽂学写作的排斥上，还深但由此产⽣的⼀个问题，却是值得思索的，那就是对于举业和⽂学的这种尖锐对⽴以及有其他的反应?有没有⼈试图⽤⼀种积极的⽅式消解这种对⽴，甚⾄在两者之间寻求⼀种寻求时⽂与⽂章的内在沟通

既然科举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时⽂写作是⽆法回避的，⽆论是⾃我解嘲或⾃⼤其体何必⽩⽩浪费呢——⼈们都需要为⼋股⽂寻找⼀点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彻底的⽆⼋股⽂被称为时⽂，表明它是相对于传统⽂体——古⽂⽽存在的，正像时尚作为流⾏趣往在与时⽂的区别中界定古⽂。如魏禧答⼈问古⽂，⽈:“欲知君⼦，远于⼩⼈⽽已;欲知意，时⽂以形”的异趣90 。但为⼋股⽂辩护的⼈，则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可逾越的国家设科取⼠，急欲得宏通英伟之材，以为当世⽤。然帖括绳尺之⽂，每不⾜以罗天下⼠浅识谀闻之⼠，遂谓古学之与时趋判然若冰炭之不相⼊，以通经学古为戒，以速化捷得为彼不能为此者。 91

不管这种思路是否有道理，当⼈们换⼀个⾓度来看⼋股⽂和⽂学的关系时，马上就发现两当然是很耸⼈听闻的，没有严密的论证恐怕很难说服⼈。明代袁宏道《与友⼈论时⽂书⾛独谬谓不然，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取⼠，⽂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卢所谓古⽂⾄今已敝极，“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只有出主⼊奴的模仿，既⽆真⽓也⽆创所⾄，其调年变⽽⽉不同，⼿眼各出，机轴亦异。⼀百年来，上之所以取⼠，与⼠之伸有⽂!”93中郎对⼋股⽂艺术性的推崇，能否得⼈⾸肯很难说，但这⾄少表明，只要换个敢于声称:“到得⼋股之法讲说既熟，则⼀切诗古⽂辞皆可⾃寻⼊路。故时⽂不通，不可以思理清晰的。王渔洋《池北偶谈·谈艺三》载:2007-2-8 18:04回复218.27.

5予尝见⼀布⾐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故⽿。时⽂虽⽆与庵先⽣⽈:“作⽂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汗漫披猖，是出⼊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 954.*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引此⽂，以为“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韵试律者，必以⼋股之法⾏之;且今之⼯各识职者也”96。⽆独有偶，袁枚《随园诗话》也记载了⼀段对话:

时⽂之学，有害于诗，⽽暗中消息，⼜有⼀贯之理。余案头有某公诗⼀册，其⼈负重名。郭运青侍讲适来者耶?”余⽈:“是也。”郭甚喜，⾃夸眼⼒之⾼。后与程鱼门论及之，程亦韪其⾔。余⽈:“古韩柳欧苏，俱⾮为不曾从事于此，则⼼不细⽽脉不清。”97

这并不是⼋股时代的神话，因为评论家们的确在时⽂和诗古⽂辞间看到某些⼀致性。⽐如黄⽣指出:“律诗之诗，易有时⽂⽓，⽽反不知学时⽂之起承转合，可发⼀笑。⾄其拘于声律，不得不⽣倒叙、省⽂、缩脉、尤不可与⾔诗。” 98他们指出诗歌结构、技法与古⽂、时⽂的⼀致，应该说是有眼光的，当代学者也曾引了诗赋的⽂体特征和技艺99。但他们讥笑别⼈做律诗、古⽂不⽤时⽂技法，进⽽断⾔不知时⽂、古⽂者不

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体在体制、风格互涉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中，不同⽂体间体体制、风格要素可⾏于后出⽂体，反之则不可。沈德潜说“乐府中不宜杂古诗体，恐散朴也;作古诗正须得乐不得⼊楷法，写楷书宜⼊篆⼋分法同意”100，阐发的就是这个道理。依据这种互涉原则，古⽂笔意可⼊时之举⼈、进⼠侥幸厕名花榜，便⾃以昌黎、柳州，辄纵笔为⼈作序作传作碑铭，⽽⼈亦以其举⼈、进⼠也成笑谱。”101职是之故，在古⽂和时⽂之间，就出现两种截然对⽴的⽂体策略:古⽂为保持⽂体纯洁性，极前者如古⽂家⽅苞《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劝对⽅⼒戒时⽂;吴德旋《初⽉楼古⽂绪论》也说:“古⽂102后者则如郑苏年说:“⼋股与古⽂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者，其⼋股必凡近纤靡，不⾜以⾃⽴。” 103 都与援古⽂之笔⼊时⽂有关。⽽清代康熙⼗⼆年状元韩菼则是这⽅⾯最成功的作家，“其举⼦业以古⽂为时⼤魁以去，⽂名震⼀时，于是⼀哄之市、三尺之童，⽆不知有慕庐先⽣也者。残膏剩馥，沾丐后⼈;起衰之海陵沈龙祥“执以古⽂为时⽂之说”106，形成清代时⽂中⼀股独特的潮流。这种⽂体学上的价值取向，实际

透过以上征引的⽂献及其分析，笼罩在举业阴影中的明清⽂学⽣态已约略呈现在我们⾯前。⽣活在明清时⼊⾃由写作的阳光地带，才有酣畅发挥性灵和天才的⽂学创造。⽽这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只有极少着这⼀思路推进，⼀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出现在我们⾯前:⽂学最繁荣的江浙⼀带也正是科举最成功的地⽅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再加浙江19⼈，清代⼀半以上的状元出⾃江南⼀带。由此推导出的结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盾，因为其着眼点各不相同:前者着眼于⼈们从事写作的专⼼程度，后者则着眼于⽂学整体思考，并在更深⼊的历史研究中重新描写明清两代的⽂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