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_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2006

2006年第6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总第147期SumNo1147

§学人与学术§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

———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吕肖奂(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

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关键词]钱钟书;陆游诗歌;文学本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6-0063-06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对陆游都有很多精到的评价和论述①。认真综合分析这些评价论述,会使我们对陆游诗歌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对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和评价标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会使我们学到认知和评价诗歌的方法,学到怎样做文学的“文学性”研究。下面就作一个尝试。

钱先生首先从成就与地位上论述陆游,指出陆游是诗歌创作的“大家”,是与杨万里一起如

②

同“江河”一样“万古”流芳的诗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清人杭世骏所云“子无轻放翁,诗文至此,亦足名家”,是比侮辱还要更甚的“谬恭”。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当时就已经确立,而且得到了元明清至今近千年的考验与接受,这一点没有必要详细论述,所以钱先生在叙述中一带而过,但他批评杭世骏的寥寥数语,却使人们对陆游的成就和地位更加确信无疑。

钱先生对陆游的生前身后名的变化,与杨万里做了一个对比:陆和杨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大体相当,他们与尤袤、范成大都在“南宋时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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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中兴四大诗人’”之列,当时都有不少追随者。而在四大诗人中,杨万里的诗名甚至超过陆游,所谓“九州四海一诚斋”(王迈《臞轩

)。集》卷十六《山中读诚斋诗》《谈艺录》列举

了当时推崇杨万里的人及诗句,如张镃、周必

大、王迈、项安世等[2]121-122,446-447王迈对杨万里“倾倒之至,意中直不数放翁”,项安世“亦推诚斋空扫前人、独霸当时”。陆游也自谦云:

[3]762“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但是他们在后世的声名待遇却十分不同:“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不如。”“放翁万首,传诵人间,而诚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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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孤行天壤数百年,几乎索解人不得。”陆游

在后世的声名远远超过杨万里。这个对比无疑突出了陆游诗歌的长久魅力以及陆游的成就与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作家的生前身后名不同,是文学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这涉及诗歌接受学的问题。钱先生对诗人接受史更为关注,而对接受环境心理等问题显然没有过多的兴趣。

《谈艺录》《宋诗选注》二书论述较集中详细,《管锥编》较少较分散。本篇以前两种为主。②原句:“放翁诚斋,江河万古。”用杜甫《论诗六绝句》中语:“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收稿日期]2006-03-20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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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对陆游和杨万里的诗歌成就及特点所作的比较论述,已经成为经典,经常被人引用。村’;还有前面选的王安石《江上》(指“青山缭

)。不过要到陆游这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与杨万里那种“拓境宇、启山林”具有开拓性、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这正是钱先生说

创新性相比较,陆游只是能够“铺锦增华”、“与的“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古为新”的集大成式诗人。如果以开拓性、创新“与古为新”在陆游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具体。面性作为评价作家成就的最高标准,那么陆游不及对前人丰厚的文学遗产,如何继承、超越是宋代杨万里。“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诗人一直努力探讨的问题,陆游的答案不同于欧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江西诗派,也不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1]158‘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陆游没有创造出“陆放翁体”,主要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大于他个人的创新,他的诗歌不像杨万里那样个性突出,因此他在南宋并非扭转诗歌“转变的枢纽”。从诗歌发展史上考察,他的贡献没有杨万里那样大,南宋中后期的诗歌,尤其是江湖诗派的诗歌,主要沿着杨万里开创的方向向通俗化、白话化发展。如果没有明清诗歌的再次雅化,诗歌的白话进程肯定会提早完成,杨万里的影响也肯定比陆游更大①,但实际上传统诗歌的审美标准很难一时扭转,陆游的创新性虽不如杨万里,但他也不像杨万里那样远离甚至背离传统,因此陆游比杨万里更受传统、更受后人的接受,这是陆游在明清影响大于杨万里的重要原因。

