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作者：张乐慧

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23期

摘要：梁漱溟以意欲的不同走向为标准，区分了文化的三种路向，分别对应着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本文将从“文化三路向说”的产生背景、哲学渊源、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作用进行探析。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三路向”;启示 一、“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背景

“文化三路向说”的提出不仅与梁漱溟的个人经历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的繁荣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谋得一席之地，是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关键。 （一）个人经历

梁漱溟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梁济是光绪间举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对诗词仁义等传统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在其青年时代，康有为与梁启超发起的改良运动，对梁漱溟影响颇大，在他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情愫。因而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漱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但是社会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以及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使其心情抑郁、精神苦闷，便决定潜心修佛、净化自身。但是之后其父因觉“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而投湖自尽，此举唤醒了沉迷于虚幻佛境中的梁漱溟，使其觉悟父亲的良苦用心以及自己身上肩负的复兴民族的重责，因而放弃了对佛学文化的研究转而开始了儒家文化的研究，处事态度由“出世”转为“入世”，并立志为华夏民族的发展贡献其微小的力量。梁漱溟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四岁开始至十九岁，这一时期他的父亲对他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自1912年至1921年，大概从二十岁至二十八九岁，他潜心佛教文化研究并一度想要出家;第三个阶段便是从他二十九岁直至他去世，他一直研究并捍卫着儒家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而其思想的转变过程与其“文化三路向”极其相似，第一阶段其从西方的功利主义向印度的出世主义转变，第二阶段其从印度出世主义向儒家入世主义思想转变。文化三路向中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正好对应着梁漱溟不同时期的主导思想。因此“文化三路向说”也是其人生的缩影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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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文明的传入，使得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直奔走在解决民族危机的道路上，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自强图存运动的失败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的深入探究，他们从根本上意识到，单纯的模仿西方的器物是解决不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上和武器上的，而是在根本的社会制度上以及更深层的文化差异上的。随后便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其彻底地反封建反帝性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斗争武器、新的伦理、新的道德。”（1）但是新文化运动很快遭到文化保守派的反对，激进派与保守派陷入了是否应全盘西化的争论中，在激烈争论氛围影响下，梁漱溟看到中华民族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其从民族文化意识出发，既保持着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价值的尊重，同时，作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思维，对西方文化也持有包容的态度。在此背景之下，梁漱溟开始了文化研究，并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三种路向，通过对三种不同路向的比较，旨在博采众长，传播中国文化，正如其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言的那样：“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为狠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2）足以见得，梁漱溟自觉身上肩负着时民族文化世界化的重任。 二、“文化三路向说”的哲学渊源及具体内涵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是将儒家思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佛教哲学相结合，以意欲为核心，详细分析判断了中国、西方、印度三种文化的特点，即中国是“意欲调和、持中”，西方是“意欲向前”，印度是“意欲转身向后”。 （一）哲学渊源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儒家思想中的“仁”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仁”是中国儒家哲学的核心与本质，也是成人的终极目标，人只有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之后，才能遵循自然的规则，顺其自然的生活，如此生命的价值得以彰显，人生才将是快乐自由的人生。梁漱溟将孔子的人生哲学归纳为：绝对的乐。这种绝对的乐是人从内心活动中自觉获取的快乐，因而他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绝对的乐传向世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提供了思想的核心，生命派哲学将生命奋进视为中心，只有生命才是唯一的实体，生命不断地在时间中向前发展，而生命的向前发展来自于人内心的欲望。梁漱溟吸收了生命哲学“欲望”的观点，用意欲来定义生活，用生活来说明文化，认为文化是意欲的满足方式;佛家学说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提供了思想依据，梁漱溟研究佛学是他对功利主义思想完全放弃后一种逃避现实的思想状况下开始的。因而佛教思想是他早年思想的全部，他专注与佛学中苦与乐的研究，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和净化。在中、西、印三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中将西方不断求知的理智法与印度现量的求知法进行提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直接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他的三种文化类型求知方法，即理智、直觉与现量。为其“文化三路向说”说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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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内容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何为文化，二是中西印文化的走向问题。对于文化的定义，梁漱溟在其书中指出：“文化不过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3）文化是对生活的提炼，它涉及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生活。因而文化的问题就应该归结为生活的问题。生活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意欲或欲望，人们怎么去生活是由人们自身的意欲所决定的。人们在不断满足自身意欲的过程中完成了生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三种路向：第一种是本來的路向，即意欲向前的，对应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是意欲向前的，在于其有三大异采，即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之异采以及德谟克拉西的异采，这三种异采共同的特点是向前奋进的。西方的文化是由“文艺复兴”开辟而来，“复兴”就有开拓向前之意并且西方文化提倡现世幸福，现世的幸福就是要向前追寻;第二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这是意欲调和，对应的是中国文化。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态度而为与自然融洽游乐;第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意欲向后，对应的便是印度文化。印度的宗教造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他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随遇而安，他是努力地解脱这个生活，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印度文化以转身向后为根本精神，他们遇到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取消问题，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看做是超然处事的态度。西方、中国、印度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背景，因此其文化发展也将呈现不同的特点。“文化三路向说”的提出，是为了明了每一种文化发展路向的优缺点，旨在为中国民族、文化危机的解决寻找合适的路径。 三、“文化三路向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提出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在“逆潮流而行”，但是他与保守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就人类文化发展本身而论，西方文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固然有其价值，科学与民主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条件承认，如果旧派是在这种意义上反对新化，‘只能表示不赞成’。”（4）梁漱溟承认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优秀部分，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一味求向前发展的西方文化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譬如西方的对外殖民政策，以及机器化大生产阶段，技术理性的发展，压抑了人性，缺失了人文关怀，使得西方的文化多了些冷漠，少了些温情。所以中国的文化危机不是全盘西化能够解决的。在此基础上，梁漱溟明确中国要发展本国的文化，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此即自省。中国文化“生了病”，得先在自身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其次要了解本国文化与别国文化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物质层面的差距，而是对于“意欲”处理方式的差异，此即观他。观他的关键在于“为我所用”，而不是“拿来主义”。中国想要追上西方，必然会循着西方的路径向前，而本國传统文化会因涉猎未知领域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需要我们适当地借鉴他国的优秀文化，提高本国文化实力，寻求本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方能解决文化危机。

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仍然要结合“自省”与“观他”两方面，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优势，我国的传统文化包含着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历史积淀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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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增强我国各族人民凝聚力，维系各族人民感情的纽带，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我们既要肩负着弘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要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同时紧跟时代的潮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有选择的借鉴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只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创新、不断的扬弃，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胡军，《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解析》，《大连大学报》，2009年第五期，第2页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第66页 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