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税收效应分析
第10.3节 税收与储蓄和投资
10.3.1 对储蓄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税收对私人储蓄的替代效应表现在:
政府课税会减少纳税人的实际利息收入,降低储蓄对于纳税人的吸引力,促使纳税人增加即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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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 储蓄 A A S1 E1 I1 E2 C S* E2 E1 I1 S2 I2 I2 O C1 C2 B 消费 C2 C1 E B 消费 图10.12 税收对储蓄的替代效应 图10.13 税收对储蓄的收入效应
如图10.12所示,纵、横轴分别代表纳税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初始时个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可连成一条直线,即AB线。它与无差异曲线I1相切于E1,即他选择C1数量的消费和S1数量的储蓄。
现假定政府对储蓄利息征收所得税,由于实际储蓄收益下降,纳税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会发生变化,新的选择组合线变为CB。它与新的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E2,这时,他选C2数量的消费和S2数量的储蓄。与税前相比,储蓄由S1减少到S2,消费由C1增加到C2。这表明,税收对储蓄产生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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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对储蓄的收入效应表现在:
政府课税会降低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纳税人为维持原有的储蓄水平而减少即期消费。
如图10.13所示,纵、横轴分别代表纳税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初始时个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可连成一条直线,即AB线。纳税人从储蓄和消费中都可获得满足,一定数量的储蓄和一定数量的消费给他带来的效用无差异,两者的数量组合形成一系列无差异曲线。AB线所能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为I1,它们在E1点相切,表明消费为C1,储蓄为S。
现假定政府对储蓄利息征收所得税,由于可支配收入减少,纳税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会发生变化。假定纳税人的储蓄目标是既定的,该纳税人对储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线变为AE,它与新的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E2,这时,他选择C2数量的消费。由于C2小于C1,表明税收对储蓄产生收入效应。
如果政府对储蓄利息征税(或者单独征收利息所得税,或者把利息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既会产生收入效应又会产生替代效应,那么净效应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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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分析利息所得税对家庭生命周期动机储蓄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了简化分析,这里采用简单的二时期模型,即假定个人的一生由工作期和退休期两个阶段组成,在工作期,个人获得的工资收入为W,消费量为C1;在退休期,个人用以往的储蓄来维持消费,消费量为C2。再假定储蓄利率为常数r,个人不留任何遗产。
据此,可以得出个人一生的预算约束,即 C1C2W 1r 式中,C2/(1r)为退休期消费量C2在工作期的现值。1/(1r)为现值系数,它的值越大,就说明相对于工作期而言,退休期的消费越昂贵。因此可把现值系数1/(1r)看作退休期消费的价格,即P1/(1r)。 现假定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利息所得税,这时,实际利率水平为
r(1t)。由此导致退休期消费的现值系数或价格发生变化,即
P1
1r(1t) 很显然,退休期消费的价格因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利息所得税而上升。在个人一生可获得的收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一定的情况下,利息所得税提高了退休期消费的价格,必然会影响个人在工作期与退休期之间的选择。
接下来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明个人选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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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期消费量退休期消费量 A A E1 C Q E2 E1 I2 I1 C Q E2 C3 I1 I2 O C3 C2 C1 B 工作期 消费量C2 B 工作期消费量 (a) C1 (b)
图10.14 税收对私人储蓄的净效应
图10.14是两个家庭对不同阶段消费量的无差异曲线图。横轴代表工作期的消费量,纵轴代表退休期的消费量。AB为税前预算线,其斜率为(1r),表示个人在工作期放弃1元的消费便可换得退休期
(1r)元的消费。OB是个人在工作期的工资收入全部用于第一阶段消
费的量,即W;OA则是个人在工作期的工资收入全部用于第二阶段消费的量,显然它等于W(1r)。
在征税之前,AB线与无差异曲线I1在E1点相切;征税之后,个人预算线的斜率随之下降,即预算线由AB变为CB。OC在量上等于
W[1r(1t)]。新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E2点。图中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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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税前预算线平行的虚线,虚线与I2在Q点相切。这样,从E1到E2的移动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由两步完成的:先由E1点移到Q点,这一步反映了利息所得税的收入效应;然后由Q点移到E2点,这一步反映了利息所得税的替代效应。
从图中可以看出:
利息所得税对工作期消费或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无差异曲线的曲率,而无差异曲线的曲率可用替代弹性来表示。
所谓替代弹性(Substitute Elasticity),是指预算线变化后,不同阶段消费量变动的百分比与预算线斜率变动的百分比之比率。
图(a)是替代弹性较小的情况,这时,利息所得税的净效应表现为减少工作期的消费以增加储蓄;图(b)是替代弹性较大的情况,这时,利息所得税的净效应表现为增加工作期的消费以减少储蓄。
10.3.2 对投资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现代经济学认为,储蓄虽然为投资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税收对储蓄的效应分析不能代替税收对投资的效应分析。因为储蓄主要由家庭完成,而投资(净资本形成)的大部分是由厂商完成的。家庭进行储蓄和厂商进行投资各有其不同的动机,储蓄未必都转化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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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分析了税收对储蓄的效应之后,还要分析税收对投资的效应。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投资收益率体现的。
一般说来,一次总付税不改变预算线的斜率,因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累进的公司所得税会降低投资收益率,可能产生替代效应。
税收对投资的替代效应表现在,政府课税降低了投资收益率,从而降低了投资的吸引力,驱使纳税人以消费等经济行为替代投资行为。
如图10.15所示,纵、横轴分别代表纳税人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征税前纳税人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以AB线表示,它与无差异曲线I1在E1点相切,表明纳税人选择V1的投资和C1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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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投资 A A V1 E1 E2 I1 V2 V1 E2 D V2 E1 I1 I2 I2 O C1 C2 B 消费 C2 E C1 B 消费 图10.15 税收对投资的替代效应 图10.16 税收对投资的收入效应
现假定政府对厂商征收公司所得税,由于投资收益率趋于下降,厂商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线变为DB,它与新的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E2,表明纳税人选择V2的投资和C2的消费。与税前相中,消费由C1增加到C2,但投资却由V1减少到V2,说明税收对私人投资带来了替代效应。
税收对私人投资的收入效应表现在,政府课税降低了投资收益率,驱使纳税人为维持以往的收益水平而增加投资。
如图10.16所示,征税前纳税人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以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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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示,它与无差异曲线I1在E1点相切,表明纳税人选择V1的投资和
C1的消费。
现假定政府对厂商征收公司所得税,由于投资收益率趋于下降,厂商为保持原有的收益水平倾向于增加投资,于是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线变为AE,它与新的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E2,表明纳税人选择V2的投资和C2的消费。与税前相比,消费由C1减少到C2,投资却由V1增加到V2,说明税收对私人投资带来了收入效应。
[讨论题]
(1)宏观税率与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呈反向变化关系? (2)税收中性原则与税收效应之间有什么联系? (3)税收效应理论对于税制建设有什么意义?