陆游的最大特点是能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陆游善于继承前人的文学遗产,他对前代的大小家数、本朝大小诗人的诗歌,都曾仔细阅读,悉心揣摩,然后或点铁成金,或推陈出新,取得比前人时贤略胜一筹的效果。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列举了许多陆游在前人诗句上创新的诗句,尤其对“放翁颇钩摘皮陆诗中新异语”、“放翁沾丐本朝名作”做了详细地论证。《宋诗选注》在注释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名句时,更突出了陆游这一特色:“这种景象前人也描摹过,例如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柳宗元《袁家渴记》:‘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卢纶《送吉中孚归楚州》:‘暗入无路山,心知有花处’;耿氵韦《仙山行》:‘花落寻无径,鸡鸣知有村’;周火军《清波杂志》卷中载强彦文诗:‘远山初见疑无路,取经徐行渐有

①

同于杨万里,他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尽管这一步没有杨万里那样巨大,但是在诗歌史上已经是难能可贵。

钱先生指出陆游诗歌在题材、内容或主题上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陆游近万首诗歌,其题材不限于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题材在《剑南诗稿》中的确表现得最为突出。钱先生显然不太欣赏陆游第一个方面的诗歌,其主要原因是“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

),无多佳什,求如文集二十八字(指《示儿》

《书贾充传后》一篇之平实者少矣。”陆游“爱国诗”中表现出过多的对个人建功立业的向往,以至于“功名之念”过于强烈,压倒或掩盖了其爱国情怀。因此,其“爱国诗”远不如杜甫忠君爱国诗歌那样“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甚至不如他自己的文章那样“平实”。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里对此有更为详细精彩的补充说明:“放翁谈兵,气粗言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概。顾乃丁宁反复,看镜而频叹勋业,抚髀而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殆庶孙吴、等侪颇牧者,则似不仅‘作态’,抑且‘作假’也。”补订中对其“危事而易言之”、“自负甚高,视事甚易”、“文士笔尖杀贼,书生纸上谈兵”更是列举集中大量诗句证实,且颇带讽刺意味。《谈艺录》对陆游爱国诗的缺点直言不讳,而他所总结的观点的确击中了陆游“爱国诗”的诗病。

50年代末,钱先生受到时风冲击,“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

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及其后,胡适、周作人等人直接将杨万里作为白话诗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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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他尽力从陆游爱国诗歌中寻找优点。在《宋诗选注》锦增华”、“与古为新”在陆游“写景叙事诗”中表现尤其突出。

钱先生还从陆游诗歌在宋元明清的接受历史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陆游诗歌最受元明清人欢迎的,也主要是其“写景叙事”之作,而非“爱国诗”:“这两个跟他(陆游)时代接近的人(指苏　、林景熙)注重他作品的第一个方面(指爱国主题)。然而,除了明代中期他很受冷落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个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元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人们都欣赏陆游的“第二个方面”———“流连光景‘和粹’的诗”,这除了接受的时代环境与接受的文化心理等方面因素之外,恐怕只能说明陆游这一方面的诗歌写得更好、更有魅力。

《谈艺录》还指出:“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这段话是对陆游诗歌上述两大方面题材内容的一个补充。“二痴事”中“好说梦”,说的大多是收复失地之梦,最能见出其“危事而易言之”特点。“二官腔”中的“匡救之略”也可划归“爱国诗”,其“矜诞无当”也一同其他次类的爱国诗。而“二痴事”中“好誉儿”,属于“日常生活”情事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陆游集中的确有不少寄儿、示儿之作,这些作品对诸儿疼爱有加,乃至褒扬不已,体现出陆游“天资和易”的性情以及真切的父爱。但是陆游的儿子却有负乃翁厚望,其中一子不仅仅是个“庸才”,甚至是个恶棍,“《吹剑录》外集载其子贪酷杀民烧屋等事”,这使得陆游的褒扬不免落空,且令人怀疑。“二官腔”中的“心性之学”,可算作是爱国诗的一个分支,但又有些特别,几乎可以从中独立出来。因为此类诗歌中,刻画出陆游“好正襟

