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分析》
摘 要：运用增长率直接法、增长率趋势法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短周期、中周期和中长周期波动，基于协整方法讨论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波特征。研究发现: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9次短周期、3次中周期波动(目前的第3次中周期波动具有适度高位平滑的特征)、2次中长周期波动(目前正处于第2次中长周期波动的扩张期), 外商直接投资长波与GDP长波特征基本相同。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增长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为主要形式的外资利用持续增长，进入90年代，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FDI东道国，20__年我国加入WTO仅一年时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引资国[1]。从统计数据看，我国FDI的总量由1978年3.2亿美元增长到20__年的1057.4亿美元，增长了330倍，年均增长率24.11%。FDI在我国的较快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竞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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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外资效应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FDI波动也可能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从近年来看，我国FDI实际额逐渐趋于长期趋势水平，FDI不稳定性指数(Love，1986)相对较低且有逐渐下降的态势;然而从历史来看，上个世纪20多年里我国FDI实际额对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大且在时间上波动剧烈(见图1)。无序的外资流入会直接影响一国的投资水平，从而阻碍其国民经济决策，会对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FDI的周期波动规律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图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不稳定性指数
周期波动分析是认识事物变化规律的重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我国经济增长[1]、对外贸易[2,3]等宏观经济领域，但专门针对我国FDI周期波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的相关文献是：孙焱林[4]指出全球FDI 流入量在1980~20__ 年的周期波动中已经呈现出一种较长的上升趋势, 并且波动幅度越来越大, 波动速度越来越快。胡月晓(20__)[5]简要分析了我国FD I波动与入世间的关系，认为入世后我国FD I总量变化取决于服务业FDI和并购形式FDI两者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潘素昆(20__)[6]研究了发展中国家FDI波动性上升的原因。这些文献只是简单涉及而非专门研究，由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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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加强，因此对我国FDI周期波动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是FDI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的起落更迭、扩张和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是FDI经济运行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的偏离和调整过程。按时间的长短，经济周期可分成四种类型：3~5年的短周期即基钦周期;8~10年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15~25年的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50年左右的长周期即康德拉梯也夫周期。本文将采用增长率直接法分析FDI短周期，增长率趋势法分析FDI中周期和中长周期，协整方法研究FDI长周期特征。
二、实证分析
当前测定周期波动的主要方法包括增长率直接法和趋势法。直接法是通过经济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年环比增长率来衡量上下波动的强度，找出增长率的波谷和波峰以及波幅来研究短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直接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缺陷是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长期趋势无法有效去除，容易受相邻时期数据波动的影响。趋势法主要是使用某种方法将变量的变动拆解为长期趋势变动与经济变量的短期波动，相比直接法而言，趋势法的优势是可以去除波动中包含的长期趋势。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__年第2期20__年第2期(总第176期)胡振华,王 硕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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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相互作用的影响，FDI时间序列表现出波动中增长或波动中衰退的情形，因此对FDI中长周期的波动分析应该采用趋势法，即从FDI时间序列中分离出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两个序列，得到的长期趋势序列表现出更为稳定的内生特征。用于去除趋势的主要方法包括B-P滤波法和H-P滤波法。B-P滤波法在测定周期波动时要求样本数据较大，由于FDI时间序列是年度数据，要获得月度或季度数据很难，因此本文采用H-P滤波法。H-P滤波法(1980)假定时间序列由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两部分构成，计算H-P滤波就是从时间序列中分离出趋势成分，其余部分就是周期成分。
(一)基于增长率直接法的短周期分析
增长率直接法是直接用实际增长率来观察变量的周期波动，是研究经济波动经常采用的统计方法。表1为我国1978~20__年FDI实际额及其增长率。以下用波长、波型、波峰、波谷、波幅分析我国FDI短周期波动。本文以波峰-波峰测量一个完整的波长，反映我国外资规模的波动状态。从表1、图2可知，我国FDI自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了9次短周期波动，平均波长约为3.5年，属于基钦周期。
从表2可知，我国FDI的9次周期波动有3次古典型波动和6次增长型波动。古典型波动是指FDI增长率出现负值的波动，如第6次、第8次与第9次波动，1999、20__、20__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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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为负，分别为-11.32%、-0.50%、-2.56%，我国FDI总额也从1998、20__、20__年的454.63、606.30、923.95亿美元下降到1999、20__、20__年的403.19、603.25、900.33亿美元。其他都是增长型波动，表现为FDI增长率均为正值，其实际额持续上升。一次完整的波动有两个阶段，即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包含两个转折点为波峰和波谷。9次短周期波动中峰值最高为152.13%，出现在1992年;谷值最低为1999年的-11.32%。波幅是在一次波动中峰值与谷值之间的差距：绝对波幅是峰值和谷值的绝对差距，相对波幅是绝对波幅与30年来FDI增长率算术均值(即24.11%)之比的绝对值。增幅落差最大的是第4次波动，绝对波幅为149.36%，相对波幅达到5.92%，是FDI的高速增长期;第5次波动的波幅最小，绝对波幅为0.09%，相对波幅仅0.01%，是FDI的增长滞后期。
(二)基于增长率趋势法的中周期与中长周期分析 增长率趋势法是在增长率变量进行趋势分离的基础上来测量变量周期波动的方法，该方法可分析短周期，中周期及中长周期[7]。通过Eviews5.1软件，采用H-P滤波法，脱离FDI增长率时间序列GFDIt中的趋势成分Trendt，生成周期成分Cyclet，计算公式如下：
