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民本思想

刘慧娟

（--大学 --学院 城市 邮编）

【摘要】本文

【关键词】民本思想 古代演变 近代发展 当代创新

1引言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但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统治阶级从本身利益出发，因而成为其剥削、统治、压迫百姓的巧妙手段和工具。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深刻把握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抛弃糟粕，吸其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实现了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2中国民本思想的古代演变

2.1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尚书·泰誓》）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 2.2孔子的仁爱学说

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孔子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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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其弟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 2.3孟子仁政王道思想

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滕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怀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4贾谊的礼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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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主张以民为本，重视民心。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他高度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非常珍惜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局面。民本观念在贾谊看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民之为本便体现为这里所说的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用礼义来教化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百姓。

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既然为政的实质在于教化，那么，为政者个人的品质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为政者实际以他个人的品质展现了理想生活的典范，使百姓有所依循，因此，贾谊说道：“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大政》）因而，儒家理解的无为而治实质上乃德治，为政者必须有德者居之，必须当其位，百姓才能如众星拱之，榜样的力量实在是无穷的。最后，贾谊说道：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为政者又要尊重民意，“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因此，要以百姓之意见来选贤任能，贾谊说道，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大政》）在贾谊看来，以德教民强调人的自觉性，包含了对人的起码的尊重，对士人要以礼敬，对百姓要以恩爱，方能得到士民的亲近，士民方能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国家方能得到长治久安。儒家在中国历久不衰的地位特别是与它对民众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也正由于此，铸造了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大一统盛运。

贾谊以民为本的主张是有所发展的。比如，贾谊特别强调爱民和富民。他认为，“德莫高于博爱人”（《修政语上》），“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尤其是《谕诚》中“汤去掉网之三面”和《连语》中“纣为民众所痛恨”的内容，更是突出了行仁政、爱民众的重要性。他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施仁政、爱百姓，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只有像汤那样“网开三面”，才能深得人心。相反，如果步纣后尘，背道弃义，与民为仇，结局就极其可悲。贾谊非常重视富民的问题，曾引用周成王的话，强调圣王执政就是要保证民众生活富裕（《修政语下》）。他在《大政上》里主张“与民以福”、“与民以财”，又在《论积贮疏》里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可以为富安天下”。他还在《连语》里谈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使民众生活下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只有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相反，如果民众不富足，就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5隋唐时期的民本思想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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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唐朝的开国元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贞观初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唉腹，腹饱而身毙。”同时他还经常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戒激励自已和群臣。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国君与百姓之间存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他还深倩古人所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辑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的民本思想，正是反映在他对君民夫系的这种认识上，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天予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2.6宋元明及清初的民本思想

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他们严厉谴责专制政治的自私与暴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张载在《西铭》中也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窿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唐甄的抨击更激烈:“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还说道：“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尤为可贵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者一方面呼唤能够自觉尽“兴天下公利”之义务的明君,另一方面,强调用制度来扼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把诠释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这就是说，民众即天，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以民为本”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黄宗羲认为,秦汉以来的法制都是为了保护君王的私利而设立的,它陷万民于严酷的法网,也束缚了贤能者施政,是“非法之法”。惟有真正的法(原法),是为谋求人民的福祉而设立的。为此,他还设计了一个包括民选、议政、弹劾、罢免在内的新制度蓝图。从他的制度设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把对君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而且,这种权力制衡不仅仅是重相权一类的统治者内部权力分工关系,还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得“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其中包含着对作为权利之要素的力量与能力的倚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近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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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执政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民众的仆役，“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为天下之人主”。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仅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

与民休息的帝王，也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首先，民本思想虽然期盼、仰望圣君贤相“为民”作主，但“仁政”只是幌子，而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其次，民本思想要求执政者“爱民如子”，明君与清官只要关切民生，就被视为“君父”、“父母官”，骨子里流露的是官尊民卑的观念。再次，在古人那里，亲民重民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人民被认为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因而贵民、重民就被统治者视为“驭民”、“治民”之术。这些都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消极一面。

3中国民本思想的近代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

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以民为本”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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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梁启超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陈顾远从“政理”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洗涤政治污弊、造就中华政制类型的作用。他说:“中国的民主政制不过民国以来的事,倘追溯往古数千年的史实,也无非演变在神权与君主政制中,然而在其政制上,虽为神权而非永为巫觋政治,虽为君主而非即是独裁政治,这就是因为在政理上有一个民本思想巨流,冲洗了实际政治可能发生的弊害,便和他族的神权或君主政制有其分野。”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