中,钱先生回溯北宋初年以后的爱国诗篇写作状况,指出陆游与其他爱国诗篇不同之处是:“他们(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陆游爱国诗篇中把亲自作一个战士驰骋疆场的决心表达得“淋漓酣畅”,这是前人同类诗篇中少见而且表达不够痛快的,甚至是杜甫诗歌“缺少的境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陆游继承前人并有所开拓的“别开生面”的成就。另外,钱先生还指出“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这两个优点与《谈艺录》所云多少有些背离,或者说态度、语气有所不同,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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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下”学者的进退维谷。另一方面也看到即便是在“戒律”制约下,钱先生还能“别出心裁”,还有做学问的一丝不苟———仍然要找出大量的材料,仍然要通过比较得到切实可信的结论。钱先生1988年《模糊的铜镜》———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谈到这本书云:“它既没有鲜明的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爱好。”所以,这里与《谈艺录》有些差别的地方,透露出言不由衷的消息,但所言仍是大体有据。

对于陆游两大方面的创作,钱先生无疑认为陆游第一方面的艺术水平不如第二个方面,他确信陆游更“工于写景叙事”,而并不“工于”“爱国诗”。陆游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也是其写景叙事诗———“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美备妙具,沾丐后人者不浅”。这与建国后以至目前大多数人总是以爱国诗歌作为陆游最高成就的观点相背离。

钱先生把陆游的写景诗与杨万里同类诗作比危坐,讲唐虞孔孟,说论语孝经,诵典坟而附洙较,以说明两人各自特色,指出陆游善于“以入泗”的形象,与其爱国诗豪情奔放不同,与其写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善写景”、“如画景诗闲适细腻也不同,而是严肃正经,以至于图之工笔”,虽然不如杨万里那样“新鲜泼辣”、“酸腐可厌”。这一点主要是受到朱熹以及南宋道那样“创辟”,但是也很有特色,很有成就。“铺学盛行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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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歌从题材上看分两大类,由于他对两种题材的情感处理不同,也形成了两大类不同基调(或情调):爱国诗“悲愤激昂”,写景叙事(或日常生活)诗“闲适细腻”。这两种情调在《剑南诗稿》中并行不悖,展现了一个情感丰富、兴趣多面的陆游。

钱先生认为陆游诗歌创作的总体风格和特色是“工饬温润”、“流易工秀”、“不僻不奥,具休文之‘三易’”。尤其是陆游的五七律在写景叙事时,常常有近似晚唐人的“工细圆匀”;其七律在抒发吊古伤时爱国情怀时,模仿杜甫七律“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风格,也是“逸丽有余,

[2]118,115,121,124,174苍浑不足”。“流易”、“工饬”、“秀”乃至“丽”(包括温润)是陆游诗歌最大特色。然而除了“流易”(流畅平易)之外,当代大多数人忽略了其余的两方面,而钱先生对这两方面论述很深入。

陆游诗歌之“工饬”,主要表现在对偶上。钱先生指出:陆游诗歌最擅胜场的是其对偶的工妙———“比偶组对之妙,冠冕两宋”,这是对陆游的最高评价。两宋工于对偶的诗人很多,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对佳联,但是陆游却能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他们,在“比偶组对”方面独擅胜场,这十分难得。钱先生认为这并非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宋诗选注》云:“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陆游对偶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成语见长”,既能显示出广博的学问,又能见出巧妙的组织才能,所谓“美具难并”。因此清人才特别喜欢在陆游诗歌中摘取佳联,如“《瓯北诗话》摘放翁佳联,分为使事、写怀、写景三类”。“像旧社会里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六日摘陆游句:‘此等数百十联皆宜于楹帖’”。这恐怕是陆游生前所始料未及的。