Gyclet=GFDIt-T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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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周期波动来看，由表3和图3可知，1978年以来我国FDI周期成分特征与上述基于增长率直接法分析的周期波动特征基本一致，表明加强了短周期波动特征分析的平稳性。
从中周期来看，可将整个周期成分划分三个阶段，如表4所示。三个阶段的波动特征具有较大差异的继起性，各阶段的时间跨度在7~10年左右且内部又包含了三个短周期，故为朱格拉周期。本文从平均位势()、标准差()和波动系数(CV)进行比较：平均位势采用各阶段内周期成分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标准差是各阶段内增长率与其相应阶段平均位势离差平方平均数的平方根，反映了波动相对平均位势的偏离程度;波动系数是标准差与平均位势之比的绝对值，消除了各阶段平均位势的不同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X-)2n;CV=
结果如表4所示。平均位势表现为第二阶段最高，第三阶段次之，第一阶段最低的特征;标准差与波动系数都表现为第三阶段最小的特征，说明第三阶段具有平均增长率较高但波动幅度最小的良好特征，与我国目前的GDP 增长率波动所具有的适度高位平滑特征相似，即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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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周期来看，图4的趋势成分Trend曲线轨迹表明，我国FDI在1979~20__年经历了一次波谷-波峰-波谷的中长周期过程。从1979年的增长率12.33%逐渐上升到1992年的波峰，增长率为46.57%，之后又下降至20__年谷底，增长率为6.83%，历时25年，内含2个中周期和6个短周期，为库兹涅茨周期。从20__年起，我国FDI再次步入新的增长调整期。(三)基于协整理论的长周期分析
由于只有32年统计数据，而长周期为50年左右，故不能直接分析我国FDI长波。因此，本文基于协整理论建立间接反映我国FDI长波的均衡模型。对FDI进行协整分析涉及到FDI的长期均衡关系是怎样被决定的，本文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对FDI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采用GDP作为参照系一方面是因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0多年时间，我国经济经过了四个长周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第四个长周期(陈东琪，1992)，以此将FDI长波与GDP的第四个长波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FDI和GDP周期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如图5所示。因此，利用协整理论建立我国FDI和GDP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来间接反映FDI长周期特征有一定合理性。
本文首先对1979~20__年的FDI和GDP数据(来自20__年《中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取自然对数，即LnFD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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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DP。然后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FDI和LnGDP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对两变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然后用ADF检验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平稳性，结果表明t统计量=-4.217-3.679，P值=0.0027，在1%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因此变量LnFDI和LnGDP之间长期均衡的协整方程如下：
LnFDIt=-9.080+1.299LnGDPt (-14.220) (21.801)
其中，经调整后的R2=0.9386，F=475.277，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高，总体显著性好。该式表明，若GDP增长1个百分点，FDI将增长1.299%，两者增长幅度较为靠近，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与GDP长周期特征基本一致。
图5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GDP周期波动比较 三、结 论
本文基于我国1978~20__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采用增长率法、时间序列H-P滤波法、协整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FDI经历了9次短周期波动、3次中周期波动(其中第3次中周期波动具有在适度高位平滑化的特征)、2次中长周期波动(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中长周期波动的扩张期)、FDI长周期与GDP长周期具有相似特征。我国FDI周期波动的时间长度基本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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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周期波动理论，FDI短周期波动为基钦周期，波长为3.5年左右;FDI中周期波长为朱格拉周期，波长为10年左右，各阶段又包含3个短周期;FDI中长周期为库兹涅茨周期，波长为25年，包含了2个中周期和6个短周期，并从20__年起FDI又进入一个新的中长周期的调整扩张阶段。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周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迅速上升。因此，如何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识别周期波动状况，进而采取措施避免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单纯从统计数据的表面分析是不够的，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情况会更加错综复杂，应该更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规律及其成因，借鉴其他有关波动理论和方法拓展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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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ove, J. Trade concentration and export instabi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9，(24)：60-69.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2：《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项目选择的影响。通过对这些经济因素的研究，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能够降低外商的资源导向性投资倾向，增加外商对市场的投资倾向。汇率的不确定性虽然会使一些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规模受到影响，但对这些企业投资的项目结构影响较小。
汇率;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 一、前言