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孙中山主张“民权革命”,在他看来,民权主要是人民的力量。他说:“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76]他进一步解释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力图对民众作民权启蒙,亲自做起民权学步的“保姆”。[79]孙中山还对欧美的民权制度表示失望,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80]基于此,他对不同于代议制的俄国“人民独裁”政体颇感兴趣。他不愿步欧美之后尘,立志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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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陈独秀疾呼国人“最后之觉悟”,他十分强调民众作为主人的主动地位,认为,没有这个地位,一切权利都没有用。[82]李大钊提出“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建成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由联合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83]他还提出“立宪的民间”,号召青年到农村去,让农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

4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4.1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决策。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先行的思想资料予以融合、加工制作和升华为现实所用。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民以食为天”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君舟民水”到“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中国历史上民本观有某种内在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条原则从酝酿到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撷取了中国历史上有关先行思想资料，他不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作为他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以他毕生精力付诸实践。由民本思想派生的一个思想，就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孟子向梁惠王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荀子也提出“静兵息民，慈爱百姓”的思想，汉代晁错向汉文帝上疏，提出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我国历史上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他特别强调固本开源，并深化了墨翟“固本财足”的观点，在严厉批评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又尖锐批评那种不注意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只注意向人民索取钱财的错误作风。他批判继承了《管子》的“取于民有度”的思想，主张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毛泽东就提出：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这些都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思想养料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倡导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他先是主张“工农共和国”,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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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民主共和国”,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86]他还写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发挥宪政民主思想:“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87]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把人民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了比较:“除了作为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88]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89]

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里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宽泛的概念,它指的是活生生的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毛泽东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而且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张扬了民本思想里的权利要素。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底层民众以翻身求解放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古以来从“天道”、“天法”里所得不到的,但又从传统的天道人性观念里获得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于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论证。正是这样一种价值法则的支持,使得打土豪、分田地的贫苦农民“天王老子都不怕”,并衷心拥护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民主”引中国民本文化以为道统,采阶级斗争学说和权利观念以为政统,试图通过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中的每一分子都起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而形成自己的法统,从而建立和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这种民主,既要祛除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又要克服西方金元民主的流弊。遗憾的只是,由于价值法则方面缺乏对人的本质的深入分析和论证,尤其是价值法则、政治法则缺乏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法则来支持和运作,加之后来出现的理论混乱和政治动荡,内力充沛而雄浑的“人民民主”,要么因价值法则体系的混乱和疑虑而逐渐萎缩退化,要么因程序法则的薄弱和不济而冲决成“群众专政”、“大民主”。 4.2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重要位置,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思想。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判了古代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古代的“民为贵”、“民为上”、“民心不可违”等思想,把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清官体恤民生、为民请愿等千古传颂的言行,与当今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给予分析、概括、总结,从而提出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以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一生来说,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忠诚地履行其诺言,其深沉浓厚的民本意识,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的思想,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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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各项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他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不断地告诫全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离不开群众利益,是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群众利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只有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不会被人民抛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由此,邓小平在解释“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时说,“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并且要求“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反复强调,要大力“提倡和表彰”“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应取得最大的民主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和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各方面都具有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大的优越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无论党内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为确保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丰富而深邃,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主建设的根本指针。