陆游的“秀”、“丽”,是指其有“藻绘”“组绣”之功。陆游自叙作诗经历云:“我初学诗日,

[3]1076

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欲窥弘大。”当他中年意识到“组绣纷纷衒女工,诗家于此欲

[5]314

途穷”时,就下决心改变早年的“藻绘”,但是彻底改变早年的习气是很困难的,因此,陆游

中年以后的作品仍没有全然去除掉“藻绘”与“组绣”,只是减轻了“藻绘”与“组绣”的程度,变成“秀”、“丽”了。钱先生又做了一点补充,认为陆游也有一些“朴质清空的作品”,但这类作品并非陆游诗歌的主流。陆游从主观上非常推崇“朴质清空”的风格(或者说“朴质清空”是陆游的诗歌理想),钱先生指出,陆游在古代诗人中最推崇的是与他风格截然相反的梅尧臣:“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仿作称道偏为古质之梅宛陵。……抑自病其诗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宋诗选注》也说陆游“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但是由于早年的积习,以及陆游的个性与梅尧臣非常不同,因而陆游的诗歌风格与梅尧臣几乎是相反的。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效果与其审美理想常常是有矛盾的。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根据陆游的审美追求,就断定陆游中年以后的诗歌已经做到“朴质清空”,这无疑是将诗人的追求与效果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地等同起来了。

不仅是创作效果与创作理想(或理念)有矛盾,陆游诗歌所表达的思想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或多或少有冲突甚至矛盾之处。陆游诗歌继承了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喜欢在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钱先生综合考察了其见解与观点,却发现陆游的思想或观点经常矛盾百出:“诗中议论,亦复同病(指相犯)。好正襟危坐,讲唐虞孔孟,说论语孝经,诵典坟而附洙泗,攘斥佛老百家,谓为淫词异端,至以步兵非礼法为可诛,以宣尼推老子为虚妄,而丹灶道室,尺宅寸田,言之津津。谓辟佛可笑,如愚公移山;谓老子只言清净,丹经丹方皆糟粕无用;而又曰:‘人间事事皆须命,惟有神仙可自求’,‘子有金

[2]128,453-454丹炼即成,人人各自具长生’。”儒释道三方思想,在陆游的诗歌里并没有得到有机融合,而表现得非常冲突,可见陆游并非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只是一个兼容并蓄了各种思想而又不免矛盾的诗人。

此外,陆游在论诗论文还有论政事以至立身行事等方面,都不乏矛盾之处,如他“颇效法晚

[3]173[2]123-125

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就是其论诗矛盾的表现之一。钱先生对其矛盾之处列举了不少例证,并认为产生如此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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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文,好为大言,正如其论政事耳,……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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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快口扬己,亦似违心阿世”———与陆游豪爽外露的个性以及有点媚俗的心态有关。然而,无论有多少矛盾,陆游都不失为一个有真性情的诗人:“放翁一时兴到,越世高谈,不独说诗。自语相违,浑然不觉,慨然不惜,粗疏而益妩媚矣。”陆游并非严谨到滴水不漏的道学家,正是因为他常常有“一时兴到,越世高谈”的冲动与表现,才会成为诗人。因此,各种矛盾集中到一起,显露出陆游诗歌及其个性“粗疏”的一面,同时也使陆游作为诗人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钱先生还从陆游的性格出发,论述陆游的创作:“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殆夺于外象,而颇阙内景者乎。”陆游不属于善于内省、思虑深沉的内向型诗人,因此他的诗歌并不以思想深刻周密、表达沉着冷静见长,而是以外向型的“写景叙事”取胜。他的诗歌情感外露,痛快淋漓,与“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典型“宋调”颇为不同。钱先生从陆游自述其顿悟诗法的诗句入手,指出“自羯鼓手疾、琵琶弦急而悟诗法,大可著眼。二者太豪太捷,略欠　蓄顿挫,渔阳之掺,浔阳之弹,似不尽如是。若磬笛琴笙,声幽韵曼,引绪荡气,放翁诗境中,宜不常逢矣”。陆游诗歌如同快节奏敲击、弹奏的羯鼓琵琶声,豪放便捷,而缺少传统审美情趣中最为看重的“磬笛琴笙”之音。“太豪太捷”之病,在陆游爱国诗中表现最为明显。

作品常常有句无篇,不够精细完美。

从以上的大体概括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钱先生的陆游研究是非常全面而深入的,使我们了解到陆游诗歌的各个方面,并且纠正了单凭几首代表作或者片面介绍而引起的一些误解。

