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历史：《鹿鼎记》的两个开头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9年第32期

《鹿鼎记》有两个不同的开头。在这两个开头里面，全书的主旨得到了微妙的呈现，而整个小说的后设性质也得到了初步的揭示。

第二个开头不妨说是真正的开头

第一回，也即小说的第一个开头，勾勒出了反清复明的叙事背景。在这里，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小说人物出现——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查伊璜、陈近南；贯穿全书的一个大主题也在此初见端倪，那就是纠缠在一起、彼此难解难分的历史和说书。

小说开端，在吕留良和儿子的对话里面，借着父亲对儿子解释“逐鹿、问鼎”的意思，《汉书》《史记》《左传》这三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史书被接连提了出来。随后，顾、黄二人来访，向吕留良解释由编纂《明史》而引起的文字大狱，吕留良从讲故事人变成了听故事人。次日，三人结伴同去扬州避祸，在船上，黄宗羲又担任起了说书人的角色，向吕留良讲述了查伊璜和“大力将军”吴六奇的一段奇缘。没想到被盯梢的清兵偷听到，多亏一人施展精彩武艺出手相救，杀死清兵。“无巧不成书”，这个人恰好是他们提到的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首领陈近南。

小说第一回在此戛然而止。

《鹿鼎记》的第二个开头——或者不妨说真正的开头——出现于它的第二回。第一回里面，顾、黄、吕三人乘坐的小舟是向扬州进发的，这只小舟虽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文字留下的空白里，但它的目的地扬州此时却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只不过顾、黄等人富有文人雅士气息的一叶孤舟，此时却被“猜枚行令、唱曲闹酒”的扬州青楼代替了。小说的氛围经历了一个从严肃到热闹、从文雅到通俗的转变，而《鹿鼎记》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这两种氛围从头到尾的相互对比、渗透。它们互为表里，反衬出彼此的特色，最终我们得知它们并不像小说开头所显示的那样界限分明，而是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好像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必须彼此依靠着才能得以存在。

在第二回里，历史和讲史的主题以十分奇异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知道，在这部小说里，主角韦小宝纯粹是一个虚构人物，而这个虚构人物却偏偏最喜欢演义历史。韦小宝出生和成长在一家扬州妓院，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小孩子首次出场时给人留下的生动而复杂的印象。正是这个印象奠定了这个角色的基调，叙述者向读者透露：扬州市上茶馆中颇多说书之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英雄故事。这小孩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个赏钱，一有空闲，便蹲在茶桌旁听说书……他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即脱口而出。

后来，茅十八掏出一只大元宝作为对他的感谢，他起初大受诱惑，甚至“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暗暗叫道：‘好家伙！’”但是转念一想：“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于是竟然一口回绝了。

这一段书很重要。如果第一回和第二回为我们呈现了文人世界与所谓俗人世界的对比，那么在第二回里，对比继续深化，我们看到了“英雄好汉”的世界和韦小宝所代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对比。韦小宝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极为传奇化的世界，他的经历都是富有浓郁传奇浪漫色彩的。而最终，无论英雄世界还是韦小宝的世界，都只是作者生花妙笔构造

出来的海市蜃楼，不是任何意义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英雄好汉”是具有小说性质的，因为他们只存在于说书和戏台。

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界定了“英雄好汉”的概念？多亏了说书和唱戏，使得“做”英雄好汉发展出一套规则，虽然在第二回里，这些规则除了讲义气之外，大多是从反面限定的——不爱钱，不出卖朋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英雄好汉应该是完全没有弱点，还是意味着对弱点的克服、对崇高的追求？克服弱点、追求崇高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视为成为英雄的过程呢？作者无意引入这些问题，因为在《鹿鼎记》中，最重要的是“英雄世界”和“非英雄世界”之间的对比与交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作者不探入韦小宝的内心世界，只描写韦小宝拒绝的话，韦小宝的形象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完全符合英雄的形象了。

韦小宝讲史是整部《鹿鼎记》的象征，也是历史写作的象征

如果英雄好汉该当如何如何形成了独特的“英雄主义话语”，那么韦小宝的言行便构成了对这一英雄主义话语的评论，而整部《鹿鼎记》也就是对武侠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评论。它向我们揭示了传统武侠小说世界的单一或单薄。《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因为任何一个熟悉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武侠英雄是不可以被作者揭示“吞馋涎”的——至于实际上他有没有这么做则另当别论，而且这不在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内：文学批评限制于作者所写出来的文字、作者所呈现给读者的形象。

第二回里，在和茅十八结伴进京的路上，韦小宝靠着他在说书先生那里得来的知识，讲述明朝开国的历史故事。他的任意添油加醋的讲述本身就构成了演义，因此，韦小宝的历史是演义的演义——已离“原文”差了不知多少，但是茅十八却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的一问一答，好像现代人说相声，一个老实认真地捧，一个故作严肃地逗。

在第一回里，顾、黄、吕三人结伴乘船去扬州，路上黄宗羲讲述吴、查的传奇交情；在第二回，韦小宝、茅十八结伴骑马进京，路上韦小宝大摆龙门阵，讲述云南沐王府的祖先沐英如何帮助明太祖打败元兵。这两回互相呼应，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平衡。文人与俗子的世界、英雄主义的世界和韦小宝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叙事空间。

韦小宝讲史，亦真亦幻，沐英铜角渡江、攻占云南固然是《明史》所记载的史实，但是至于沐王爷坐在军营挑灯夜看《春秋》、明太祖御赐的金夜壶、梁王跳井等花边新闻，则自然都是说书人韦小宝的捏造——虽然他的捏造全都是对历史故事的“滑稽摹拟”：挑灯看《春秋》是关云长在《三国演义》里面的形象，梁王跳井令人想起南朝陈后主，而沐王爷为了紧急军情而控制生理冲动则不由得令人想起周公握发吐哺结交贤人。韦小宝的讲史并非天真和单纯地重复，而是创造，也是借古讽今（比如绕着弯儿把茅十八的名字编进故事）。当他把沐王爷打仗用老鼠和自己在江湖上打架用石灰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我们看到了两个世界的并行和交叉：茅十八一定要截然分开这两个世界，韦小宝却说：“我看也差不多。”

韦小宝讲史是整部《鹿鼎记》的象征，也是历史写作的象征。韦小宝讲史来自对说书先生的摹拟，而小说的叙述者告诉我们：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除鞑子的《英烈传》。明太祖开国，最艰巨之役是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但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兵赶出塞外……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兵，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清兵。汉人大胜而敌人大败，自然志得意满。是以明朝开国诸功臣中，尤以徐达、常遇春、沐英三人最为听众所崇拜。

换句话说，对历史的兴趣往往掩藏了对现实的兴趣，在纷纭的历史事件当中选择什么作为聚焦点、从什么角度去摹写，曲折地反映了当代的精神。

（摘自《留白》，田晓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