着眼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上。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的利益所在。在他的经济理论中,邓小平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点,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992年初,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光辉真理相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法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现了飞跃。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在一个基本层次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纵观邓小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时代主题思想,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是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时,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正确指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法宝。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在衡量改革与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根本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增进,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社会生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才能“保证他们的体力、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发展生产力,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 4.3“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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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旗 帜 鲜 明 地 提 出 ， 中 国 共 产 党 必 须 始 终 代 表 中 国 最 广 大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 党 的 理 论 、 路 线 、 纲 领 、 方 针 、 政 策 和 各 项 工 作 ， 必 须 坚 持 把 人 民 群 众 的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出 发 点 和 归 宿 ， 充 分 发 挥 人 民 群 众 的 积 极 性 、 主 动 性 、 创 造 性 ， 在 社 会 不 断 发 展 进 步 的 基 础 上 ， 使 人 民 群 众 不 断 获 得 切 实 的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利 益 。 这 一 理 论 深 刻 地 体 现 了 我 们 党 亲 民 、 爱 民 、 为 民 的 根 本 立 场 ， 生 动 地 体 现 了 我 们 党 以 人 民 群 众 为 本 的 价 值 观 ， 是 中 国 当 代 的 民 本 思 想 ， 是 真 正 的 民 本 思 想 。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的 民 本 内 涵 集 中 体 现 为 一 句 话 ： “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 ” 。 这 句 话 质 朴 无 华 ， 但 闪 烁 着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真 理 之 光 ，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群 众 观 点 的 最 新 发 展 ，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以 民 为 本 的 本 质 表 现 。 胡 锦 涛 同 志 在 “ 七 一 ” 重 要 讲 话 中 强 调 指 出 ： “ 坚 持 立 党 为 公 、 执 政 为 民 ， 必 须 落 实 到 关 心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的 工 作 中 去 。 ” “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 。 凡 是 涉 及 群 众 的 切 身 利 益 和 实 际 困 难 的 事 情 ， 再 小 也 要 竭 尽 全 力 去 办 。 ” 历 史 是 人 民 群 众 创 造 的 ， 人 民 群 众 不 仅 是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 的 创 造 者 ， 而 且 是 社 会 变 革 的 决 定 力 量 。 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的 一 个 基 本 的 观 点 。 因 而 ， 是 否 自 觉 树 立 以 人 民 群 众 为 本 的 价 值 观 ， 做 到 亲 民 、 爱 民 、 为 民 ， 不 只 是 一 个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的 思 想 境 界 和 工 作 作 风 问 题 ， 更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根 本 态 度 问 题 ， 是 一 个 严 肃 的 政 治 问 题 。 把 群 众 观 点 、 群 众 路 线 当 作 最 根 本 的 政 治 观 点 ， 其 深 层 原 因 在 于 我 们 的 党 来 自 于 人 民 ， 植 根 于 人 民 ， 是 代 表 最 广 大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的 。 是 否 实 行 群 众 路 线 ， 能 否 以 民 为 本 ， 决 定 着 党 的 性 质 ， 政 权 的 性 质 。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同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邓 小 平 理 论 是 一 脉 相 承 而 又 与 时 俱 进 的 科 学 体 系 ， 既 坚 持 了 毛 泽 东 、 邓 小 平 同 志 所 坚 持 的 人 民 利 益 至 上 的 价 值 追 求 ， 又 结 合 新 的 时 代 条 件 ， 赋 予 了 这 一 价 值 观 更 为 深 刻 和 丰 富 的 时 代 内 涵 。 认 真 贯 彻 “ 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真 正 树 立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 的 观 念 ， 做 到 以 民 为 本 ， 切 实 做 好 “ 亲 民 、 爱 民 、 为 民 ” 是 关 键 。 亲 民 ， 即 体 察 民 情 ， 以 民 为 师 。 要 做 到 亲 民 ， 第 一 要 体 察 民 情 民 意 。 我 们 要 经 常 深 入 基 层 ， 了 解 群 众 呼 声 ， 关 心 群 众 冷 暖 ， 忧 民 之 忧 ， 乐 民 之 乐 ， 急 民 所 急 ， 与 群 众 心 心 相 印 ， 心 心 相 连 ； 要 经 常 到 艰 苦 的 地 方 去 ， 到 困 难 的 地 方 去 ， 到 问 题 较 多 的 地 方 去 ， 到 群 众 家 中 去 ， 真 正 弄 清 他 们 在 想 什 么 、 干 什 么 、 盼 什 么 、 怨 什 么 ， 对 党 委 、 政 府 有 什 么 要 求 和 建 议 。爱 民 ， 即 顺 乎 民 心 ， 以 民 为 本 。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 我 们 要 当 好 人 民 群 众 根 本 利 益 的 忠 实 代 表 ，正 确 实 施 决 策 ， 合 乎 民 心 。 要 以 人 民 群 众 “ 拥 护 不 拥 护 ， 答 应 不 答 应 ， 高 兴 不 高 兴 ” 作 为 我 们 想 问 题 、 办 事 情 、 作 决 策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做 到 谨 慎 决 策 、 科 学 决 策 、 民 主 决 策 。 正 确 选 人 用 人 ， 赢 得 民 心 。 在 大 家 最 关 心 的 选 拔 干 部 问 题 上 ， 坚 持 走 群 众 路 线 ， 避 免 考 核 单 一 化 ， 方 法 机 械 化 ， 内 容 片 面 化 ， 过 程 神 秘 化 现 象 。 领 导 干 部 尤 其 要 有 识 才 的 慧 眼 ， 用 才 的 气 魄 ， 爱 才 的 感 情 ， 聚 才 的 方 法 ， 知 人 善 任 ， 广 纳 群 贤 ， 真 正 使 那 些 德 才 兼 备 ， 群 众 拥 护 的 人 才 脱 颖 而 出 ， 得 以 重 用 。 改 进 工 作 方 法 ， 顺 乎 民 心 。 决 不 能 动 不 动 就 “ 来 硬 的 ， 讲 狠 的 ， 耍 蛮 的 ” ， 而 要 讲 求 工 作 艺 术 ， 善 于 用 说 服 的 方 法 ， 示 范 的 方 法 ， 服 务 的 方 法 来 推 动 和 开 展 工 作 。 保 持 清 正 廉 洁 ， 凝 聚 民 心 。 决 不 以 权 谋 私 ， 决 不 与 民 争 利 ， 始 终 保 持 共 产 党 人 清 正 廉 洁 的 本 色 ， 以 德 服 众 ， 以 德 率 众 ， 凝 聚 民 心 。 为 民 ， 即 爱 惜 民 力 ， 为 民 办 事 。 要 真 正 做 到 这 一 点 ， 务 必 在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苦 练 基 本 功 ： 爱 惜 民 力 ， 切 不 可 以 牺 牲 群 众 利 益 来 换 取 个 人 的 “ 功 绩 ” 。 服 务 于 民 。 要 始 终 把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作 为 自 己 从 政 、 执 政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努 力 把 实 事 办 好 、 好 事 办 实 。 发 展 富 民 。 通 过 我 们 的 工 作 ， 让 所 有 的 群 众 在 致 富 路 上 有 事 可 干 ， 有 钱 可 挣 ， 并 使 他 们 深 感 党 的 干 部 是 他 们 根 本 利 益 的 忠 实 代 表 。 维 护 民 利 。 就 是 要 牢 固 树 立 最 广 大 群 众 的 利 益 高 于 一 切 ， 群 众 根 本 利 益 不 可 侵 犯 的 思 想 ， 真 正 “ 实 现 好 、 维 护 好 和 发 展 好 ” 人 民 群 众 的 根 本 利 益 。