[案例分析]
撒切尔夫人征收人头税为何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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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论税收对消费的收入效应①
[案情描述]
撒切尔夫人1980年上台以来,以她的非凡政治才干扭转了英国的颓势,重建了英国人的信心,恢复了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创造了一个“撒切尔时代”。但她从1990年4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施以人头税取代房产税的方案,这对几千万人口的英国来说,会有上百亿英镑的收入。撒切尔夫人把这样一笔巨额税从富人身上转到穷人身上收取,目的是强制穷人多干活,降低所得税,鼓励富人多投资。由于改征人头税,包括著名的白金汉宫在内的皇室房产共计省下30万英镑的住宅房产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50名仆人过去住在皇宫里自然不必负担住宅房产税,而1990年都要交纳人头税。且不说无房的一般市民,就是住公房的警察、文职军人及学生也都大大吃亏。于是千百万人拥向街头,狂呼“玛格丽特下台”,伦敦的反人头税集会演变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乱,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声望因此直线下降,最终被迫从唐宁街10号黯然离去。
[案情评析]
人头税是一种古老的直接税。它的征收形式是,或按人头等额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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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根据《税收经济学》第212-215页的有关内容改写,袁振宇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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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按个人性别、身高等身体的不同而差额征收。由于人头税是以人身为计税依据,税款的支付不受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因而与其他税种相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对个人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保持绝对的中性。换句话说,人头税的课征只会产生收入效应,即减少公民的实际收入和福利,但决不会产生替代效应,不会因为课征人头税而扭曲人们的经济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政府规定每个成年人每人每年要缴纳100元的人头税,这时除非人们移居国外或者离开人间,否则便没有办法逃避或减轻纳税义务;同样;如果这时人们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如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储蓄等,也不会因此增加纳税义务。可见,人头税不会导致公民用一种经济行为替代另一种经济行为。相比之下,其他税种却会产生这种替代效应。比如,所得税会导致公民用闲暇替代劳动,用当前消费替代未来消费(储蓄);财产税会导致人们用消费替代财富的积累;等等。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诸多的税种中,人头税是惟一不产生任何扭曲作用的中性税收。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人头税并不能成为政府筹措税收收入的最优税种。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面对的并不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是资源配置的“次优”状态。在“次优”状态下,需要政府通过一些经济手段(包括税收)对市场缺陷进行弥补。在这方面,税收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市场经济存在的外部性问题,通过征税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起来,从而消除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外部不经济性(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比如:通过征收二氧化碳税来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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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空气污染,通过征收烟、酒消费税来解决烟酒消费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等。总之,在“次优”社会中,政府需要承担一部分资源配置的任务,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其目的在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凭借完全中性的人头税是办不到的。所以,现实经济中,即使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实行单一的人头税税制结构也是不足取的。
问题还在于,人头税不能够满足最优税制结构需要兼顾社会公平的要求。最优税制结构应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一种合理的平衡。而作为中性税种的人头税,并不能在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任何调节作用。假如社会是由单人组成,或者在一个多人社会中人与人的条件都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可以不考虑人头税的公平问题。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现实社会中市场分配不公造成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即使是在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收入分配也可能成为问题。这就要求注重社会公平的政府在设计税制结构时不得不考虑人头税的欠公平问题。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只有在那些“不把低级人民安逸、舒适及安全放在眼中的政府,人头税极其普遍”。
人头税与房产税的征收都会产生收入效应,但这两种税给不同阶层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穷人的税负加重,富人的税负减轻。所以,以人头税取代房产税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引起中下阶层人们的反对。这大概就是撒切尔夫人的税改方案遭致失败的原因所在。
在西方国家,税制改革历来是决定政治家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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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治家因为对旧的税收制度进行成功改革而赢得民心,也有的政治家因税制改革不得民心而中箭落马。撒切尔夫人因开征人头税被迫下野的教训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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