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尔扎克与现代主义

浅析巴尔扎克与现代主义

作者：李 维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04期

作者简介：李维（1984--），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4-0124-01

巴尔扎克，19世纪法国和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系列小说巨著《人间喜剧》不仅全面、生动、真实、深刻地反映和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生活，还形象、深刻、多层次地展现了人性的畸变和无理性，极力地描写了恶的强大及人对恶的崇拜与恐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商品经济下人类社会发展旅程的悖谬，开启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 在巴尔扎克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的《高老头》中，让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高老头的父爱。人们都把高老头当成呼吁亲情、呼唤人性回归的道德楷模加以热情歌颂，其实我们都忽略高老头自身，忽略了他作为人的生存状态。高老头的父爱成为众多父爱中的独特风景，有着其罕见的特殊性：极度的溺爱，无以复加的溺爱，甚至可以说是荒唐丑陋的溺爱。“车子来的时候，我的心跳起来了，看她们穿扮那么漂亮，我多高兴。她们顺便对我一笑，噢，那就像天上照下一道美丽的阳光，把世界镀了金。”“有一晚我等到清晨三点，才看到两天没见面的娜齐，我快活得几乎晕过去！”“挨着她的裙子，跟着她的脚步，沾到她的暖气，多舒服啊！”乍一读恐怕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痴情的情人处于热恋中的倾诉，意中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令他欣喜不已，但其实是高老头那超出常理的父爱达到难以理解的地步。他对女儿的爱，在激情的膨胀下已经被扭曲，变成了一种痴迷的溺爱，父爱——这种天赋的人性，在高老头那已反常态，而巴尔扎克正是对这种反常态下的人性作了深入考察。高老头不仅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终身年金和结婚纪念品，都拿出来满足两个女儿奢华、荒唐的需求，而且在女儿将其撵出家门后，他还把晚上躲在街角“看女儿们出门上跳舞会”和听拉斯蒂涅讲述女儿的情况当作最大的“享福”。高老头的这种极端，近乎自我虐待的“享受”，反衬出他已扭曲变异的心理，想要得到女儿关心的强烈欲望使他失去了理性，无法正视自己父亲的角色，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灵魂，成了自我感情的奴隶。高老头充满父爱的人性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在精神中扭曲变形。 在高老头即将辞世时，他在悲愤中喊出：“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或许，我们从高老头的悲愤、凄凉中，看到女儿们丑陋的人性，以金钱作为她们侍奉父亲的杠杆，金钱对人性的物化让人震惊。但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高老头，他从开始直至生命终结，一直是用金钱作纽带系牢两个女儿的感情线，从小就让她们学过奢华的生活，女儿长大后，更是不惜高额陪嫁，力助她们攀龙附凤。女儿们被金钱所物化的程度或许出乎高老头的意料，高老头作为一个封建宗法式的父亲有着其传统的美德，对家庭充满温情，至诚至真。但作为一个商业资产暴发户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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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也不免受到金钱的异化，确信金钱的巨大能量，所以他采取了用金钱获得女儿的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高老头期盼获得人间亲情，尽享天伦，但却采用了最不能获得亲情的资本购买方式。在渴望亲情与失落亲情，在宗法制“父爱”与资产阶级惟利是图观念的冲突下，高老头成了人类文明路上一个精神分裂、人性畸变、丧失理性与自我的牺牲品。他企图用资本方式获得封建主义家庭温情的美好愿望只能在人性悖谬中走向灭亡。

而在《高老头》中，另一个让人瞠目结舌，也被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的得意创造，称为“一首恶魔的诗”的伏脱冷却正是资本主义惟利是图观念下的精英，他用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很好的地诠释了这个社会，用自己“敢作敢为”的实际行动很好地适应了这个社会，从再逃苦役犯摇身变成了巴黎秘密警察厅厅长。

伏脱冷在《人间喜剧》的多部小说中出现，在《高老头》中他尚未得势，是在逃苦役犯，也可以说是充满邪恶的机智的政客和野心家。一方面他看透了法国社会的黑幕和本质，成为批判社会罪恶的代言人：“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和堕落”，人人都是浑身污泥，只不过坐在车上的被成为“正人君子”，自己搬着两条腿走路的则是“小人流氓”；另一方面他又是这种社会丑恶和人性异化的制造者和推动者，他策划谋杀富家公子，又计划去当奴隶贩子，教唆拉斯蒂涅“要作乐就不要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只要你“成了百万先生，人人都会敬若神明”。伏脱冷痛斥的对象成为他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其反抗社会并不是为了正义，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而是纯出于个人角度，为满足一己私欲、填充个人野心。伏脱冷的睿智让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人人成其奴隶，为了更多地占有金钱，过上奢华的生活，人们可以模糊是非的概念，忽略善恶的区别。道德已被践踏，发生了异变，邪恶成为了人们往上爬的垫脚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极力的描绘了这种的恶，赋予了伏脱冷充沛的精力、超人的智慧和强健的体魄，把他塑造成了时代的“英雄”，声称“要跟政府、法院、宪兵、预算作对，把它们一起搅得落花流水”。最终，伏脱冷当上了秘密警察厅的厅长，一个惟利是图，不讲法律、不讲道德的邪恶享乐主义者，竟成了社会治安和秩序的维护者，让人觉得荒谬。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伏脱冷——这位金钱英雄给予了赞颂，肯定了他的作恶和私欲在其攫取金钱和权利途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映照出整个社会已成了私欲和邪恶的竞技场，而被金钱和情欲所充斥的邪恶人性却在推动着历史前进。这是个可怕的历程，邪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让人不寒而栗。在金钱时代，曾经的善良人性，已经被毁灭，人性恶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私欲更有了不可抗拒性。社会生产越发展，人的私欲越强，人性被物化的速度越快，人类在人性失落的代价中所造就的新的文明，也成了人类生存悖谬的深层显现。 巴尔扎克唱给没落贵族的那“一曲无尽的挽歌”，也唱响了表现人类异化、人性失落的现代主义文学。如《变形记》中从人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他的变形诉说着“高老头”似的精神裂变和丧失自我；《喧哗与骚动》里的杰生再现了高老头女儿们的冷漠无情和为金钱异化的人性失落；《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尤索林便接续了巴尔扎克的“反英雄”描写。我们在用现实主义文学光环照耀巴尔扎克时，也不能忘记其现代主义文学导师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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