4.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高扬着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在我国现实社会，有物本位、官本位乃至神本位等非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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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新宪法在相关条文中写进了涉及公民具体利益和基本权利的内容，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上升为了国家意志。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选择，使“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长期没处理好的问题从理论与制度上得到了更好解决，使物本位、官本位发展观受到了严正驳斥，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登上了新的阶梯。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又叫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或人本发展观。人本即民生，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本义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手段，以人的生活条件来分析和解决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尊重人。

以人为本发展观更具有包容性。因为以人为本发展观所强调的“人”比“民”外延更广。“民”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即在政治和法律上有一定界限的“人民”。而“人”指全体社会成员，它不仅包括中国最广大人民，而且包括其他一切中国公民和在我国活动的外国公民。它不仅包括人民内部各群体，而且包括在我国活动的其他社会群体。这里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所有同时代人的发展，任何个体与群体要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发展为代价。它不仅包括中华民族，而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因为要实现以人为本，就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切实承担中华民族对人类共同发展应尽之责。它不仅包括当代人，而且包括子孙后代。因为要实现以人为本，就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需求，倡导与实现代际主体公平。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也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博大宽广的胸怀，更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并争取更多人心。 以人为本发展观比以民为本发展观更富有内涵。以人为本意味着：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性，明确把人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进一步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命运。因为，根据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理论，以人为本的“本”有三层基本含义：相对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它把人当作主体，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责任的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相对于人作为手段，它把人作为目的。以人为本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正当权利都应给予合理尊重；既要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共同性，又要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个性差异；对与人有关的事物，如自然、资源、环境等，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精神和理念，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 以人为本发展观更具有超越精神。以人为本是物本位的对立面，其本质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要重新审视人的发展，用人权、人文、教育、社会保障、人居环境、自然生态、城市化、信息化、就业率等指标来全面评价人的发展，对一切违背人性发展和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与超越；就要在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自然协调、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落实“五个统筹”，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

5 结语

【参考文献】1王景新. 乡村新性和最经济组织建设.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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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祖辉等. 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度透视.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年 第87页 3.李秉龙、薛兴利. 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36页 4.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年 第58页

5.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47页 6.石秀和等. 重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业经济导刊. 2004.10 第63页 7.何慧丽. 一个农民种植协会是怎样才能运作良好的. 载于中国农民组织建设.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 第213页 【致谢词】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史建民教授，及陈盛伟副教授和在读博士韩宏华，感谢他们在论文选题和写作上的指导。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初稿的润色修改，都浸润着他们的智慧，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但是由于我自己能力、精力和财力的限制，并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杨学成教授。在本科四年里，杨老师在学习上对我的谆谆教诲，在生活上给予我的关心帮助，使我受益终身、永生难忘。同时，我还要感谢我们班的导师——王家传教授，王老师在担任导师的两年中以及在我后来的考研中，给予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我还要对陈会英教授表示感谢，在她的课堂上，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

在此，我还要对我的同学房风文和白全民表示感谢，由于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期间阅读的书刊较多，在此向对于在文中吸取了其思想，但没有注明的农经学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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