截至20__年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国企业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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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量的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方式的投资参与对我国的资本建设和对外贸易起到了很大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目前对于相关汇率制度的规定正处在探究的时期，20__年7月，中国实行了新的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实现了升值。其次汇率的变化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因其要根据所处国家对产品的需求和货币政策来确定投资规模;然后汇率的变化增加了投资国的直接投资的风险性，由于对于投资国货币衡量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提升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
二、文献综述
在欧美国家对投资经济的研究分析中认为，东道国的货币升值对外商的投资会产生不利的因素。美国投资学家富路特和史戴恩对美国对个工业行业对外资的投资利用和汇率水平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降低了投资方货币衡量的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其在美国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但也有研究认为，东道国货币的升值不仅对直接的投资影响较小，反而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对于汇率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也有两种持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汇率的变化不适合外商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相比，外商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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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厌恶趋向;而且市场供需的波动也会导致市场收益的变化，在直接投资收益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金融手段不能覆盖所有汇率风险。
三、汇率的简单模型
根据经典的投资决策分析法，例如净现值法，表示在对一件投资项目和机会时，很多投资者都面临着仅有一次的选择，但这种方法忽略了投资者具有延迟投资的选择权利。
探究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狂热以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考虑直接投资或者初始投资的沉没成本，同时跨国公司的决策机构也会将汇率水平和汇率的波动性计入投资决策中，以完善公司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方式;除此之外，投资模型的建立和深入研究经济在预期时间内的增长率，也对投资规模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大多数的跨国企业的产品具有可贸易性，其投资的产品可以在东道国生产，加工并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各个国家的市场可以通过衡量货币的产品价格，使其产品价格可以和国际市场价格相等。同时有些产品在生产国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运输费用，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的方法将贸易产品有效的推到生产国的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较强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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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汇率水平的变化外，影响外资企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和波动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也会导致外资投资过程中与生产国形成工资和投资项目种类的分歧，从而影响外资直接投资的效率。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汇率水平的变化会对外资直接投资规模产生影响。然而在汇率水平维持在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汇率水平的波动不会影响到外资的投资规模。例如，人民币的升值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升级的作用。
其次，对于宏观的经济指标，比如生产国投资的预期经济增长率对投资规模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货币升值的空间随着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而得到提升，对于相对资源选择型的企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在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来减少货币升值的负面作用。
最后，对于资源选择型的跨国企业对于汇率水平的波动的敏感度低于劳动密集型的反应，生产国的货币升值会使本国的投资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市场消费型，从而增加外资企业对本国市场的重视，并积极探索东道国存在的市场潜力。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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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水平的变化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资源型和市场型的比例，而且还会影响外商投资项目的选择。因此，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投资的领域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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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3：《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性退出对策》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不断的扩大，这使得跨国生产和经营的规模也不断的被扩大，无疑，这当中，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会加大，且日益的频繁。据近些年的数据和信息的反应，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也是递增的趋势，且目前依旧是居高不下。本文，将针对这些年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撤退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关键词：投资;政策;改革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1、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电力行业。20__年3月，美国联合能源公司撤去了去了位于河北石家庄市郊的诚峰热电厂，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电力行业的外资企业，在坚守了9年之后，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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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星州的全球著名能源公司最终走上了撤资中国的道路。那么，究竟是为何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在坚守了9年之后要撤退。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外商对我国电子行业的撤资呢
主要原因有：
