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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世界文学”自歌德提出发展百年之后，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认同莫莱蒂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学体系”，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结合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构成了当今发展世界文学的阻力，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才是世界文学今后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世界文学；歌德；达姆罗什；发展阻力；霸权

　　歌德在1827年与艾克曼的一次对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念。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对话和流通的平台，各民族文学可以通过进入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是种理想模式，实际上严重忽视东方文学，超经典霸权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整个西方文学界。

　　直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世界文学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影响，莫莱蒂等人运用此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

　　莫莱蒂于2000年发表了《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他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体系，同为一体但不平等：有中心，有边缘(以及中间地带)在变动不居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受进化论的影响，莫莱蒂借用历史学家分析世界文化时使用的两个基本的认知比喻：树和波浪，来阐释世界文学扩散过程的两个基本规律。“树”沿用的是达尔文发明的系谱树形图，是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分枝，向外延展，解释了如何从统一到多样的过程；而“波浪”的比喻则是来自流体运动的特性：连续性和吞噬性，描述整体性忽视最初的多样性。他认为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构成的，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中不停摇摆，其结果必然是综合性的。即为詹姆逊所说的“妥协”。

　　卡萨诺瓦在打破全球文学市场的“中心―边缘”格局的努力中，与莫莱蒂是一致的。她在《作为世界的文学》(2005)一文中，认为存在一个扩展到世界规模的文学实体，即世界文学空间，它不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通过文学生产和流通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结构。世界文学的空间是不平等的，有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区分，而这个空间充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竞争，艾米丽阿普特2009年发表的《文学的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声援莫莱蒂学派“世界文学体系”口号的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历史学、经济学、地形学、拓扑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分别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发展进行对比、阐释，论证了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时提出的“生态系统”的主张，公开承认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光明前景：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区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创造性地将时空体与基因类型、历史与进化论、地形学与拓扑学、地图与谱系、媒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巨大风险：认知混合和肤浅的全球主义。

　　从以上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体现文化双向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举的文学观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世界文学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不是单一的文学模式，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历史性的呈现。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在此值得引述：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跨越时空与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种模式。

　　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旨在说明民族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两者同为一体(即在一个椭圆)，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学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质才能成为世界文学。

　　民族文学需要介质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与其他时空的读者发生主要联系，民族和世界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这些就是构成世界文学发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义，用自己的普遍标准抹杀他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进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体根据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价值，形成服务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劳伦斯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写到过现代日本小说的英译的事例。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出版商和评论家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对日本小说英译的“典律”，即便“日本读者未必有同感”①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日本人对此反应有些不冷不热，甚至《细雪》在20世纪40年代被军人政权中被查禁。但是，《细雪》在英语文化中大受欢迎，因为这种典律体现了“美国式的伤感情绪”，塑造了一个与战前穷兵黩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国度，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文化误读。通常，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主要是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特别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②

　　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从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状况在“伯恩海默报告”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都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通过后经典潮流获得了增值，巩固了他的市场份额。”③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由于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并且由于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与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他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为4%到7%。而中国在1892到1913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他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形式与本土的折衷、适应的结果” 。④

　　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一样，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单一的，往往相互交错，世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条件限制。

　　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现今全球化时代下又有诸多阻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困难，发展世界文学呢?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如今的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逐渐放眼全球，开阔学术视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反对经典与霸权，“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⑤打破主与从、强与弱、殖民与被殖民的等级观念，让权力中心的国家地区真正感受到边缘地区文学中蕴含的思想、情感。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可以采用翻译和比较研究。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两种价值取向间的交流、对话。巴西的“食人主义”、“贱民研究”、韦努蒂提倡的“抵抗式翻译”都是运用翻译的方法在反霸权过程中的有效尝试。由于一定的阻隔、距离，两种文本中必然存在差异，保留翻译中存在的差异，促使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取异，“在这种同与异的复杂矛盾运动中，寻求表层和深层的联系性”⑥，由此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