由此我们还了解到:钱先生有他自己一整套完整、明确而且高超的诗歌评价与审美标准,这个标准是当前许多不太熟悉与理解古代诗歌的诗评家以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最为缺乏的。因为有了这套标准,钱先生又通过深入“文心”,才能对古代诗人的风格、特色、成就、优点缺点、继承与创新、地位等等的界定和评说,不但言之有据,而且下语十分有分寸、精确恰当。当然,根据个人主观的审美标准所作的评判,能否得到大众的接受,还要看这个标准是否客观。钱先生对诗歌当然有浓厚的个人兴趣,但是他在评判诗歌时,则很少以兴趣影响理性。例如从个人兴趣上讲,钱先生似乎更欣赏杨万里,但个人爱憎并没有影响他的评判标准,他指出杨万里有长处但也同样有缺点:“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

[1]162

的作品。”谈到任何一个作家,钱先生都能客观地指出其优劣与高低,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标准虽然是个人的、主观的,但更是客观的、普遍

钱先生用大量诗句论证了陆游诗“太工巧”、的,能够令人信服的。虽然他说“我个人学识上

[4]

“不无蹈袭之嫌”、“不免轻滑之病”、“欲以学力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但他的为太白飞仙语”却“失之易尽”等等缺点,指“缺陷与褊狭”无疑比普通研究者少得多。出:“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尟变化。古来大更重要的是,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皆屡用不一用,几乎自作应声之虫。似先组织对仗,然后拆补完篇,遂失检点。虽以才大思巧,善于泯迹藏拙,而凑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杂沓,两联之内,典实丛叠,于首击尾应、尺接寸附之旨,相去甚远。文气不接,字面相犯。……其制题之宽泛因袭,千篇一律,

[2]125-128

正以非如此不能安插佳联耳。”陆游存诗为两宋诗人之冠,作品水平不免良莠不齐,而贪多又使其诗歌在“心思句法”上大量重复,加上个性中的“粗疏”以及追求佳句的偏好,使他的

法:他的每一个结论或评述,都旁征博引大量的诗句或事实来证明,使人信服;不仅如此,他还找出许多参照体来作比较,譬如将陆游与杨万里、杜甫、欧阳修以及大量的晚唐诗人诗句作比较,几乎每个论点都是通过多方细致比较才得到,使微小的差别在大量细致的比较中显见出来,更使人不仅叹服,甚至叹为观止。

钱先生常用的研究方法并不奇特新异,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与观点却令人耳目一新、心服口服,由此可见,研究方法并非学术研究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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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者的见识、才学、根底才是研究的关键。

之所以称钱先生的研究是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就是因为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而排除与“作品”和“文学性”无关的因素。他的研究,与其他人从社会学、文献学、史学、文化学等等角度入手研究文学不同,与以文学作品去论证社会学、文献学、史学、文化学等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同,是真正的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

这种文学本位研究,建立在对其他各种社会科学的广泛了解之上,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细致阅读、熟练把握、博闻强记的基础之上,尤其建立在深入理解作家的“文心”、娴熟掌握文学的

“文学性”之上,对于钱先生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事,但对目前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太高难了。因此这个范例,才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理想或目标。

[参考文献][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陆游.剑南诗稿[A].陆放翁全集[M].北京:中

国书店,1986.

[4]钱钟书.模糊的铜镜[A].钱钟书论学文选[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60.

[5]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QianZhongshu’sResearchonLuYou’sPoetry

LΒXiaohuan

(ChineseDepartment,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

Abstract:InArtofPoetry,NotesonSelectionsofSongPoetry,andBookofMyLimitedOb2

servations,QianZhongshumadepreciseevaluationsonLuYou’spoetryabouthisachievements,styl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ThesecommentsinspiredotherresearcherstostudyLuYoumuchmoredeeply.Mr.QianstudiedLuYouandotherpoetswithdemonstrativeandcomparativemethods.Thesemethodswerenotfresh,buteducedconvictiveandunexpectedconclusions.Whenstudyingpoets,Mr.Qiangavehisattentiontothepoets’worksandtheliteraturenatureoftheworks.Hisresearchwastotallybasedonliterature,andhehassetagoodexampleforsimon2purelit2eratureresearch.

Keywords:QianZhongshu;LuYou’spoetry;literariness

(责任编辑:龙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