首先，取消超国民待遇。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比如，面对中国越发的对电力的强劲需求，对投资发电行业实现三保政策，要知道，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下，电价和热价却不能相应地调整，这会使得很多外商投资盈利并不理想，说起来，算是取消了外商对电力行业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了，跟从前不同，所以，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在坚守了9年之后要撤退。
其次，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20__年，中国公布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其行动力太过的缓慢和缺乏。当然，这当中，也因为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和审批审批周期长，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中国还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电力市场而不得不这样的谨慎。这当中，有我们的行动力缺乏的原因，也有处在这个时期早就的问题。
再次，电力投资政策变化比较的频繁。要知道，电力投资其实是比较大型的投资，但是，回收周期，却也相对比较的漫长，那么，热电项目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其间可以发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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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外资中国电力市场盈利前景不看好的原因在于煤价上涨，但电价受到控制，导致电厂出现亏损。
2、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华的韩国企业纷纷退出中国市场。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其没有获得其期望的利益和盈利。当然，导致韩国撤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韩国的技术优势，失去了收益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结合自身发展，使得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另一个原因是韩国人的性格原因。在很大一部分的韩国人中，很多人进行投资和商业运作，并没有对其市场进行一个相对完善的分析和研究，只是盲目的去投资，这势必最终会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当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韩国的经济情况不太如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使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逐渐的减少，这对于外商在华的投资盈利，无疑也是一大损失。且由于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制优惠，双重压力使得，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进一步的严峻挑战。
二、针对外商在华投资撤退所引发的思考
首先，外商在华的投资，虽然也能够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要知道，外商在华投资的时候，半多时候都无视劳动者的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工的素质的提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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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中国的经济长期只能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发展动向中。当然，我们的政府，最终也提出了科技创新，也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全民共享，这当中，也是要去我们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最终达到维护劳动者权益。
其次，国内宏观调控引起的外商撤资是导致实际使用外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在人力资源管理这块，我国虽然有《劳动合同法》来维护彼此的权益，但是，这当中，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并没有研究劳资关系，而是集中研究如果管理工人上，这是明显的单向注重，而国外则不是如此，这也说明，我国对于劳资关系设置的法律和制度，其实存在着漏洞和不足，这些在法律上面的许多漏洞都需要我们不断去完善。也因为如此，由于法律不健全，和廉价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因此导致外商对我国的投资信心受到阻扰和干扰，因此，其在华投资的态度也越发的谨慎。
目前，外商投资在我国的投资领域存在着不合理的尴尬姿态：比如，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却逐渐减少;国内在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还有，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导致人力、物力还有资源都不能正确运用在合理的地方上。
长期以来，我国在挖掘潜在投资者的过程中，往往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而对于后续的服务工作，往往是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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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把科学发展的投资观念，抛到了九霄云外。另外，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也没有过多的去考虑让外商投资和我国的资产进行一个结合来达到合作的双赢。这一切的一切，只能导致招商引资后更多的投资流产。
三.如何有效的防范和减少撤资现象
面对撤资现象，我们既不能不重视，又不能荒了阵脚。因而，我们要冷静的分析其深层的原因，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首先，对于外资政策，势必要进行恰与其分的调整来确保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税收、金融和海关进出口业务的监管。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
其次，进行合适的事前控制，在招商引资之前，一定要把相关可能引起合作不愉快发生的情况和因素降到最低。一定要适时监控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行为，发现异动及时进行督查，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外商投资的撤资现象。
最后要注意的是，在为外商提供信息时，一定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简化外商投资企业正常撤资的审批手续。加强外资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工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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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举办和清算的法律法规。
从现在起，我们不能说仅仅依靠优惠政策去吸引外资投资的基本格局，还要进一步切实减少外商投资企业依法撤资的审批负担，降低撤资成本，保证做到投资、撤资一样热情服务，让外商感到投资愉快，撤资方便，从而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依法撤资的积极性，从而减少形成撤资事件的发生。(作者单位：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保险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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