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析论说文的说理艺术

例析论说文的说理艺术

作者：王贞纯

来源：《语文建设》2014年第09期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说明某个道理，往往讲究说话艺术，话说得人情人理，对方易于接受。这是口语。同理，书面语，写论说文也无非是要论述某个道理，使人信服并乐于接受，故论说文也是一种说理的艺术。写论说文固然必须有正确鲜明的观点和确凿有力的论据，但同样不能忽视说理的艺术，否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理的艺术博大精深，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谈些看法。

一、有虚有实，深入浅出

人们头脑里对某个事物的见解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得来的，那么要说明这个道理，也离不开一定的具体事物。写论说文固然要借助于逻辑推理，但若能具体而形象地说明道理，则更易让人接受。摆事实、讲故事、打比方等方法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们能显而易见地揭示出论据与论点的关系，无须多费笔墨就能使读者理解其中的道理。

我们常说，对敌人绝不能宽恕仁慈，这是人们从许多血淋淋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用王金发释放了杀害秋瑾的谋主而自己终于亦为那谋主所害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先秦诸子多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它们虽属虚构，但实质上表现了人们对社会现象或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的真理。例如，以“刻舟求剑”说明社会客观形势已变而犹死守古代先王法制不变的做法是何等荒谬可笑；“佝偻者承蜩”的故事，说明高明技巧来自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刻苦锻炼的道理，使人很受启发。

即使是抽象深奥的道理，也完全可以用浅显明白、生动具体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这是因为许多深刻的道理，都是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得来的。作者是真正深切地领悟了其中道理，因此在构思时能“深入”，在写作时又能通过具体事例或运用比喻、类比等方式，或借助寓言故事等手段来说明道理；也可以说，作者是在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和感性知识的同时，来诱导读者进行推理、判断的，因此也就能够做到“浅出”，从而使读者容易领悟。 二、有叙有议，入情入理

一个明确的论点最后形成，往往是作者对事物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是作者不断地从感性认识提高到了理性认识的结果，因此，要使最后的结论让读者理解、信服，有时不能简单地靠举一两个例子或打个比方、讲个故事就能达到目的，而需要对事物做细致的分析，边叙边议，把理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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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事与理总是互为表里的，理寓于事，事体现理。边叙述、边分析、边议论的方法，往往有助于读者跟着作者一起去经历揭示事理得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很容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结论。古代不少论说文都有这样的优点，如晁错的《论贵粟疏》、贾谊的《论积贮疏》、苏洵的《六国论》等，读来总使人感到有血有肉，人情人理，而不是干巴巴的，读来味同嚼蜡。 我们写论说文分析事例、阐述观点，固然要重视逻辑性，但文章的逻辑性也不能离开情理。只有人情人理，人们才乐于接受。不然，即使写得才气横溢，振振有词，也未必能使读者心悦诚服。比如“重文轻理”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文章，读来读去人们仍不明白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文”和“理”的关系。而《“文”“理”议》这篇文章就谈得使人信服。文章先从历史发展的情况举例来谈，再从学文化的角度来说明“理”固然重要，但“文”却是“理”的基础，比如某甲的语文基础好，不论阅读专业书还是写科研报告都又快又好，而某乙缺乏读写训练，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很差，连一份简单报告都不会写。最后自然得出结论：应当重“理”，不可轻“文”，“理”和“文”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读者也会感到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对个人学习来说，“文”和“理”都是不可分的，重“理”轻“文”，其结果必然是“文”学不好，“理”也会受到限制。 论说文既是为了使读者接受文章的观点，那么就应该使读者对文章所说的道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因此，对有些一时不易讲清的道理，一定要根据实际细细分析，边叙边议，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把寓于事物中的道理揭示出来，使人感到“这话说得在理”。这样人们对文章所说的道理，不仅容易领悟，而且乐于接受。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文章，所以使人反感，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事实，违反情理，这样的文章是难以立足的。 三、波澜起伏，气势磅礴

记叙文要有波澜，论说文亦然。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复杂纷纭、曲折多变的，记叙文的波澜正是事物这种本来面貌在文中的反映，论说文的波澜也就是这些事物的大道理与小道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表现，也正因为有些道理较为复杂、深奥，往往不易说清、为人接受，因此不得不采用迂回曲折、逐层深入的办法。

孟子的文章所以有雄辩的力量，就因为他善于根据事物的复杂情况和掌握对方思想上的矛盾发展，或从正面，或从反面，或从侧面，或运用比喻，逐步深入地把理讲透，行文也就显得波澜起伏，极有气势。例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旨在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本在于有不忍之心，在于推行仁政，而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当齐宣王问及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却撇开话题，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并以“莫之能御也”引起齐王的兴趣。然后趁势引出齐王曾以羊易牛衅钟的事情，并肯定了王思想矛盾中的积极因素：“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但随即又来一个反问：“王若隐其无罪而就地死，则牛羊何择焉？”一纵一擒，文章顿生波澜，弄得齐王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笑着说：“是诚何心哉？”不意孟子忽来一番安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说得王心里喜滋滋的，却无法解释：“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可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他，却宕开一笔，以“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以及“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一连串比喻，说明王之不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从而启发对方思考：“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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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明知齐王之不能推恩是为大欲所蔽，却故意不戳穿他，而从侧面设问激发他：是为了兴甲兵向诸侯挑衅吗？是为了声色娱乐吗？逼得齐王矢口否认。于是孟子立即接过话头：“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但刚说出齐王的心事，随即就做出了使他绝望的论断：“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说得齐王不禁惊异起来：“若是其甚与？”这时孟子可不宽慰他了，而是进一步以险语动摇他：“殆有甚焉……”正当齐王惶恐不安时，孟子趁势指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同样道理，齐亦不可能独霸天下；反过来，如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其若是，孰能御之”。这样从反正两面将霸、王两种不同做法的利害得失讲清楚，使齐王不能不心服口服，积极请教。至此，孟子才畅叙己见，说出制民之产的理由与措施。

当然，波澜曲折也不仅是技巧问题，而常常是为内容所决定的。有时，文章的中心论点虽很明确集中，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说明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化。

论说文的波澜有时也是作者本身的感情脉络的反映。只有当作者对所论事物深为感动时，才能理直气壮，议论横生，从而使读者的思想感情也不知不觉随着作者的情绪起伏变化，或忧心忡忡，或怒不可遏，或莞尔而笑，或拍手称快，或会意心头时接受了作者的观点。毛泽东的文章在论述到感情激动处，也往往会出现诗一般的奇句。如在《论联合政府》中，既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地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样气壮山河的句子，又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样哀思深沉的语言，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发人深思。在论说文中，说理与抒情结合，往往可以相得益彰，使文章不但能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人，收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